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迈越：两个“陷阱”与“美国工厂”–升级美中关系之路

作者：程迈越  来源：中美印象

引子

  基辛格高足，哈佛国际关系教授小格雷厄姆·蒂利特·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1940年3月23日－）[1] 2010年提出的詞彙「修昔底德陷阱」廣為世界所知，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概念源自希腊史开宗大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作者)的名言： “伯羅奔尼撒戰爭 (Peloponnesian War) 的無可避免，肇因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他認為中美關係可能正在面對這一階段。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或译为塔斯佗陷阱，是一个政治学理论术语，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权力失去其公信力，无论如何发言或是处事，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这一术语在中国当代最早见诸中国美学家潘知常的2007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后成为中国学界和媒体的高频词汇。

壹

  描述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是个伪命题，而塔西佗陷阱则真实不虚，可以给美国的决策圈带来理解中国政治的洞见。为中美两国17亿苍生计，渡过今日中美关系的风波之川，抵达稳定共荣的彼岸，需要当局者穿云拨雾，设计高维的框架，打造持久的根基，构建稳固的新桥。

  修昔底德陷阱，简而言之，就是第二强国崛起，挑战老霸主，不免一战。这个命题，是基于地缘政治的逻辑，从战争的三大源动力(利益、恐惧和尊严)入手分析，推演出军事冲突的竞争形式。这个模型是否适用于本题？如是我析。

1. 天下共识，今日中国之盛，始于1979。

  我们来看看定义现代中国政治的几个重大里程碑：1921（中共成立）、1927（PLA之始）、1949（PRC成立）、1976（文革结束）：似乎都不是中国经济起飞之源。

  今天回首四十年，1979的最重要事件，看来或许就是中美建交 – 美国为中国的“开放”提供了关键必要条件；“开放是最大的改革” ，或者说，无处开放，则无从改革。自1979始，中国融入战后美国主导并负总责的国际经济体系，市场要素才得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中国的改革，源源不断输送价值，甚至渡过了30年前的重大挫折。大跃进年代超英赶美之梦，在美国暨WTO接纳中国入世之后，终于成为现实。

  可见，中国能够被看作美国的“挑战者”，成为无人争辩的“天下第二”，根本就是美国1979年开始接纳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是中国践行市场经济成功的结果，是中国开放战略的结果。当然，中国人民的举世无双的勤奋努力也是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不能说国人以前不能、或者没有勤奋过。过去的勤奋努力，似乎没有导致今日之局面，似非其源。

2.  再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承担世界第二的军费开支(据统计达2000亿美金)，接近美国的30%。然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完全是基于其市场，以及号称“世界工厂”的国际供应链地位，既缺乏所谓“软实力”，军事力量亦不成依托；除了东海钓鱼岛和南海岛礁争议之地，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不具备在世界舞台发挥军事影响力的意志和能力，更谈不上挑战美国军事地位及世界警察作用。

3.  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已）被中国超越，她依然是世界唯一有能力以军事力量维持国际秩序的国家。军事上其唯一可能的（局部）挑战者还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

4.  综上所述，中国对美国所谓挑战，是经济领域的现象，是基于国际市场的竞争行为，远远没有升级到军事领域挑战美国的现实可能；修昔底德陷阱，用地缘政治的理论和战争的逻辑来看待、分析中美关系，类似用西医语言及工具去解释中医，貌似有理，实则失之于神，难免误导，陷入“安全悖论”（自我实现的预言），通向双输之结局。借用布鲁金斯学会李成教授之言：人们不应当以20世纪的方法和19世纪的思维来考虑21世纪的战争。

  虽然塔西佗陷阱也是来自西方的隐喻，在中国的知名度或许超过了美国。我曾经问过一位在美东名校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年轻朋友，她对于修昔底德陷阱之概念，比之塔西佗陷阱熟悉得多。后者，其教授从未在课堂提及。真是幸运的美国，尽管选上了一个知识界和主流媒体几乎“同仇敌忾”的总统，天天口诛笔伐，无时不想弹劾，白宫的信誉还远未沦落到援引塔西佗之喻的地步。

  正视现实，正在崛起的中国没有这个幸运[2]。本文限于主题我们不展开分析其原因，但是，基于政治学常识，一个政权如果奉行对外进取的扩张战略，其首要条件就是内部的稳定。塔西佗的隐喻，显示中国政府维护内部稳定之不易。如此来看，中国的对外诉求，是对其自身生存所需之市场空间的诉求，而非强国稳基之后的势力范围扩张之战略，依据的不是军力，而是市场力[3]。我们可以看到在最为西方诟病的南海，中国尽管终于进行了一些岛礁基地建设，其诉求依然是始自现代中国（1911年民国时起）的南海诸岛的概念和范围，居于守势，与邻国争执力度还不及70年代与南越海军冲突的西沙之战。作为核子大国总要养一些武力和鹰派，自然也会有比较强硬的言论，但是究其实质，就是要个大国的面子，以及阻吓台湾公开独立的行为。

