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名晖：17世纪“大同盟”战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作者：汤名晖

2023-07-31

作者为美国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站特约撰稿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台湾丝路文化协会副秘书长。

    「大同盟」战争(Guerre de la Grande Alliance) 发生于1688年至1697年之间，肇因于欧洲各国反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扩大在欧陆的势力，由于路易十四提出对西班牙王位的要求，引发欧洲各大国对于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担忧。各国为求生存，防止欧洲的均势再被法国打破，特别是法国亟欲染指的莱茵河各邦更为紧张，因此在神圣罗马帝国、荷兰和瑞典等国组成奥格斯同盟(League of Augsburg)，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后方有余力保障其欧陆的利益而加入，此后改称为「大同盟」。

    历经24年的大同盟战争几乎和三十年战争一样波及全欧洲，法国几乎与全欧洲为敌，但是盟友互有交替。先是在1699年巴伐利亚与奥地利决裂加入法国阵营，后有1702年葡萄牙和萨伏依惧怕法国获得海权而倒戈「大同盟」，最终在1714年随着乌得勒支和约(Peace of Utrecht)的签订才让欧洲重回均势。法国在军事上胜利但退还大部分在战争中占领的领地，在分割西班牙的欧洲领土的同时保留了同为波旁王室的菲利普五世担任西班牙国王。

    这场战争也是路易十四追求欧陆霸权的的第三场重要战争，也是其任内最后一次大举扩张权力之举。战争爆发前夕，时逢法荷战争（1672-1678 年）结束后的几年，法国正处于权力的鼎盛时期，试图将政治疆域推向邻近的自然边界，并且希望藉由将入主西班牙王室取得海上霸权和后方的安全，呈现着攻势现实主义的特征，藉由权力的极大化以实现安全。

    当时的法国为追求跨越莱茵河进入日耳曼地域，必须先解决后方的问题，以及取得另一个殖民大国平衡英国的海上的优势，就在此时西班牙王位悬空，路易十四对于取得继承权更是势在必得。法国若能获得西班牙的支持，便可解决地缘政治上海陆两难的困境，后方不在有两面作战的问题，并且获得西班牙海军的协助抗衡英国，若能一举合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留下的庞大资产，法国将有望成为单极体系下的霸权。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连手结盟遏制法国的崛起成为首要的共同利益。与法国刚交战结束的荷兰，出海需要经过法西两国，神圣罗马帝国下的各邦同样也将面临生存的威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欧洲各国为求生存结成「大同盟」实乃必然之势。如此权力竞逐剧本，让欧洲一路动乱至拿破仑战争结束的维也纳会议，经由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的「欧洲协调」，既保持了法国的利益也确保各国的均势，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才让德国崛起，这段基于均势的和平，也是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一生所学的精华。

    按照基辛格的思路，维也纳会议的成功在于各个主要国家之间建立基于理念的欧洲协调，旨在防止任何单一国家过于强大而威胁整个欧洲秩序，各国领袖寻求建立均势的体系，通过彼此之间的协议和合作来维持和平。然而，仅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协调将导致破坏秩序的战争，有合理的协调而无实力则只是虚 有其表。在各国的均势在合理的协调下，欧洲得以在很久一段时间风平浪静。

    大同盟战争的法国的地缘战略抉择，对当代中国有着相当的启示。首先，法国和中国一样是可以出海发展海上事业，却又得慎防陆上邻国崛起的国家，面临海路两难的地缘格局。法国的战略选择是先取得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至少消除一方的隐患，虽然完成此一目标，但是法国在战后的形势更为孤立，并且为路易十五留下庞大的债务和险恶的国际关系，十八世纪欧洲的地缘格局动荡，直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才方告一段落。

    现今中国在俄乌战争中选择支持普京政权，其中不得已的地缘因素也与当时的法国相似，如果能消除俄国这一侧的陆地潜在威胁，最好是能将其弱化成扈从国，则有助于中国发展中亚到欧亚的心脏地带。中国剩余的陆地疆域潜在竞争者仅有次大陆上的印度，由于青藏高原的天险有利中国防守，只要能使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缅甸的皎漂港，便能将印度海军困守于次大陆沿岸。

    其次，为了打破欧洲的均势，法国付出极大的成本。法国为了取得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此后被多数国家视为秩序的破坏者；中国为了取得对俄国的影响力，因而被多数西方国家视为意图改变国际秩序，甚至引发北约东进的讨论。先有QUAD和AUKUS，接着又与北约面临竞争关系，主要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价值，经由不同机制和参与强度，实际上呈现对中国的「当代大同盟」。

