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作者：达巍，张昭曦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
【内容提要】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稳定
美国奥巴马政府八年任期已近尾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迄今也已近四年。从2016年年中到2017年，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将先后走向新的周期。因此，现在应该是回顾和检讨过去几年中美战略关系得失成败的恰当时机。
回首过去七年，特别是过去四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同步发展，但其中竞争面的上升显然更引人注目。过去七年中，中美关系至少出现了三次比较明显的下行周期，其中有两次出现在过去四年当中(本文第一节将详细分析这些波动)。自2015年以来，美国战略界更是掀起了一场对华战略的大讨论，关于此次辩论的内容，可参见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1928页。从辩论情况看，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战略判断整体明显向消极方向移动。有美国学者提出所谓中美关系“临界点”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这场讨论“不仅是1989年以来所仅见，而且可能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内部第一次严肃讨论对华关系正常化以来所没有的。讨论的某些内容，甚至让人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场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
对于中美关系的上述变化，两国学者经常将其归因于对方国家的对外战略的变化。中国学者与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造成中美关系困难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学者则普遍认为，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对外战略包括对美战略变得更加进取、甚至更为“强硬”，由此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困难。需要看到的是，中美两国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本国的对外战略，且都有各自的理据。批评另一方的战略调整造成双边关系的困难，无论正确与否，通常都很难被对方接受，而且双方容易落入没完没了的相互指责的陷阱，并使讨论蒙上道德化或者情绪化的色彩。对于理解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一层次的讨论至少是不够的。一个或许更加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在两国对外战略出现若干新变化之后，是什么因素在阻碍中美关系取得新的平衡与稳定?与这一核心问题相关，我们还需要回答，为何过去中美关系虽然也有波折，但是并未导致战略界出现类似“临界点”这样的忧虑?与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的四十余年相比，近年中美关系的性质出现了怎样的变化?造成中美关系近年来这些困难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如何评价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过去几年为稳定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
本文认为，过去十余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崛起，并迅速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体系内两强博弈”的新阶段。面对这一新现实，中美两国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开始面临更多的挑战，甚至可能已逐渐不再适用。由于种种原因，中美两国之间迄今尚未能形成新的可以取代“接触—融入”的战略框架，出现了“战略失语”现象。由此，中美关系的新阶段成了一个缺乏战略框架指引的黑暗的“战略隧道”，两国在“隧道”中彼此碰撞不断。过去四年，中美两国领导人自上而下不断探索两国新的利益边界与互动方式，并有所收获，中美关系基本格局的稳定得以维持。不过，相对于快速展开的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两国领导人努力产生的正向效用还相对有限;面对新的国内政治周期，这种自上而下的努力也面临着不确定因素。
一、中美关系向消极方向的滑动
过去七年多，中美关系至少出现过三轮比较明显的朝向消极方向的滑动。
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十分罕见地不仅未因美国政府换届出现大的震荡，而且呈现“高开高走”的局面。不过，以当年11月奥巴马访华及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转折点，中美关系开始明显下行，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等事件均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冲击。到2011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参加核安全峰会前后，这一轮下行周期方告结束。2013年，奥巴马政府进入第二任期，中国也产生了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层。中国方面开始更加密集地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于2013年5月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非正式会晤，中美关系再次出现较好的开局。但是，2013年11月23日中国推出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率领日韩等盟国激烈反制，中美关系再次趋于紧张，这第二轮下行周期大致持续到2014年年中、两国举行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后基本结束。当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并与习近平主席“瀛台夜话”，中美关系再次出现比较热烈的气氛。然而到了2015年，中美关系出现近年来第三轮比较明显的紧张态势。两国围绕网络、南海及中国拟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问题展开激烈博弈，美国总统大选开始预热，美国战略界的大辩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浮现的。这一轮下行大致到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后趋于稳定，但两国在2016年围绕南海问题仍在激烈博弈。
