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括：“并治”结构下深化价值链合作是中美避免“修氏陷阱”的有效路径

作者：李括  来源：中美印象

2018年四季度以来，美国多家机构先后发布了研究报告。兰德公司研究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美国中美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以及总统行政办公室下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发布的系列报告内容关涉中国在国际领域中的经贸、政治、军事活动以及科技与供应链布局。可以认为这一系列动作是美国发起“贸易战”以来对自认为来自中国挑战的应急反应，也是为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寻求一种可解释的模式。在美国各界上下求索的同时，以2018年中国四次“主场外交”与G20阿根廷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的“元首外交”为标志，事实上，在当今国际体系与格局中，一种“中美并治”的结构已初显轮廓。

一、全球化失衡中的中国成绩与美国抱怨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笔下的全球化3.0版本以跨国公司为主体，2017年的全球企业500强中，美国企业数量为134家，位居第一；中国企业数量为110家，位居第二，比位居第三的日本的52家多出一倍，与日本、法国（29家位居第四）、德国（28家位居第五）的总和相当。而进入2018年，世界500强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及企业数量为美国126家、中国120家、日本52家、德国32家、法国28家。与2017年情况相比，美国减少了8家企业，而中国增加了10家，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努力结果，而非依靠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时下不少舆论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之争，这种说法造成的广泛误解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中美将开启新冷战时代，另一方面认为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与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企业之间存在不对称竞争。回顾亚太经贸历史，日本、韩国均依靠政府主导下的产业经济模式与政策实现战后经济的腾飞与产业现代化，同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美国相应的反对，反而得到美国多层次援助，向日韩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向日韩商品开放美国市场、支持日本加入国际组织并默许其对本国市场的保护政策。对冷战历史稍有了解便会清楚美国当时的选择是出于何种心理，如今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无非又是冷战思维残余之下的说辞。将汇率与关税作为重要政策工具加以利用，使美国得以与贸易伙伴或盟友之间进行“管控式贸易”，但这种历史经验难以简单复制到于中国关系中，这才是“两种模式之争”的根本原因。

“冷战”思维对应着两极格局，而两极格局则以敌我身份关系的认知为基础，而“敌我”的定位显然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定位，这种矛盾为深入理解当前中美大国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事实上，当今的中美关系模式超越了已有的历史经验与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国学者对于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关系模式的普遍共识是基于安全秩序与经济秩序相分离的“二元”格局下的“共治”关系；但是由“G2”、“中美国”等概念衍生出的“共治”在中美之间并不具有彼此的实际主观认同。此外，复旦学者陈志敏以对抗合作程度为标准，将大国关系依次分为“热战敌人”、“冷战对手”、“恶性竞争”、“良性竞争”、“合作伙伴”和“共同体成员”六种模式；而作为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创始人的美国学者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也提出了国际政治系统的六种模式：即“均势系统”、“松散的两极系统”、“牢固的两极系统”、“等级统治系统”、“全球系统”和“单位否决系统”。虽然上述两种分类方法中都难以找对单一方案恰当地对应中美关系的现实状态，但将二者有机结合，在现有形势下采用“体系论”的宏观视角，将中美竞争过程视作趋利避害，规避陷入“恶性竞争”漩涡，谋求构建“良性竞争”氛围的博弈则较为适合。

二、国际格局初显中美“并治”结构

开篇提及的兰德公司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考察报告在结论部分提出，中美双方作为“平行伙伴”在发展中世界实施各自的战略与政策，既没有目标一致的现实合作，也没有直接、真实的冲突，成为一种“平行伙伴（partners in parallel）”。而无论是弗雷德·伯格斯坦提出的“G2”概念，还是尼尔·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概念，乃至由此延伸出的“中美共治”，在现今的中美关系中都由于彼此主观认同的缺失而不具有解释力；“新冷战”的说法又因为中国不结盟的原则立场而不具备客观基础，从而成为隐喻性修辞。

实际上，所谓的中美之间的“平行伙伴”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并行治理”结构。这种“并治”的概念并非简单的二维线性“平行”关系，而是有机立体的，是基于中美两国经济、政治、外交互动中复杂微妙的传动机制的“并在”运行关系；这种“并治”在中美双边关系中也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相互联动、相互作用的，具备着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张力。“并治”结构下的中美双边关系类似于中国道家学说中的“太极阴阳鱼”，“阴鱼”和“阳鱼”二者并非线性关系，但彼此之间也是某种意义上“平行”地运转，同时又相互卯合，相辅相成、相阻相推。

