汤名晖：瓦格纳兵变对中国是机会还是课题?

    就在俄乌双边在军事与外交各方面胶着之际，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24日，以剽悍著称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Gruppa Vagnera)挥兵俄国境内的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na-Donu)，原先与俄国国防部台面下的矛盾终于演变为公开破裂。正当瓦格纳进军莫斯科，看似朝发夕至之际，却突然接受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的调停，一场看似瞬间反转俄罗斯政局与俄乌战争的兵变也暂时落幕。

一、佣兵团少有走上正途

    打从瓦格纳发兵之初，就注定无法成为红场的主人，欧洲历史上的佣兵团体，除了笃信天主教的瑞士佣兵外，少有正面的评价与结局。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纵横意大利地区的大佣兵团（Great Company）和白色军团（White Company）就是瓦格纳最好的前鉴。虽然历史与脉络不同，但是佣兵团重视经济和政治利益，对内举兵是为深不见底金钱的欲望，对外逞勇则祸及平民，公元1377年的切赛纳（Cesena）大屠杀创下佣兵团屠杀的恶迹，让佣兵团难以被信任。

　　瓦格纳集团的主要人物普里戈津（Yevgeniy Viktorovich Prigozhin）和创始者乌特金(Dmitry Utkin)并不具有凯撒(Julius Caeser)的特质和人望，要举起跨越卢比孔河的大旗缺乏号召力，退而求其次效法文艺复兴时期的知名佣兵团领袖斯福尔札（Muzio Attendolo Sforza）能够成为米兰一邦之主，但也需要类似波吉亚家族(Borgia)的寡头支持，才有实力于一方裂土。此外，瓦格纳的事迹如同欧洲史上曾有的佣兵团般声名狼藉，破坏地区的和平且危害百姓的平稳生活。

二、权力结构和历史性矛盾的交互作用

    普里戈津的仓促行动背后，有着当下的权力结构问题，更有着历史性矛盾。从叙利亚内战至今，瓦格纳不接受俄国国防部统一的军政和军令，近年的合约纠纷更让以普丁密友自居的普里戈津无法忍让。直至今年5月甚至更早的时间，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Sergey Shoygu)发出通牒，终使兵变爆发。6月10日，俄国国防部下令所有武装团体在当月底前与国防部签署合约，瓦格纳拒绝行事，在有限的时间内若要奋力一击，普里戈津只能抢先行动。

    源自于帝俄时期分立的军事组织和指挥传统，更使得俄国的武装力量只有苏联时期的「党指挥枪」才能统一号令。在帝俄时代存在着直属沙皇的哥萨克军团，他们忠于沙皇且编制于正规军之外，直接领取沙皇的奖励和薪金，并免除一切赋税和关税，特权还包括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甚至还有屯垦区，各项待遇自成于俄国政府体制之外，军事组织的特殊单位直到19世纪的米柳廷伯爵(Dmitry
Milyutin)推动军事改革也未能根本性解决。

    除了直属沙皇的部队之外，民族部队也是俄国的军事组织的特色，这项传统来自于钦察汗国统治时期的草原部落遗风，经由各部提供士兵表达对可汗的忠诚。直到红军成立之后还有着东干族等民族部队的编制，这种以民族为主体的编制，直至今日仍然存续，车臣共和国领袖卡德罗夫 (Ramzan Akhmadovich Kadyrov)就被围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Vooruzhyonnye Síly Rossíyskoy Federátsii)相异且特殊的存在，与之前的瓦格纳同样不完全受俄国国防部的管理。

三、极端理念难受内外支持

    进一步理解瓦格纳的符号意义，来自于希特勒精神寄托的音乐家华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作为纳粹德国的极右思想的集合体，并不具备公民民主的精神，因此他们的武装集团缺乏跨过卢比孔河（Crossing the
Rubicon）所需的公理。即使瓦格纳能一路向北进入莫斯科，也无法建立有效的秩序和控制力，对于俄国的政经菁英言，更代表着破坏与恐惧。

    瓦格纳的组成缺乏俄罗斯当代发展所需的理念，既缺乏公民人文精神，也不受到公民社会的认同，其本质就只是历史上的雇佣军(Condottiero)。即使能凭借不法的暴力，一度在伊斯兰世界和非洲的前现代地区驰骋，但是这种缺乏法理和思想的武装既没有理想性，难以受到其他反普京政治团体的寄望或支持，即使要成为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us)的旧制度领袖，普里戈津是在普京的庇荫之下才能有今日成就。

   由于普里戈津的一切来自于和普京的关系，虽然他发迹于圣彼得堡但格局并未与自由派有深度交流。由于他并非出身高贵家庭且不具备美德(Virtus)，也未支持其他能取代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us)的理念或主张，只能从极右派的表现获得认同，并且逐渐将厨师的身分向上提升。

四、过度自我膨胀 并且内外树敌

    在俄乌战争之前，瓦格纳在叙利亚地区有所建树，在俄乌战争期间甚至还逐出西非和中非地区的法军，帮助俄国在非洲中部恢复影响力，加上在马里乌波尔(Mariupol)和巴赫穆特(Bákhmut)立下的战功，使得普利戈津快速膨胀，甚至以为自己能和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建立不亚于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Faustin-Archange Touadéra）的关系。