与1989年政治风波、1995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事件”、2001年“撞机事件”引发的中美关系震荡不同，过去七年多中美关系出现的波折具有如下新特点：
第一，中美关系“钟摆”向负面摆动的频率明显加快，且向负面摆动的程度超出以往。如前所述，这种摆动在过去七年至少已出现三次，最近四年已出现两次。关于向负面摆动的程度，所谓“临界点”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中美关系陷入大国“热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陷入美苏式“冷战”的可能性也很低，但是中美关系是否会像克里米亚危机后的美俄关系那样，成为一个以战略竞争为主、必要合作为辅的关系，值得高度关注与警惕。达巍：《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6期，第18页。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似乎让这种前景自1972年以来第一次具有现实可能性。
第二，中美关系上述下行周期并非由突发危机引起，而是由一系列事前可以预判但又难以化解的矛盾分歧引发。近几年，引发中美关系出现下行的事件，无论是较为传统的对台军售、涉藏问题，还是近几年新起的东海、南海和网络等问题，中美两国事前都知道彼此立场，一些分歧持续多年或数年，所有的矛盾在过去几年中都是逐渐升级的，但在矛盾激化到相当高的程度并迫使两国领导人出手解决之前，双方似乎只能“坐视”矛盾激化与升级。
第三，中美关系的上述波动，是伴随前所未有的中美合作的扩展而同步发生的。事实上，过去七年特别是过去四年当中，中美关系的正面成果非常多。两国高层沟通频繁、深入，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两国领导人会面的次数远超奥巴马的所有前任。“庄园会晤”“瀛台夜话”这样的领导人之间的长时间深入交流，在中美关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两国间存在近百个对话机制，特别是每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其规模在世界所有双边关系中是非常少见的。过去四年，中美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重大问题上的合作深入、引领世界;两国经贸和投资额继续上升，货物贸易已经接近6 000亿美元，双向投资特别是中国对美投资迅速增加;中美两军关系迅速扩展，高访、联演、联训频繁。两军签署“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谅解备忘录，且内容逐渐丰富。中美两国人文交流迅猛发展。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从158万人增长到304万人。因统计口径不同，中国教育部统计数字还要高于美方，已超过40万人。美国方面提前完成了10万人学习汉语的“十万强”计划，开始启动“百万强”计划。
第四，中美两国内部对中美关系的看法都出现了某种“分裂”现象。在美国，政府内与政府外、老一代主流中国问题专家与新起的中青年专家之间对中美关系评估存在明显差别。前者认为中美关系虽然在向消极移动，但同时也强调中美合作面的重要性，强调现行对华战略是美方唯一可行的选择;后者更多地强调中美关系“质变”的趋势，一些人更主张在对华战略上改弦更张。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曾撰文批评美国国内一些主张改变对华战略的声音，代表了“稳健派”对“激进派”的批评。在中国，尽管在正式的刊物、媒体中并未出现如美方那样的辩论，但是整个社会对美国及中国对美战略的看法也非常多元，社会舆论与专家学者之间、专家学者群体内部，对中美关系的分歧程度绝不低于美方。此外，中国社会舆论对中美关系的评估还随着中美关系形势变化而起伏不定。在两国官方重大活动前后，对中美关系的正面评估会相对集中;但是一旦有特定负面议题发酵，对中美关系的评价又会迅速趋于消极。
上述变化似乎都显示，中美关系在最近五六年确实出现了与之前近四十年不同的新变化。
二、“战略默契”的瓦解与中美关系新阶段
出现上述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以及两国之间长期存在“战略默契”或“战略共识”已逐渐趋于瓦解。
从1978年底中国启动改革开放、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开始，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美关系概括地说，是一个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极其渴望发展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国际体系的领导国与国际体系的加入者的关系，简言之，那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是一对“强与弱、内与外”的关系。
在这一时期，中国认识到，要想由“弱”变“强”，就必须由“外”而“内”，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就必须融入某种程度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奉行了以“融入”为主要目标的对外战略和对美战略。中国加入了世界主要的国际组织，签署了主要的国际条约，接受了主要的国际规则，经济与外部世界实现了高度的融合，社会层面也对全世界开放。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于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层面“融入”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融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最终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
自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或者将其推向美国的敌对面，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拉住中国，将有助于当时在冷战中似处下风的美国扭转全球战略平衡。因此，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开始对华奉行“接触”战略。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开始在更宽的层面、更深的程度上“接触”中国。“接触”不仅意味着与中国交往并获得相应的利益，这一概念的要义在于，要像大齿轮“咬”住小齿轮、带动小齿轮运转那样，借由与中国交往，拉动中国在美国希望的轨道上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更加多元化，甚至向西方制度靠拢，在国际事务上则成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支持者与配合者。总之，美国试图将中国拉进由其主导的国际体系，试图使中国成为一支可以与其合作的力量。
