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鑫：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作者：陈文鑫  来源：紫荆网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忆往昔，40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天前，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并于半个月后的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可以说，中美关系揭开新篇章与中国改革开放开启伟大征程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在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上，中美关系往何处去是一个不仅需要准确评估，也需要妥善塑造的战略问题。
　　1  中美建交40年的基本经验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虽经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但总体保持稳定，谱写了两个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和平共处的新篇章。总结中美关系40年的发展历程，有以下几条基本经验：
　　其一，战略合作。这是中美关系得以发展的战略基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战略基础是共同应对苏联威胁；冷战后10年，中美战略基础是全球化大潮下的经济合作；本世纪头10年，中美战略基础是经贸合作与反恐合作“双引擎”。以40年的历程观之，大致可见头30年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较为稳固，而后10年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则出现松动。
　　其二，经贸压舱。建交40年来，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2亿美元猛增到2017年的5,837亿美元，增长超过237倍。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国是中国第六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市场。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资料，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占其全部货物出口的8.4%，对华货物进口占其全部货物进口的21.4%；而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资料，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占其全部货物出口的19%，对美货物进口占其全部货物进口的8.4%。投资方面，两国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300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12月底，美国累计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84万家，实际投资超过830亿美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贸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压舱石”的重要作用，确保中美关系这艘航船尽管经历风浪，也能行稳致远。
　　其三，人文交流。建交40年来，中美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等领域交往频繁，极大地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截至目前，两国已经建立了49对友好省州和222对友好城市；2017年中美两国人员往来532.7万人次，平均每天有1.46万人往来两国，每17分钟就有一架航班起降；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有41.91万人在美留学，美国有2.39万人在华学习。人文交流的扩大，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培育了一定的民意基础。
　　其四，元首外交。中美建交以来，两国领导人通过双边互访、多边会谈、通信通话等方式，保持沟通，为中美关系发展发挥战略引领作用。1979年1月底2月初，邓小平应邀访美，在美刮起一股“邓氏旋风”，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总统的交往也在关键时期发挥关键作用，留下了“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叙”“西湖茶叙”等佳话，引领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2018年12月1日的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是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发展的最新例证。在中美关系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两国元首为未来双边关系发展定下基调，决定“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同意为解决贸易争端展开积极磋商，争取在90天内取得具体成果。
　　2   新现实与新挑战
　　过去的经验能否继续指引未来的发展，答案仍是未定之数。就当前而言，中美战略合作基础松动，双方不仅难以找到战略合作的抓手，美方甚至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将中俄等视为首要战略威胁；经贸也从“压舱石”变为“冲突源”，中美“脱钩论”一度甚嚣尘上；人文交流在有关中国“锐实力”炒作的影响下，平添猜忌。在此背景下，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得到凸显。凡此表明，中美关系面临一系列新现实与新挑战，老经验不一定能解决新问题。新问题一部分源自客观的实力对比，一部分则源自主观的认知之变。
　　从实力对比看，虽然2018年美国GDP将突破20万亿美元大关，成为首个GDP达20万亿美元的超级大国，但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在缩小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个简单和直观的比较是，1993年克林顿上台时，中国的GDP仅是美国的1/16；2001年小布什上台时，中国的GDP也只是美国的1/8；2009年奥巴马上台时，中国的GDP已接近美国的1/3；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时，中国的GDP已超过美国的60%。不仅如此，中国的GDP还在短短的几年中连续超英（2006年：2.7万亿VS 2.6万亿）、超德（2007年：3.5万亿VS 3.4万亿）、超日（2010年：6万亿VS 5.5万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经济总量只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方面，但大致从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开始，有关如何处理中美间“老二与老大”关系的讨论日渐增多。中美关系日益被放置在“老二与老大”的关系框架中去看待。特朗普政府对华强调对等和相互尊重，反映的也是中美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