    作为俄国最主要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国更是与普京有着更深厚的关系，更不可能支持他。另一方面，近年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大陆和叙利亚的合作项目，瓦格纳也曾与中国的立场相左，尤其在苏丹的矛盾更是显著。

    普里戈津的自我膨胀也在瓦格纳内部受到非议，对于多数来原先自俄国军方的中层干部而言，他们不认为一个厨师能理解和指挥军事行动，以及俄国的军事传统。由于支持他的人员大多来自于新进的亡命之徒，这使得北上莫斯科的行动带有投机色彩，如同秦末的陈胜和吴广能揭竿起义，但很快就败亡于内部矛盾。

    随着战况的演进，俄国军队的整建逐渐走上轨道，并且能逐渐面对取得西方先进武器和训练的乌克兰军队，因此俄国国防部评估不至于再发生类似在2022年9月在哈尔科夫(Kharkivska
oblast)的挫败，普京也据此决定逐渐减少瓦格纳的任务重要性，具体步骤则从减少弹药和资源供应开始。

    对于作为威权统治者的普京而言，俄国是不容许有其他的寡头作为权力中枢或是第二中心，更何况已经给予瓦格纳丰厚的利益，以及破坏宪法和法律的例外规范，这些法律的破口已严重侵害普京的权力，即使曾是密友也难以忍让贪得无厌的需求。

五、不安的火种将扩散至其他地区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普里戈津之间不打不相识的关系，意外地成为这次兵变快速平息的原因。2020年白俄罗斯发生的反政府运动期间，卢卡申科在普京的支持下稳住政权，瓦格纳则是介入反对派，但是同样的极右派立场却意外地拉近与卢卡申科拉近距离，也使得两人关系的功能性不只于以往的商业场合。

    未来在俄国境内的瓦格纳将收编于俄罗斯武装力量并赋予编制，但是其余者未解编者将化明为暗，或将成为以白俄罗斯为据点，作为威吓波兰、波罗的海等东欧国家的另一股不安定力量。此时的白俄罗斯若成为新瓦格纳的新据点，本质上并未有太大的不同，仍将持续在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为独裁政权提供劳务，或是进入其他威权国家传授所需的城市战实务经验。   

六、兵变过后 中国的角色更为重要

    对于其他威权国家而言，瓦格纳兵变更凸显「党指挥枪」的重要，甚至情报和其他安全部门也必需「听党指挥」，才能确保威权体制的运作。一场漫长且行动自由有限的军事行动若没有公民的支持，就只能仰赖民族主义建构的对外的抗压性，对于有丰沛自然资源，且长年经历军事行动的俄国尚且萌生内部裂痕，更何况资源与生产结构仰赖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国家和地区，更需要思考如何不战而改变国际秩序，像是专注于生产数据和生产模式，从而建立另一个能被非西方国家认同的新核心。

    然而，瓦格纳的叛变已让普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即使不能作为革命的火种，也会让普京考虑如何尽速寻求一个有限的俄乌战争停火方案，这或许是中国乐见的意外收获。

中国能从俄国的不稳定中取得更好的调停空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能公正的协调各方歧见的机会。相较于中国先前支持俄国「无上限」的立场，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在6月28日表示，北京可以支持乌克兰收回1991年领土完整的目标，其中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

    即使俄国因为兵变而出现内部裂痕，也不代表中国愿意趁隙无限制的扩大在远东或中亚的权力，俄国的稳定是中国「一带一路」成功的必要条件，让俄国沦为失败国家将使得中国付出更庞大的资源去俄国「扶贫」。此外，俄国还是具备全球最大核武库的国家，而今朝鲜半岛已有金正恩，普京若垮台出现一个更难遵守国际规范者，恐将同时造成东西方的困扰。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同样不愿面对一个非理性且不好预判的对手。

     一个混乱或失序的俄国即使能在各国的监管下保证核武库不外流，其他的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的管理责任也是吃力不讨好。即使只有传统武器流入中亚或阿拉伯地区，或是经由白俄罗斯甚至瓦格纳转手到非洲或其他动乱地区，都足以造成中国和西方的动荡，叙利亚、苏丹和也门的局势持续影响着中国长远的利益。

     在今年11月份的严冬之前双方若未能暂时停火，俄国还得警惕是否会出现类似一次大战时的反战声浪，在狱中的卡拉姆扎（Vladimir Kara-Murza）和仍在活动的纳杰丁（Boris Nadezhdin）或将成为西方属意的继任者。对中国而言，上策是协调俄国签署停火协议，内部避免政治变天，中策是寻求另一位可被西方接受的亲中继任者。至于持续「无上限」的支持普京，恐将不利于中国整体欧亚大战略的结构，若能以俄国为议题消解欧洲的去「风险化」立场，更符合中国长远的经济利益。   

（作者简介：作者为美国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站特约撰稿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台湾丝路文化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