由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美两国一个要“融进去”，另一个要“拉进来”，两者高度契合，形成了一种从未明言的“战略默契”。融入国际体系实现国家发展，于中国是一种大战略层次的部署，其他具体问题均需要服从这一战略;“接触”中国对美国而言虽不在国家发展战略层次，但也是其全球战略的核心要素，其他次一级的对外战略需要服从对华“接触”这一战略部署。在这种高层次战略的指导之下，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都没有在根本上动摇中美关系的基础。即使是在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后，美国政府也很快与中国重新“接触”，中国则在1992年之后加快了改革开放和“接轨”的步伐。因此，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韧性，来自于双方的位于高阶的“战略默契”或者“战略共识”的指引。双方当然都有各自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对中方而言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保持中国特色，对美方而言是影响、塑造中国向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但由于“接触”和“融入”是第一要务，双方都期待甚至相信，最终本方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双方在最终目标上的差异还是双边关系中的一条辅线或者隐线，并未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主要方面。
1979年后的三十多年里，特别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经济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198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5倍以上;20世纪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经济规模几乎一直是中国的10倍以上;直到2000年，美国仍然是中国的8倍。这一差距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快速缩小。到2005年，中美两国经济规模之比缩小到58倍。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第一年，差距缩小为29倍;再到五年之后的2014年，这一差距只是16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在日渐雄厚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下，中国的军事实力、对外影响力都在迅速扩展。在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正在迅速由“弱”转“强”，而且也大致完成了融入国际制度的历史任务。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于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这可以看作中国在制度和心理层面基本完成“融入”任务的标志。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任务已逐渐不再是“融入”，而是在国际制度之内发挥更大作用。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对外战略体现出“奋发有为”的风格，中国开始积极改革、建设地区和全球制度，如提出“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合作共赢”等外交论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强化“金砖”国家机制、亚信机制等。显然，中国已不再是国际制度的“陌生人”，而试图成为体制内的主要行为者。
中国实力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位置迅速进入中心，意味着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和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由“体系外的相对弱国与体系内的超级强国”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体系内两个强国”(尽管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的关系。这一态势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则变得更为明显。融进去、拉进来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融入—接触”这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指导中美关系的大共识、大默契，似乎显得不能适应和指导新的历史时空了。
实际上，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发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演讲时已经明言，中国已经基本上融入了国际体系，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需要新的战略共识和框架。这是美国官方与战略界较早试图超越“接触”战略的一次尝试。这一表述尽管有居高临下批评中国“不够负责”的意涵，但总体而言对中国仍然充满正面期待。对此，中国官方提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也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的说法作为回应。王恬：《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是建设性合作者：外交部长李肇星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载《人民日报》，2006年4月23日，第3版。可以说，中美两国都开始探索对双边关系及彼此战略的新定位。
但是中美两国政府的尝试未能改变两国更深层次战略疑虑的浮现。2007年，美国记者、作家孟捷慕(James Mann)出版的《中国幻想曲》一书，较早地对美国对华长期奉行的“接触”战略的前提假设提出了质疑。孟捷慕称，美国“接触”战略的前提，是认为随着中美互动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迟早会发生变化。在该书中，孟捷慕提出这是美国“一相情愿的幻想”，未来美国将面对一个“经济规模继续增长、但继续拒绝西方民主和人权标准的中国”。这一观点在2007年刚刚提出时，在美国还是非主流观点，但此后美国国内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战略走向提出怀疑。2010年，伴随中美关系的快速下行，美国战略界开始流行所谓“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到2015年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期间，孟捷慕所谓“‘接触’战略的前提假设是一相情愿”的论述已成为美国战略界主流观点。达巍于2015年5月22日与美国智库学者的访谈。
