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岸：美国大选呼唤民主观念的更新

作者：张飞岸  来源：观察者网

　　由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两个反精英建制者的参与，2016年美国大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上演一出不按常理出牌的年度大戏。这一常理是什么?就是大选的参与者要遵守不泄露底牌的游戏规则。而这个底牌就是美国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精英经民主之名统治的国家。

　　不幸地是，因为希望从美国自开国之父就开始精心设计到一代代政商学精英层层建构包装的“精英民主”体制内突围，两个体制外的竞选者必须要迎合美国民众的民主需求，通过揭精英之短、暴体制之弊，应多数之需，借助群众路线登顶美国总统的宝座。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从民主党党内大佬拦截桑德斯到精英媒体一边倒支持希拉里的精英们自发抱团、开足火力、集齐待命的自卫反击战，这一反击战最终以特朗普的当选彻底暴露了美国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裂痕，也将美国从民主的起诉方送上了民主的被告庭。

　　没有多数的民主不是民主

　　对于2016年美国大选过程暴露出的美国制度精英本色的弊病，我们看到来自学界精英的几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辩护性回应。

　　第一种回应指出，美国大选虽然揭示了民众与精英之间的裂痕，但特朗普的当选恰恰证明了精英没有能力拦截民众真正支持的领导人，这正是美国民主性的表现。

　　第二种回应认为，美国大选中希拉里和特朗普互黑虽然有失体统，但充分证明美国的民主性，我们能在一个非民主国家看到领导人被黑的体无完肤吗?

　　第三种回应非常机智地对民主和民粹进行了区分，说美国大选只是一次民粹主义的发作，民粹不是民主，它最终会走向民主的反面。美国的民主是多元式民主，多元式民主会在制度层面用民主制衡民粹，特朗普靠民粹上台，但并不会使美国真正走向民粹主义，因为美国的多元民主制度会让特朗普的民粹政策无所作为。

　　以上几种辩护性回应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用美式精英民主(或叫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多头政体)的经典定义去衡量美国的民主性，如果我们换一个民主定义，即将民主看做对多数需求的回应，那以上提到的几点对美国政治民主性的证明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第一，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多数的胜利，而是多头政体用少数牵制多数的胜利。无数调查数据和研究显示，全球化和自由化在各个国家尤其是美国造成了财富向少数精英群体的聚集。这种财富的聚集在美国制造了1%和99%的分裂。但奇怪的现象是，这99%为何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数，反而再次陷入桑巴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魔咒，将真正代表99%的，声称要把美国带到丹麦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淘汰出局，而将仅仅代表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中下层的特朗普推上了总统之位呢?

　　因为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多数早已被精英们精心建构的取代阶级理论的利益集团理论和选举期间拣选的围绕族裔、种族、宗教、枪支、同性恋、堕胎等喧宾夺主的“低政治”议题冲的七零八落，当多数意识不到自己作为资本的受害者是一个整体时，他们就很容易被精英拣选的议题分裂和操控，特朗普的当选不是证明美国精英没有能力拦截自己不喜欢而民众喜欢的领导人，而是他们已经成功地让白人和其他族裔的中下层民众分裂，从而意识不到谁是有可能真正代表大众99%去制衡1%精英的有效候选人。

　　从特朗普获胜后发表的胜选演说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1%的局中人已经开始回归体制，向反对他的精英伸出橄榄枝了。至于在选举时开出空头支票争取选民支持而在任期内不去兑现它，早已是体制内外精英驾轻就熟的把戏。在这个意义上，希拉里的支持者不必如丧考妣，他们应该对美国体制的精英性有短期内的绝对自信。

　　第二，美国大选中媒体对领导人的揭短和领导人之间的互黑是自由主义中言论、出版自由的表现，它仅仅能够证明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而真正的民主则要体现为政治影响力的平等化和利益分配的公正化，做到这一点仅仅总统代表资本家挨骂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对于民主和民粹的区分只有在将民主等同于自由民主时才能够成立，如果将民主看做多数利益的代表，那民主其实就是精英口诛笔伐的民粹，当民主不侵犯精英利益时叫民主，当民主侵犯精英利益时通通叫民粹。

　　民主要代表多数

　　以上对美国民主性的质疑是为了重申民主的多数性质，将美国的精英体制与民主进行区分。从根本上，美国是一个自由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而自由政体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制衡多数。

　　真正的民主如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所言，是一种与自由主义相区别的制度。“自由主义是要设法限制国家权力，民主则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前者特别关心政治约束、个人首创精神以及国家形式问题，后者则对福利、平等以及社会凝聚力特别敏感”。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之间会形成一种角色划分，前者有着较多的政治关切，后者有着更多的福利关切。我们在谈到社会民主的时候仍然用民主来指称，反之，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政治民主，就应当称其为自由主义，或者至少是自由主义民主”。

　　萨托利特别强调了单纯的民主应该是社会民主。社会民主是一种由于欧洲近百年社会主义运动将社会权利嵌入到公民身份中去的民主。社会权利是指“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到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按照人的商业价值，而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分配给公民的。