  换一个中国国内政治生态视角 – 圣人言：学而优则仕。中国历史上为官从来是“职业首选”，本朝也不例外；一度万人空巷考公务员，似乎也印证了此说；不过本届领导上任后，知其不可而为之，居然做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通过反腐把“各级领导”管住了。于是渐渐有了一个新词：“官不聊生”，好歹把老百姓对公务员的美好向往打了个折扣。反腐的严酷手段，反映内部利益冲突之烈，这可能是对中国领导核心的最大的威胁来源。

  引申开来，居高位，真负责的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核心总负责”，实在不是件容易做的工作，比之故国宫廷往事，怕是没有嘉靖、乾隆的福气，更可能是雍正、崇祯的压力。 囿于内忧及统一的大局，中国在可见的未来（i.e.当前领导人治下），不具备军事扩张的意志、愿望和能力。

  综上所述，修昔底德之喻，是个颇有深意的警示，但是没有接到中国政治的“地气”，是美中关系领域的伪命题；它的意义在于警醒中、美决策者避免沟通中的误解及战略上的误判；而此说之害，在于这种宿命论色彩的负面比喻，可能陷入安全悖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给双方合作的潜力设限，导致两国巨大机会成本。

贰

  大家认为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何种境地？真是危机重重吗？中美真的有意识形态的本质对立吗？

  修昔底德之说，把中美关系完全置于地缘政治框架下“老大老二之争”，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川普总统治下美国注重经济实利的表现；但是美国依然很多“反华”声音出于其“共产党中国”的定义。不幸中国官方基于其一党执政的合法性需要，也不能有力反驳此议，这也是中国政府当下面临的塔西佗陷阱的一个根源，我们议论中美关系之远景大局，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夫子之道，听其言观其行。探究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实质，有时，还需要“反”其言而观其行。

  行文至此，正值PRC七十周年，隆重表彰42位国家最高荣誉获得者，相当于历朝历代的册封勋爵榜单，体现当今国家最高利益和推崇行为的人物样板。我们就此稍作解析，看看今日中国的价值取向。

  42人中，去除代表开放姿态的6位外国友人，所余36位当代中国最高“勋爵“可分为科技、文化教育、工农劳动者、军队及官员等几个领域,其权重分别为31%、22%、17%、19%和11%; 涉及意识形态的只有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具有马克思资本论的背景，但是其建树是按照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而修正之，并以其教授身份列名为高教界代表，其意识形态色彩非常稀薄[4]。培养、掌握原创影响力的科技、文教的代表超过50%，服务于政权的行为楷模占所余47%，没有入选纯粹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所谓“共产主义”的精神亦不在表彰之列。

  如此看来，本届中国政府重视的是科技生产力，本土文艺的影响力，基础教育及经济学、法学研究，以及忠于政府并彰扬民族主义的行为样板。如果认为中国目前性质还是共产主义为目标，“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政权，尽管这么看中国的人可以够格成为共产党宣传部的模范生，这种观点可能是“离事实最远的认识(cannot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今日中国奉行的是现实主义的威权体制，官方意识形态只是表象，更无心输出革命或制度。其国际影响力，在中文尚未成为国际交往的语言之阶段，几乎完全基于其经济实力（市场容量+制造业供应链），其利益更多来自融入西方市场国际分工结构的合作，而与欠发达国家的资源性控制关系并非其核心利益[5]；其行为和利益是可以基于市场原则预测及调控的。中国的“开放”策略，依然代表其根本利益、无法轻易更改的主旋律，用老旧意识形态“套路”中国，不免陷入其国内政治利益的纷争（quibbling）而遮蔽洞见。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调整期 (recalibration),也是中国地位重估的必经过程，如同幼童快速长成，达到成年，待遇环境和行为准则开始转换，过去的游戏规则不再适用。

  所谓贸易战，也就是重新定义规则的谈判过程。叫价还价，不免有些噪音和变调，不应影响我们的基本判断：无论你的立场和喜好，双方都无法悖逆自然法则和经济规律；中美各自都会给与对方继续生存、发展的空间，继续创造并分享合作带来的利益，也不可能提出或接受危及各方政治生命的诉求。核子时代的紧身衣，保障我们没有“热战”之可能；针对上述两个“陷阱”的分析，美国也可以明了“中国挑战”的本质，冷战亦无可能。