    由于法国的孤立局面，其在大同盟战争中的盟友支持不足，使其难以应对多方面的挑战。对中国而言，这也是冷战结束以来最感孤立的时刻，拥有核子武器的盟友除了俄国之外只有朝鲜和伊朗，而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或潜在军事能力与西方国家不是同一水平，也因此并未真正让西方国家感受到权力转移的压力，并未有立即性的必要与中国升高冲突。但是中国期盼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却被无限期冻结。

    第三，中国虽然未与当代的「大同盟」发生军事冲突，但是西方各国采取贸易战或者「去风险化」的非军事替代方案。「大同盟」是各国以军事手段和联盟作为手段，遏止法国成为欧洲霸权，今日西方国家则是运用管控半导体科技的核心技术，以「超限战」的形式抑制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试图让中国停留在传统制造业的水平，避免在尖端科技领域追赶上西方。

    对中国而言，「超限战」的涵养是来自于中国的战略文化，因此应对起来并不陌生，但是客观的科学理论还是需要时间奠基。相对的是，中国若集结开发中国家的矿产与资源反制西方，将更难让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具备共同价值基础的讨论。现今的俄乌战争是中国的一盘好棋，是作为重塑世界秩序绝佳的议题。但是，中国需要一个位梅特涅。

    第四，「大同盟战争」的竞逐场域虽然在欧洲，但是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更影响往后英法百年国运的消长。法国在大同盟战争结束后几乎将北美殖民地都输给了英国，特别是今日的魁北克地区，这使得往后法国失去将北美洲作为「新法兰西」的希望，「不列颠-盎格鲁」文明也从此取代法国，成为往后西方文明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的「一带一路」现已发展至欧亚非三洲，甚至还有冰上丝路和南方丝路，海外利益同样庞大，且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目标。虽然中国现阶段依靠的是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非军事能力，但若是中国将多数的资源挹注在对内部的稳定和对俄国的支持，变相地也将挪用全球发展所需的资源。现今的中国不再能与「一带一路」方兴之时一般宽松，任何的基础建设和贷款都审查得更严格，每分钱都被期望能落实在刀口上，债务协商也不如以往迁就当事国。

    第五，在地缘结构的权力变迁方面，近期中国与俄国的无上限关系反映在军事演习的区域与演习科目的深度，紧密的程度如同法国和西班牙联合后让周围国家警惕。中俄联合演习逐渐从内陆走向东北亚海域，活动范围更穿越对马海峡和鹿儿岛，直接构成日韩两国的安全忧虑。

    如果中俄在东亚地区的活动又与朝鲜有着一定程度的行动默契，未来试图与日本和韩国恢复热络的关系恐怕也不乐观。「西风东渐」已从日本开始，日方已和英国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建立了与《日美行政协议》（An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相似的机制，相较于2010年代的中日韩关系，可从山东和辽宁减少的外商体察一二。

    第六，若要寄望今日的法国如同十七世纪的巴伐利亚转向，恐怕也不甚乐观。今日的法国虽然追求外交自主，但是不像巴伐利亚有着奥地利做为强邻的时刻威胁。法国面对俄乌战争虽然有压力，但不需要急于向任何国家表态以获得安全，法国自身也是核武强国，在北约架构下以具备足够的威慑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基于戴高乐主义的表态，实际上却也未能实现其地中海战略和西非的安全承诺，作为地缘政治玩家的实力有限。

    法国表态欢迎中国投资，但也不代表会释出中国需要的科技作为交换，因为中国也是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潜在竞争者。法国至今在印太地区仍有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的水域和一百七十万的公民，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行动也同样关切。如果要以支持「战略自主」来争取法国，还是得在俄乌战争上提出一个能让法国满意的新秩序，但这涉及俄罗斯的让步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要摆脱当代「大同盟」的境遇，恐怕得把自身地缘政治的大饼作为筹码，找出能让俄国满足的补偿方案。欧亚高铁作为中俄之间的共同基建方案或许是一种可能，甚至携手将注意力转移到非洲也是一种思路，但中国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地缘价值，才能让各国持续认同和关切共有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利益不一定能顾及俄国的安全要求和沙俄时代的历史愿景，如果俄国还不够弱则不会轻易听从；但是俄国太弱，中国也将缺少足够的重量平衡西方国家的意见。

    审时度势，在「大同盟」结成之初，法国并未意料到会陷入持久战，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中国威胁论则至少在21世纪初期就被提出，随着中国崛起而备受讨论，若能坚持「韬光养晦」持续从理论建构和政策面上发展，或许能推迟东西方竞逐的时间点。

    对中国而言，以重塑世界秩序为目标建立协调机制并非不可为，中国的国力在欧亚大陆上至少前三，若能将给予俄国的资源部份转向重塑秩序所需，最终的利益和格局也比现况更为宏大。中国有着「一带一路」的物质基础，可作为「把饼做大」的共同地缘利益，需要的是展现格局与西方沟通和建构相近的价值，「义利合一」，才能从「王霸之辩」解构当代的西方大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