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特朗普总统”并非危言耸听
作者:阮学勤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近日发表罕见社论,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任下一届美国总统,这是这家享有盛名的媒体创刊160年以来第三次明确表明立场支持一位总统候选人。这篇题为《反对唐纳德•特朗普》的社论,旗帜鲜明地呼吁读者一起来防止美国的民主制度被特朗普破坏,称他不具备担任公共职务的资格。杂志称特朗普有独裁倾向,对威权统治者流露崇拜,是一个煽动家、排外者、性别歧视者、无知之徒、谎言家。
上一次《大西洋月刊》发表类似社论是在1964年,该杂志明确表示支持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担任美国总统, 反对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觊觎总统宝座,理由是他非常好战,支持使用核武器,欠缺谨慎处事和合理判断力。而最早的那次社论则要追溯到1860年,当时《大西洋月刊》给亚伯拉罕•林肯投上了信任的一票。
《大西洋月刊》历史悠久,大咖云集,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之一,给它撰稿的作者包括作家马克•吐温、马丁•路德•金、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这样一份堪称思想界领袖的杂志一直推崇自由、尊严、独立,号称不依附于任何党派。那么,是什么促使它的编辑部罕见发声,对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可能性提出警告呢?
这些警告是精英阶层的危言耸听吗?
对于大选投票而言,一份杂志的声明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而且《大西洋月刊》的读者大多偏向自由派,一般都不是特朗普的粉丝。但值得讨论的是,一旦特朗普当选,是否真的会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破坏?抑或这只是精英阶层的危言耸听?是不是精英们害怕改变现状,害怕普通民众夺取他们的话语权?大众的参与度越高,不正意味着民主的程度越高吗?
也有人说,虽然特朗普粗鲁无知,但鉴于经济和社会现状问题多多,何妨选他当总统试试也好,万一发现他不合适,四年之后再换人也不迟。反正,美国总统权力有限,一方面,国会可以限制他为所欲为,另一方面,美国还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即使是总统和国会都批准了的法案,如果最高法院认为有问题,不也可以否决吗?这样看来,担心特朗普对国家带来威胁,是否是杞人忧天呢?
毫无疑问,《大西洋月刊》的声明进一步凸显了美国社会精英和大众看法的背离,这种裂痕的加深,是美国近年来贫富差距加大、未能完全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的结果。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很多思想极端的狂热分子,但也有一大部分人是对现状感到悲观,期待改变。比如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工人,他们对希拉里和奥巴马政府强调清洁能源政策非常担忧。这些人认为自己最近这些年的生活每况愈下,是被政府和社会遗忘的群体。当特朗普发表出格言论时,他们把他看作自己的代言人,认为特朗普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愤怒,为他蔑视政治正确而鼓掌。也有不少民众对日益增加的恐怖主义袭击感到害怕,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宣称要狠狠打击ISIS恐怖组织,收紧审查制度,暂时禁止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这些语言虽然缺乏实质政策的支撑,却迎合了人们内心因为恐惧而产生的诉求,宁可不要宗教信仰自由,宁可过度安全,也不愿惶惶终日。
但是,如果仔细审视特朗普提出的诸多政策,很多知名经济学家、外交专家等都认为特朗普处处表现出对政策的无知,而且他并不打算虚心学习。他的很多政策听起来很美,似乎可以药到病除,却忽略了事情的复杂性,难以真正实施,或者一旦实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但更令精英阶层感到担忧的,则是特朗普可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这些担忧不无道理。最核心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毫不掩饰他对美国司法独立制度的藐视,他一旦成为总统,其极端的思想和言行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制度和理念产生破坏性影响。
美国司法独立的基石是文化
众所周知,美国强调司法体系独立,即使是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字的一些法案,最高法院还可以否决它。迄今为止,虽然历届总统中有不少曾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裁决表示不满和生气,但即便在一些发生严重利益冲突的事件中,总统们最终还是选择尊重法院裁决,还没有发生哪个总统完全我行我素、拒不执行的事件。
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任后,为挽救美国遭受大萧条打击的经济而力推新政,但最高法院却“不识时务”,宣布与多项新政相关的法律无效。罗斯福总统极为不满,但他也没法粗暴拒绝最高法院的决定。他只好采取迂回战术,在之后的数年依照合法程序推出了对最高法院制度的改造,以期增加得到最高法院支持的机会。
再比如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诉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著名案例。当年,最高法院的法官一致作出裁决,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对水门事件有关键影响的白宫录音带。明知交出录音带会断送自己的前程,迫于公众和司法压力,尼克松还是被迫交出了录音带,最终辞去总统职务。
但是,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司法独立和公正性得到总统本人以及美国社会的充分认可。如果总统拒绝执行最高法院的裁决,他并不会被投入监狱,虽然这样做可能导致启动弹劾总统的程序。
正如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芬•G•布雷耶(Stephen G. Breyer)在199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法官裁决被视为有效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文化,而不是制度。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民众视遵守法庭裁决为理所当然,拒绝执行有效的法官裁决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行为,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这才是…人们遵守法律的核心保障。”
但是,如果总统本人并不在意这个文化呢?他的言行将会怎样改变美国社会的未来?