　　认知的变化直接体现在战略心态的变化之上。就中美两国而言，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中国越来越自信，美国越来越焦虑。在此认知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双方发生战略误判的几率增加。美国对威胁的认知会放大中美之间的权力之变，甚至使中美之间的全面较量提前到来。美国总是对自己的世界地位感到担忧，正如时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多尼隆所说，“这种忧虑存在于美国人的DNA之中……每隔10年左右，就会有一波新的、严重的悲观情绪席卷美国”。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美国与挑战者的矛盾往往被放大。美苏冷战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为指标评估显示，苏美GNP之比在1975年达到峰值，苏联的GNP约为美国的58%。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指标，苏美的差距则更大。根据“麦迪森历史统计”资料，苏美GDP之比同样在1975年达到峰值，但苏联的GDP仅相当于美国44.4%。同样，在美日竞争十分激烈的上世纪70至90年代，日本GDP在最高点时也仅相当于美国的41.4%。换句话说，历史上美苏、美日的竞争态势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认知塑造出来的，当前的中美关系也不例外。
　　有三重镜像在影响着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认知：
　　一是“大国权力转移”镜像，将西方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投射到中国身上，认为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必将对现存秩序不满，从而谋求改变旧秩序，挑战美国主导地位。
　　二是“中华帝国”镜像，将古代中国建立的朝贡体系投射到当今亚太，认为“中央之国”的文化情结将促使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亚洲建立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
　　三是“美国崛起”镜像，将美国自身的崛起历程投射到中国身上，担心中国搞“亚洲版门罗主义”，将美国排挤出亚洲等等，就是此镜像的反映。因此，美国战略界开始反思自尼克松政府以来对华实施的融合战略，其中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把中国融入自由国际体系的努力现在导致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受威胁，并最终可能对美国全球地位产生严重挑战”。这种声音在美国获得越来越多共鸣。
　　3   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需要战略决心
　　从历史上看，管理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关系从非易事，管理“老大”与“老二”的关系更是难上加难。下一个40年中美关系何去何从？这不仅需要中美两国战略界深思，也需要两国政治家拿出战略决心。
　　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代言人，格雷厄姆．阿利森在《注定一战》的结论部分就如何避免中美一战，给美国领导人提了四个建议：
　　一是明确关键利益。阿利森建议美国领导人在中美“史诗般的竞争”中分清关键利益所在。譬如，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是否真的符合美国的关键国家利益？美国是否会为了阻止中国夺取南海诸岛或收回台湾而“承受任何代价”？
　　二是理解中国的所作所为。阿利森建议美国领导人更好地理解和重视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政府越了解中国的目标，就越能为化解分歧做好准备。他同时建议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好好读一读《孙子》：“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三是制定战略。阿利森认为，尽管精心制定战略并不能确保成功，但缺乏连贯、可持续的战略总会招致失败。构思和打造一项与应对当前挑战相适应的大战略，不仅需要政府高官贡献政治资本，也需要他们贡献睿智。
　　四是将国内挑战置于中心。阿利森认为，如果中美两国领导人能认识到各自国内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并赋予其应有的优先地位，那么设计一条“分享21世纪亚洲”的路径就并非最严峻的挑战。
　　尽管阿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不甚严谨，但他提出的上述建议无疑是中肯的。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而言，以下四点值得强调。
　　一要清楚了解国家实力的有限性，认清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关键利益之所在，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以国家内生性发展为优先。正如《孙子．形篇》所言：“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二要破除“镜像”和“心魔”。中美两国高层及战略界要以更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心态，加强沟通。保持战略克制，在战略克制中不断累积互信。
　　三要继续厚植民意基础。当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勃兴，中美两国均不同程度受这股思潮影响。而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信息碎片化、观点多元化、表达随意化已成为新现实，又为这股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媒体通常较关注中美关系的竞争面与消极面，而对合作面与积极面关注不够，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舆论环境恶化，民意基础不足。中美两国应继续加强民间交流和人文交流，进一步增进相互理解。
　　四要避免中美关系被第三方因素所绑架。在国际秩序经历历史性变迁的当下，错综复杂的矛盾会凸显，影响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因素会增多。中美应尽力避免两国关系受第三方绑架。

来源时间：2019/2/22   发布时间：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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