　　所谓基本权利，指的是社会权利需要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样被看做民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天赋权利，这一权利不是如现在自由民主一样提供一个博弈平台给需要的人讨价还价。基本权利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 在一个将最低生活工资视为一种社会权利的社会中，不得不为最低生活工资而讨价还价显然是荒谬的，就好比在一个将投票权视为一项政治权利的社会中不得为投票而讨价还价一样。

　　如果我们在民主概念中重新嵌入了社会权利，那将意味着现有民主评估标准中的公民权利将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从话语权领域扩展到物质领域。这意味着民主的目标指向这样一种前景：为少数人垄断的，文明的、有教养的生活要素要逐渐惠及大多数人。福利问题，并不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会随着政治权利一起兑现的问题，它是一个与政治权利不同的权利问题，它需要人们民主观念的调整和实际行动的转向。

　　为何要重申民主的多数特征

　　自由民主对多数民主的拒绝不是因为它不认可民主事实上应该代表多数，而是它担心民主的多数会形成多数的暴政。因而它特别通过建构新的民主概念和制度设计将民主中多数的影响力压到最低程度。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重申民主的多数特征呢?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民主能够解决的问题已经远远少于它制造的问题。

　　我们时代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有两个：第一，社会财富的严重分布不公。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的贫困与资本主义之前的贫困有本质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之前，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非常有限。那个时候虽然也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级分化，但大众的贫困并不以精英的富有为前提。也就是说，由于生产力低下导致的社会整体物质财富有限，即使把精英占有的财富和地产均分给大众也解决不了大众贫困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贫困是一种丰裕的贫困，它是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足以满足社会每个人需求并使每个人都过上体面生活的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的限制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人为造成了多数的贫困。这种丰裕的贫困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也是人类的耻辱。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而言，人类应该为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创造各种条件，而不是通过理论和制度限制去阻止这样一个世界的到来。所以，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民主理论不是去强调多数的暴政，而是应该去反思这种可能引发多数暴政的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性和改进它的可能性。

　　第二，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多数大众还是少数精英，目前都面临着宗教原教旨主义复兴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从何而来?来源于美国在宗教和族群冲突中扮演的不公正角色，源于美国精英阶层的狭隘自私、唯利是图。

　　马克思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本质上还是利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解决也只能求助于现实利益冲突的解决。

　　今天我们世界的现实是，由于少数人的贪得无厌，拒绝利益的合理让渡，他们宁可将这种利益冲突转化为不可调和的文明冲突、族群冲突和宗教冲突。相对于文明冲突、族群冲突和宗教冲突而言，利益之间的冲突其实是好理解也可以调和的，因为它是世俗化的东西。与世俗利益相反，宗教理念的冲突和族群冲突是难以调和，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民主党的精英阶层一方面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又以包容的姿态去拥抱各种移民和族群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是非常虚伪的，并且这种虚伪现在已经到了美国民众不可忍受并寻求体制内外变革的程度，这种变革的呼声就是民主的呼声。

　　民主应该走下神坛

　　当我们把民主等同于多数利益的实现时，多数的暴政问题就从自由民主之下的伪问题变成真问题。自由民主对多数暴政问题的解决是拒绝多数，拒绝真民主，它所做的事情是把民主置换为自由然后将民主请上神坛。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社会目前存在着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明明黑人族裔、女性群体、劳工群体实际上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它们却在政治上被架的很高，被赋予一种话语层面的虚假权利。这种由精英阶层操控的政治正确维持着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次大选中特朗普对政治正确的无视事实上也是对精英操盘的游戏规则的无视，而精英选择性支持希拉里也不过是希望能够维持这种被虚假权利掩盖的真实权益。

　　当民主突破自由民主转变为多数对政治权力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时，多数暴政的问题就开始变为真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多数暴政问题的防范就有赖于我们将民主请下神坛。

　　首先我们承认民主应该而且必须代表多数，这意味着不代表多数的民主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伪民主，也意味着民主的首要价值就是民享，民主要惠及多数。

　　其次我们也要承认民主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都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和国家治理的首选方案。当民主被等同于多数并请下神坛之后，我们可以在需要民主的时候将民主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能用自由妨碍民主的实现。

　　我们也可以在不需要民主的时候提出反对民主的理由，不能让民主损害国家能力、威胁民族团结、妨碍经济增长。民主不应该成一种宗教，而是一种进步的价值和有助于善治的工具。

　　只有形成正确的民主观，我们才既不会使民主超载，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也不会使民主滞后，成为维护既定制度和阻碍多数分享利益的工具。然而，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既没有在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为社会改革和公平分配提供动力，也没有在经济尚需发展的国家为发展提供稳定环境和有效政府，这是一种由虚假意识形态塑造的无效民主。

　　2016年美国大选以大众与精英撕裂的方式宣告了民众对这种无效民主的不满，它作为精英选拔机制不仅无法有效选出最优，甚至还会选出最差;它作为民主实践模式，制造了民主三要素民有、民治、民享的无一在场;它作为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了否决性政体，妨碍了公共政策的输出和公共利益的实现。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危机，它不应该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危机，而应该成为人们思考民主概念、民主功能和民主模式的新起点。

来源时间：2016/11/11   发布时间：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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