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五重含义

作者：胡伟俊  来源：FT中文网

　　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上，官方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自1981年以来首次发生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将对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这个转变涉及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五个核心问题。
　　首先，从总量向结构的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总量，所以决策者的工作重心都是落在做大总量上。虽然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大一倍不止。但就在2004年，中国经济都仍只有世界第七位，更不用说刚刚改革开放的8、90年代。当时的许多问题都源于经济和其他国家差距太大，只有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的非常清楚，邓小平就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但是发展到今天，总量当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结构问题越来越重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本质就是一个结构问题。所以，总量思维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很多核心的问题只有通过结构性的思维才能解决。
　　比如房地产，在需要房管所分配住房的时代，全国住房都很困难。那时房地产主要是一个总量问题，解决方案是引入市场化机制，增加房屋供应。但目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高房价和高库存并存，已经不是一个总量问题，而是一个结构问题。如果沿用总量思维，继续做大房地产规模，或者为了去库存，在全国范围减少土地供应，都会导致高房价或高库存的问题持续恶化。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在高房价的地区增加土地，在高库存的地区减少土地供应。这时总量不变，但结构得到了优化。
　　比如债务问题。为了去杠杆，总量思维的办法是压缩信贷，这也许能降低债务，但对经济的伤害也很大。但换个思路，债务中超过60%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债务。从好的方面说，由于金融体系以国有为主导，政府可以通过企业债转股和地方债置换等手段腾挪债务，所以中国不容易出现债务危机或者说“明斯基时刻”。但问题在于，大量资本被配置到回报不高的地方，而有回报的地方又拿不到资本，这种资本配置的低效会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所以，去杠杆不仅仅是降低债务水平的总量问题，更是一个如何优化资本配置的结构性问题。
　　比如金融业。从总量看，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达8.4%，超过了美英日，似乎已经发展过度。但是，中国国民储蓄率接近50%，更是远远超过美英日，中国居民拥有巨大的资产配置需求。而巨量的储蓄能否被有效的转化为投资，是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健康成长的关键。例如，新经济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相比传统的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可能帮助更大。所以，金融同样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更是一个如何改进融资结构的结构问题。
　　又比如产能过剩。在大跃进前的1957年，中国钢产量只有535万吨，当时的问题毫无疑问是总量不足。但是，中国目前每年的钢产量已经超过8亿吨，排名世界第一，且超过第二到第十五的总和。不光是钢铁，中国目前已经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产能是严重不足的。例如，优质教育的供应远远不足，所以学区房才能卖的这么贵。医疗服务同样如此，就像习总书记曾指出的，一线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泛泛而言中国产能过剩，意义并不大，现状是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
　　可见，以上四个问题，房地产，债务，金融和产能过剩，都只能用结构性的思维来解决，总量思维只会误入歧途。
　　第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上升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关键是怎么把饼做大。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要考虑怎么把饼做的更好吃，同时分的更合理。在大多数国家，应对不平等只能通过提高税率，而这又影响了经济增长。幸运的是，中国还存在不小的政策空间，能做到既有利经济增长，又有利财富分配。例如，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人口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既能够降低不平等，又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这需要户籍和土地改革有进一步推进。
　　另外，房地产是中国居民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房价的大幅上升会导致财富不平等大幅上升。长此以往，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的利益对立，将成为很严重的社会矛盾。所以房地产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是防止财富分配恶化的关键之一。而房屋问题的核心在于供需，仅靠保障房和发展租房市场，很难有效解决问题。就像香港接近一半人口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但其中的居民看到房价不断上涨，自己的财富和有房者不断拉大，当然会渴望也能够买房，所以房屋一直是香港社会的核心矛盾。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下滑，同时财富分配恶化的问题。特别是中间阶层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下降，经济呈现空心化。下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上升，民粹主义乘势而起。所以，如何避免两级分化，保证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是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重大挑战。但在目前的税收体制下，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级负担甚重，但对资产收入的课税反而不高，长期来说不利于财富分配更加平等。
　　第三，从硬需求向软需求转变
　　国际关系中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软实力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实力。就像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投资固然重要，软实力也不可或缺。中国古人早有类似的智慧，《论语》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而当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对于物质的硬需求就会相对下降，而对服务、文化和环境这样的软需求相对上升。在官方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提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反映了这一点。目前，服务业仅占中国经济的52%，离发达国家的70%以上仍有差距。服务业的发展，既能满足需求，又能拉动经济。
