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疾控中心主任：流行病和全球政治

作者：Tom Frieden  来源：奴隶社会

　　一诺写在前面：
　　Tom Frieden2009-2017年任美国CDC主任，前几天我被一个公共卫生界的朋友在微信拉了个群认识，才知道他也用微信。
　　他给我发了一段消息：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China CDC has about 2100 staff. USCDC, for a population one fourth the size, has nearly 14,000 regular staff and another 10,000 or so contractual staff. Salary scales in the US are competitive with other sectors. And USCDC has a special place-during health crises or othewise, as CDC Director I regularly briefed President Obama. China cdc is in a very different position. After SARS, China greatly improved public health capacity. I hope this event will trigger another exponential leap in public health capacity there. If we can work together on this please let me know.Thank you! Tom
　　翻译过来就是：
　　公开的信息显示，中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有大约2100个员工。作为一个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家，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有将近14000个普通员工和10000个左右的合同工。这些员工的薪水在美国都是很有竞争力的。而且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地位很特殊—在有公共卫生危机或类似的情况下，我作为CDC的负责人，我会经常直接向奥巴马总统汇报工作。而中国的CDC的地位就非常不同。在非典之后，中国已经大幅度地提升了公共卫生的能力。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让中国公共卫生的能力再有一个飞跃。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任何帮助，请一定告诉我们。谢谢！Tom
　　Tom是美国传染病学和公共卫生医学家，他2017从CDC主任位置年卸任以后，担任的是Resolve to Save Lives的President and CEO。Resole to Save Lives是一个为期五年，投入2.25亿美金的计划，致力于预防传染病和心血管疾病。
　　他发给我一篇他新的Blog，题目是《Politics of Epidemics》（流行病和全球政治）。讲全球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控。感谢奴隶社会读者群里几位志愿者的翻译（Karen，徐祺，李娜，刘斌杰，刘平阳），把这篇Blog和大家分享。

　　流行病和全球政治，原文在https://www.thinkglobalhealth.org/article/dr-tom-frieden-politics-epidemics?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图片为2019-nCoV病毒颗粒。Dan Higgins, MAM/CDC/路透社

　　新型冠状病毒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体并不在乎什么政府、意识形态或是国家边界，但在对抗这些病毒的过程中，政治问题会让我们白白牺牲生命，流失钱财。
　　“无论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不一致，我们都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危险的微生物”
　　这个世界正在加速分裂。全球饱受着因各地的冲突爆发和恶化所带来的苦难。同时，大多数疾病也是在政治动荡的地区爆发，尤其是中东和非洲。这里所指不单单包括像阿富汗出现的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和刚果爆发的埃博拉这些较令人熟知的问题，也包括一些长期在卫生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中挣扎的国家，像索马里、叙利亚、苏丹、也门等。但不论我们在政治上怎么分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些可以在几小时内蔓延全球，对所有人生命造成危害的微生物。
　　在健康议题上的共同利益，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团结合作。这里有三个令人振奋的实例：

• 即使是在各自的核导弹已瞄准对方的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依然携手合作，共同消灭了天花—这是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取得的最大的成就之一。
•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萨尔瓦多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他组织经谈判获得了“数日安宁”，以便工作人员去给儿童接种疫苗。
• 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区，通常允许甚至鼓励接种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苗。

　　尽管冲突中不同阵营的人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要说服双方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将微生物样本跨国分享能够让更多的国家都进行研究并开始合作，这是遏制疾病蔓延的快速而有效的方法。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曾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了禽流感的病毒样本，因为他们害怕根据该样本所研制的疫苗是他们所负担不起的，担心他们的国家陷入危机。我们要全力避免再次发生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情况。
　　尽管有所进步，但依然有国家不和外界分享生物样本。有一些政府领导或是学界专家误以为分享了基因排序之后，就不用再分享样本了。其实并非如此。在合成生物学已经很先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样本（例如：病毒培养）去确定病原体，进行深度测序（帮助发现基因排序的异质性）、耐药性测试、动物研究等等。
　　“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我们可以拯救生命，阻止社会和经济动荡的大范围扩散“
　　但是跨阵营协作还不是疾病预防中最大的障碍。公共和个人的资金投入是国际协作中更大的挑战。如果没有市场，企业通常不会投资研发新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案，但决策过程中，健康因素应比财务因素更重要。为了研发出新的疫苗和致死疾病的治疗方案，面向所有国家的合理的价格和利润会对国际协作起到很大激励作用，同时也会对一些全球协作提供支持，例如像CEPI这样的组织（CoalitionforEpidemicPreparednessInnovation：一个非盈利国际组织，专门资助和协调全球范围内传染病疫苗的研发，盖茨基金会是其发起和资助方之一）。
　　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对保护生命预防疾病这个议题的了解日渐深刻，但2020年我们依然没有做好完全的预防准备。很多人口数量超过10亿的国家缺乏相应的基本预防机制，无法判断是否有疾病爆发，找不到爆发原因，无法阻止疾病的扩散，也无法预防下一次的爆发。针对这些核心机制的投入是非常有必要。我们需要实质性的，可持续的，可预测的基金来对抗这些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的因素。这些资金的来源可以是美国，可以是跨国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银行，也可以是双边援助组织，慈善组织，和各国政府等等。
　　尽管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每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但因未准备而承担的人力物力成本更高。在低收入国家中，每人每年大约多花一美元，就可以建立起这样的系统，以预防、检测和回应这些持续和紧急的卫生事件。而一旦发生瘟疫，花费将数倍于此。
　　健康保护不是免费的，但却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筛查早期疫情的早期预警系统、实验室信息交互网络、可以诊断出导致疾病的原因的高级疾病检测设施、可以阻止大爆发的快速应急小组，以及沟通、法律、物流和规划能力，这些都是阻止疾病从感染一小群人演变成大规模爆发，从大规模爆发变成区域性疫情，从区域性疫情最终变为全球性疫情的必需要素。
　　稳定、大量和持续的资金是必需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同样也是必需的。有效的公共卫生行动往往需要政府领导们的支持，并始终要求领导人避免将公共卫生技术决策政治化。
　　非典、埃博拉和新型冠状病毒的惨痛经验告诉我们，时间紧迫。我们需要卫生体系的提前到位以保证快速发现并对抗疾病。无论当前冠状病毒的爆发将最终导致什么结果，未来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类似卫生突发事件。但我们可以避免的是，当下次病毒爆发时，我们不再对此准备不足。有了足够的资金和政治承诺，我们就可以拯救生命，并抑制类似卫生事件对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大范围影响。
　　编者注：
　　Tom Frieden是Resolve to Save Lives的主席、首席执行官。Resolve to Save Lives收到的支持包括彭博慈善基金会、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Think Global Health同样收到过彭博慈善基金会的支持。
　　Tom是美国传染病学和公共卫生医学家，也是2009-2017年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负责人。他目前是Resolve to Save Lives的CEO。Resolve to Save Lives是一个为期五年，投入2.25亿美金的计划，致力于预防传染病和心血管疾病。

来源时间：2020/2/4   发布时间：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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