特朗普对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的漠视
已经有很多事例表明,特朗普非常不尊重司法独立。他曾经宣称,一旦他当选,将放宽“诽谤法”,以便他可以更方便地起诉对他不利的新闻机构。他还攻击审理特朗普大学涉嫌圈钱集体诉讼案的联邦法院法官贡萨洛•P•库列尔(Gonzalo P. Curiel),无端指责这个美国出生的法官因为有墨西哥血统,所以必然会在裁决中持有偏见。这些莫须有的不尊重法官独立性的言辞,令美国精英阶层感到惊诧不安。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蓝迪•E•巴奈特(Randy E. Barnett)对《纽约时报》说:“我很怀疑特朗普是否理解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指的是国会的立法权、总统的行政权和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各自独立。乔治•华盛顿曾宣称,秉公执法是良好政府最坚实的支柱。那么,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他是会支持司法独立,还是一心要让最高法院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目前看来,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旦他真的藐视司法公正,拒绝法官裁决,不仅会给美国的司法体系带来一场危机,而且会极大地破坏美国社会对司法独立的共识,其风险不可估量。
除此之外,特朗普还多次公开表现出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倾慕。他还宣称美国正面临危机,而他是唯一的拯救者。“我一个人就可以拯救美国。”这些自负言论加深了人们对他大权在握后是否愿意接受权力制衡的担忧。特朗普还发表了无数可能加剧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的言论。他虽然表示动用核武器将是不得已的最后之策,但强调他“绝对、绝对”不会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声称日本等盟国或许也有必要发展核武器,以防备中国和北朝鲜对它们可能造成的威胁。这意味着一旦特朗普成为美国的三军统帅,将对世界局势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又会促使各国互相加紧防范,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从而导致军备竞赛升级。
特朗普引起精英们恐慌的原因,还在于他试图通过否定政治正确理念,来赢得一些对现状不满的人的支持。除了藐视司法之外,特朗普曾多次公开发表对妇女的歧视性言论,也曾抨击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不少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人抱怨说,美国政府在一些问题上过度关注政治正确,过度照顾少数族裔,过度呵护不同宗教信仰,以至于有时候产生对其他人群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歧视。
但是,如果说现在的政府政策因为政治正确而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的话,那么特朗普的言论则是对自由、平等这些观念的严重背离,将可能导致社会走向另一个更危险的极端。
事实上,政治正确本身并不是特朗普试图描绘的极端和僵化的教条,更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社会文明的体现。美国建国之初,买卖黑奴还是合法的,即使精英知识分子都曾认为黑人在智力上弱于白人,所以低人一等是理所应当。立国宪法中丝毫没有考虑妇女和黑人的选举权问题。此后,经过200多年被歧视人群的无数次血泪抗争,有识之士们不断修改宪法,才使得整个社会渐渐形成强大共识,提倡人人生而平等,并因此而诞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些来之不易的社会进步,才是政治正确的根本含义。
民众意志决定美国的未来
精英们自认为站得高,看得远,拥有更多知识和更宽的眼界,对某些复杂问题的相互联系和潜在风险看得更清楚。但是,不可否认,精英也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本能,他们无法代表其他群体——比如煤炭工人——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理由要让普通民众听任精英的摆布呢?无论精英们怎样殚精竭虑,他们还是得不到很多普通民众的信任,他们更无法说服底层民众摆脱眼前的利益关切,和他们一样放眼国家与社会的长远未来。
这次总统大选得到普通民众的高度关注,精英和政客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得心应手地左右社会的价值取向。普通民众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便利,力求从主流媒体那里争夺更多话语权,以影响整个大选的走向。特朗普也深知要从建制派手里夺取权力,必须要发动民众,所以他充分利用了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来影响选民的心态和价值取向。
无疑,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大众舆论压力的存在,促使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政策要接受公开质疑和彻底讨论,迫使两位候选人不断调整政策,以求反映更多民众的利益诉求,获得他们的支持。如果未来的执政者能保持清醒和理性的话,他们无论推行任何政策,都不得不要三思后行,因为他们将无法忽视高涨的民意。
美国政治学大师罗伯特•A•达尔(Robert A. Dahl)在他的经典著作《民主和对它的批评》(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里,肯定了人民管理国家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是民主这个起源于古希腊的词的本来涵义。
但是,美国建国的先贤们如果活到今天,也许会觉得他们当年的担忧正在变成现实。他们曾对把国家的决定权完全交给大众来决定感到担忧,担心不受约束的乌合之众会对法律和政治秩序造成危害。他们看起来更信任一小群“智慧、出众、品德高尚的公民”,并显然相信自己属于这样的精英群体。
达尔对此的看法是,程序的正义和结果的正义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多数人集体表决的结果,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破坏了公平原则,关键要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人的意志是否得到公正的考虑,人们是否能够自由表达,不受束缚,不被胁迫。
但是,达尔也清醒意识到现实的矛盾。他在书中自问自答道: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大多数人的想法并不永远都有足够的理性逻辑,他们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民主,但行动上却背离了民主的原则。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也许内心并不相信民主,却颇具讽刺意义地利用民主的过程来破坏民主?
达尔并不否定会出现这个结果,他说“民主当然有它的局限性。” 然而他强调,如果真是如此,那表明参与这个过程的多数人内心并不真正认同那些构建民主的基本价值观。如果是这样,他说,这个民主的过程也许不能够保持很久。
达尔不愧为大师,这个25岁就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政治学天才总是能用言简意赅的语言总结出深刻的道理。
来源时间:2016/10/9 发布时间:201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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