　　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核心在于尊重多元。服务的质量只有在竞争中提高，思想也只有在碰撞中才能产生火花。当然，这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降低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使得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帮助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和买房难的所谓“三座大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做出回应”。
　　所以，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核心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过去几十年里，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也已经崛起。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优势。但需要直面消费者的服务业，则是民营经济的优势。政府职能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化，是未来国家治理的一大挑战。
　　第四，从增长到发展
　　在经济学中，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发展包括的概念则要宽泛许多，包括收入，环境，分配，法治，健康，教育等等。当然，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更高的收入水平往往能带来更高的发展的水平。简单的说，增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但两者并不必然是同步的。
　　同时，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要。在低收入阶段，大部分是成本竞争，环境的标准很难订的太高。但从长期来看，如果环境持续恶化，那么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可疑的。另外一方面，高速增长也导致了经济中潜在风险的提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债务上升过快。另一个表现则是在房地产，由于对GDP指标的过度重视，既使得房地产调控很难长期维持，又使得长效机制如房产税迟迟不能落地。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地方政府，对高增长的渴望使其很难抑制投资冲动，这也是地方债问题的根源所在。
　　增长目标和债务问题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消费增长是比较稳定的，而出口则受制于全球经济长期低增长的环境。因此，保增长的抓手一定是落在投资上，这也是为什么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如此重要的原因。过去5年，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都在15-20%之间。而由于高库存，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大幅下滑，因此房地产政策出现了大幅放松。
　　换言之，要增长就需要投资，要投资则需要融资，融资则债务上升。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影子银行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2009年的19万亿上升到去年的60万亿，而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仅从10万亿上升到13万亿，这个融资缺口只有靠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手段来填补。因此，不论是去杠杆，还是打压影子银行，都和增长目标存在着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能够容忍增长的适度下行，腾出空间处理发展和增长可持续的问题，以追求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增长。不怕慢只怕站，从长期看也许是明智的选择。反而，如果靠牺牲环境，坐视房地产恶化，通过加杠杆也许在短期内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水平，但人民的满意度不一定能提高，而长期中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因此，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不妨将GDP增长目标转变为GDP增长底线，而底线则不妨定的低一些。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对人生目标和底线的设定差不多，那么很可能过的比较辛苦。反而是只要在底线之上，都能坦然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才比较容易快乐。
　　第五，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
　　根据经典的马克思学说，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已经变成中等收入国家这一事实。这时，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和过去有明显不同。
　　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5万美元，类似日本80年代中期和韩国90年代后期。统计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明显减速。原因很简单，低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高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技术，而中等收入国家则容易两头不靠。
　　但也要看到中国仍然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巨大的国内市场，强势政府动员和组织资源的能力，都有助于在技术上继续赶超。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不平衡的地区发展水平，也有助于保持低成本的优势。而最关键的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农业历史中形成的家庭纽带，工作伦理和世俗理性，这些文化因素，既是过去也是未来的最大优势。
　　以上五点，就是笔者对社会主要矛盾36年来首次改变的理解。36年前，通过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全国上下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的，“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已经不再贫穷，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但挑战和机遇仍然并存。不忘初心，既是指不忘在历史的大视野下，中国文明仍在过去200年来，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三峡”之中，虽然无数先人所期盼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坦途，也许就在前方不远处。也在于不忘记过去的成功，正是从务实的心态，而不是某种非黑即白的理念出发，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勇于试错，这样才解决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7/11/1   发布时间：201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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