  究其实，中美是市场环境下的竞争对手(a pair of economic rivalry), 扭曲（amplifying）对方实力的陈述[6]也是警示、鞭策自我改进的方法，贸易战不过是双方重建信任的“长征”一步。

  旷日持久的贸易摩擦确实有重大代价，对两国及相关方造成巨大困扰，因其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不但影响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预期，也在微观层面，从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人开始，触及无数个人的经济利益。

  中美贸易争端，已成为川普政府上台后最具杀伤力的显要议题，超越经济范畴，考验中国核心领导的临机应对，也成为中国政治的重大挑战。称之为一场危机也不算夸张。

如何应对危机？

  在此重温习主席首次访问川普总统时的表述：“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搞好关系，就是建立并扩大共同愿景，改进并加强沟通信任，扩大互相依存的基础。己所欲，施与人。

  基于本人三十年浸淫美国商业文化和契约环境，以及近二十年穿梭来往中美两地沟通推动民间企业合作的点滴经验，我认为踏上坦途之枢纽，就是升级 – 从贸易关系，转型为投资关系。

  什么是贸易关系：“交谊舞厅一支曲子的舞伴”。

  基于眼前的利益格局的短期交易关系，通常一事一议，承诺程度较低，基于比价而定，对家可以随时转换。

  什么是投资关系：“芭蕾舞台上的双人舞伴”。

  基于共同愿景的、事先以契约确定投入及分配原则的长期伙伴关系；注重长期利益，遇到环境变化通常愿意协商调整，以维护共同利益；关系较为稳定，对家不能轻易转换。

叁

  如何实现升级版的未来中美关系？

  投资于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 Ohio)，以2008年废弃的GM卡车厂为场地，曹德旺的美国工厂,克服了可以想象到的各种障碍，抵制了当地制造业传统的UAW工会，终于在四年后实现盈利，给当地带来了1500余个稳定的工作。“Chairman Cao”在当地得到极大的尊重和荣誉，工厂门前大道被命名为“福耀大道”。

  这个案例由Netflix发行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传之于世，给我们以启发 – 民间企业家是最接地气的人群，他的案例，可能启示一条接中美两国地气的、引领两国关系驶出风暴的升级之路。

  促进对美基层投资，这个观点之原创自有其人，我不敢掠美 – John H. Sununu州长，老布什总统的白宫幕僚长，是这个充满智慧和远见的战略的发明人。他在会见中国金融界访客时建议，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应该超越通常的“两岸”及中心城市地域，而认真考虑广大的美国腹地，在“真正的美国”造福于当地居民。

  分析“美国工厂”案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特征

·       主角 - 参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细分市场领军企业

·       属性 - 基于市场原则的私人部门

·       时机 - 产业面临从中国到国际（美国）的转移

·       成功标志 – 在美国基层创造价值和就业机会

  围绕汽车产业链在美国本土投资设厂的先驱是万向的鲁冠球，其企业在美国运营已经超过20年了。友人中有一位年轻有为的曹姓企业家则是逆势而上，气魄直追前辈，在南卡完成了在美国第一个投资项目，创造了近300个当地工作机会[7]。万向、福耀、模塑是富于开拓精神和全球视野的中国制造业范本，代表着中国面向未来最有生命力的企业家精神。这样的美国工厂，希望可以多些。

  这个投资逻辑，见之于过去四十年美国（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实践，构成了中国开放策略的利益基础，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于世界（包括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渠道。显然，如果美国在过去四十年对华战略做对了什么，应该就是在这个方向。之所以美国目前对中国有如此之影响力（leverage），以及习主席的“一千个理由”指示，也源于此。

  美国总体受益于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由于其分配制度的缺陷，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目前只占其GDP不到10%）而产生的失利者没有能够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这个局面完全不是源于中国之所为，也不会因为打压中国而改变[8]。

 如今是中国决策者换位思考，运用同样逻辑的时刻(it is high time for Chinese leaders to apply the same logic for their role to positively manage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有一个立场必须明确：中国的继续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繁荣，是以美国的继续强大和繁荣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

  这种基于市场可行性，由中国民营企业主导完成，融入并惠及美国基层社区的投资，应该成为中国回馈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载体。中国基于其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也面临制造活动出境（offshoring），调整国际布局的挑战，正是考虑对美投资之时。美国应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新边疆。

  中美当局者可以做的，应该是鼓励、支持这样的投资活动并使之落地(facilitate these efforts) 。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也许未来应该译作“美中投资委员会”。中美关系，应该从贸易关系为主，升级为投资关系为基，互相以对方的经济繁荣为前提，从共生推动共荣。这才是渡过风波河之桥，长治久安之策，实现习主席“一千个理由”愿景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来源时间：2020/1/2   发布时间：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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