中美之间的“并治”在理念上具体体现为中国式多边色彩与美国式单边色彩，而在发展态势上则体现为中国式进取与美国式退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开放、多元、包容”就是中国最坚定的价值观；以此为基础，从万隆会议到WTO、从2018年的四次主场外交到亚太元首外交，对中国而言，“发展中世界”与世界的发展是浑然一体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责任永不“下线”。而美国的发展历程中，从退出国联到停止出席1999年APEC峰会、从2017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到2018年退出《中导条约》，依赖单边决策与本国利益优先始终是对外政策中不肯放弃的“撒手锏”。当今的中美两国关系只能在“共治”和冲突之间寻找“并治”的中间状态，以全球及区域价值链在最高级与次高级两个梯队之间分别发挥主导者和过渡衔接者的角色，这种状态可以在多个层面上为中美两方所共同接受。

按照莫顿·卡普兰的“均势”系统理论，当今国际社会的状态可以被进一步引申为“实力均势”与“利益诉求均势”两种。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与壮大是全球经济体系通往自身均衡发展的自然过程，而美国由此感知到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与“压力”其实并非来自“实力均势”层面，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综合力量与体量上都与美国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从而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利益诉求均势”才是后危机时期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演变的本质，即，所有国家应该有意识地明确，对于不同的国家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外部诉求应该是“多元”的，彼此之间应该是相互“包容”的，而各国对此的姿态应是“开放”的；而不是被某些强国或集团限定在某种单一的利益诉求或某价值标准。每个国家应该拥有权利选择符合自身利益与发展规律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倡导的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发展理念与模式上与美国所秉持的本国利益优先形成“并治”的格局姿态。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实力均势”的语境下对美国构成挑战甚至威胁，中国无论在物质力量上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具备觊觎他人权力的主观意愿。因此，“并治”为中美两国在双边、区域乃至全球治理的多层次领域中增添了可供参考的模式选项，而不是中国发起的所谓“挑战”与“威胁”。

三、全面深化价值链合作，避免“修氏陷阱”的自我实现

作为新自由主义媒体人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对全球化阶段的划分与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对全球生产专业分工的阶段划分不谋而合，间接证明了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将随着全球化阶段与形势特点的变迁产生相应的演变。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中间枢纽的作用在历史上长期被忽视，而只被视为“世界工厂”的制造者角色，是对中国国际社会角色严重的以偏概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远比巨大产能给世人带来的震撼更加深远，事关全球南北经济沟通，而这种沟通在历史上要么被发达国家集团彻底的忽视，要么被有意的回避。正是中国巨大的中间品制造与贸易使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链地位得以维系，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来。可以想见，中国角色的缺失将使得全产业微笑曲线弧度陡增（这意味着南北方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甚至可能使全球价值链在世纪交替的前后10年中发生相当程度的断裂。

当前形势下，加强中美乃至全球价值链合作急需释清两个“陷阱”。第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无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如何被争论，导致战争开启的直接条件有两方面：首先是附属国或第三方将自身利益与矛盾升级为体系性危机并以此“绑架”大国行动，而联盟体系的模式与结构正是这种“小国杠杆”得以发挥作用的天然土壤；其次是持续的贸易禁运彻底切断了战争双方的多层次交流渠道，降低战争边际成本、增加战争收益预期，使开战双方再无牵挂。第二个是针对“一带一路”建设所炒作的“债务陷阱”，投机资本的不可控性、短期债务的资本周转压力、债务与GDP比重失衡是导致以往债务危机的三大要素。“一带一路”建设首先以落地项目为主，而不是来去无踪的国际游资；其次，贷款与援助为中长期，不影响政治社会稳定；最后，“一带一路”建设并未引起合作国债务杠杆失衡，且建设项目将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间接收益与功能外溢效应，如增加就业、提升合作方从业人员技术水平等。

当前阶段，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中的使命是把更多国家带入该体系中，在自身产业升级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拉动中下游国家的生产能力与产品价值的提升；在深化自身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从而使国家与地区之间在地缘、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矛盾在深入、有序的产业经济良性竞争中被替代与淡化，进而谋求国际与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性与公平性。因此，深化价值链合作也是在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形势下，在双方已有60多个对话合作机制基础之上维系开放、公平与合作关系，避免双方走向“修氏陷阱”的封闭性竞争的重要补充机制。对中国而言，以价值链合作为切入点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应有内涵，进一步发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均衡作用并强化中美两国微观企业间在产业链层面的耦合度是真正使当前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公平的切实可操作的机会敞口。以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契机，广开企业合作渠道，完善产品细分、生产流程细化的全产业链布局，在传统的营收成本分析思路基础上注重利润创造能力与考评机制，将使价值链合作真正走上可持续的升级道路。

综上，无论形势的顺逆，中国的不结盟立场与积极主动改革开放，融入全球、惠及全球的姿态都是以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为突破口，谋求“并治”结构下长久和平与持续繁荣的坚固基石。因此，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大还是小国，秉持开放与合作的心态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下对各国领袖与人民智慧的考验。

来源时间：2020/1/1   发布时间：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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