2005年9月，佐利克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演讲中开宗明义指出：“中国不鼓吹反美意识形态……不但不寻求推翻当今国际体系，而且认为中国的成功要依靠与世界的深度融合。”美国当时对中国的批评或者疑虑主要还集中在“中国外交应该走出自利的重商主义”“中国军力增长将如何使用”等问题上。也就是说，当时美国政府并不怀疑中国的整体战略意图与战略走向，疑虑主要在于中国不愿意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及未来中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十一年之后，美国对华疑虑显然已大大上升，变为对中国内外战略走向的质疑，以及对中国是否正在挑战国际制度的疑虑。从美国的视角看，二战后由其牵头建立、在冷战结束后扩展至全球的国际制度，不言而喻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liber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这一制度的顶层是在全球层面通行的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在地区层面，核心是其地区盟友体系;在最底层，西方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更是这一套国际制度的思想基础。从美国视角来看，中国尝试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国际制度，似乎预示着中国可能“另起炉灶”的“嫌疑”。经过一年多的博弈，美国政府及战略界主流已经承认，其对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最初的反对与怀疑态度是一个错误。在海洋、网络等场域，中国似乎也正在挑战现有的国际规则。在地区层面，美国认为中国似乎正在试图将其排挤出西太平洋地区：军事上，美国相信中国正在发展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外交上，美国认为中国强化亚信机制是在推动“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安全上，美国认为南海与东海局势正在考验其对盟友安全承诺的有效性。在更深刻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加强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舆论宣传工作和国家安全工作。这些调整进一步印证了对“‘接触’的战略前提假设错误”的说法。整体上看，过去七年，美国不仅是所谓“强硬派”对华疑虑在上升，过去的“中间派”、“知华派”也在向消极方向移动;不仅军事、政治领域对华疑虑在上升，学术界、商界对华认知也向消极方向移动。
战略疑虑的上升很少只发生在一个方面。在中国国内，尽管中国一直坚持“融入”，但是对于融入的最终目的及其与美国战略目标的矛盾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坚持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自己掌控改革的方向与节奏，对于对外开放可能造成的政治安全问题始终十分警惕。中东“阿拉伯之春”的严重后果，使中国国内将政治安全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明确指出“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在地区战略层面，尽管美国官方一再宣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但是伴随“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而出现的中国周边形势的紧张，很难让人相信美国官方的政策宣示。此外，中国对美战略疑虑也表现在美国是否会“容许”中国继续和平发展乃至“和平超越”的问题上。一个普遍存在的疑问或者观点是，“美国绝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美国”。借用美国国内性别政治和族裔政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玻璃天花板”，中国民众乃至学者普遍担心美国会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设置某种“看不见但是碰得着”的障碍。“货币战争”“能源战争”“粮食战争”等畅销书在中国市面广受欢迎，正反映了中国民众的这种担心。而且，随着中美实力越来越接近，随着中国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中国国内的这一疑虑可能就越强。换言之，围绕中国崛起，中美两国均出现了一种焦虑：美国担心“被超越”，中国担心“被中止”。而且，中国国内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是结构性的，亦即是由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位置的变化决定的。
三、中美战略指导思想的“失语”与“失焦”
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的七年，过往的“融入—接触”战略框架已不足以指导中美关系的新现实。中美两国也未能围绕“利益攸关方”的框架继续展开充分讨论。毕竟，美国政府的变更、两国内外战略的大幅调整以及彼此战略疑虑的迅速上升，让“利益攸关方”概念也变得“过时”。在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内，两国在战略论述上出现了“失语”与“失焦”的现象。
美国在对华战略上首先是“失语”的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相对强势的一方，同时作为一个制造话语能力很强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开始重新接触以来，美国一直是制造和引领话语的一方。但是，在过去七年多时间里，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唯一一个对华战略论述是“战略再保证”。2009年9月，时任常务副国务卿的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发表了题为《本届政府的中美关系愿景》的讲话。在这篇演讲中，斯坦伯格提出中美要通过对话以及增加透明度等方式达成一个交易，这就是“美国及其盟友欢迎中国成为一个繁荣而成功的大国，中国也需要向世界保证，她的发展以及世界影响力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福祉为代价。”相比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提法体现出一种更为平等的色彩，不是美国要求国际体系中的新成员中国更“负责任”，而是两个体系内大国如何通过互动来实现相互保证。就此而言，“战略再保证”向前迈进了一步，与“体系内两个强国之间的关系”这一新的现实更为适应。但是，这一概念在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内部未能形成共识。伴随着2011年7月斯坦伯格离开奥巴马政府，“战略再保证”即从美国政府的官方表述中消失了。美国媒体报道称，斯坦伯格提出这一概念之前并未获得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务院亚洲团队的一致认可，美国智库对该概念也有不少批评。
自此之后，奥巴马政府再未提出专门的对华战略表述，而仅仅是将其作为整体亚太战略或亚洲战略的一部分，即“转向”(pivot)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2011年11月，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宣布美国战略中心的“转向”，并阐述了美国亚太政策的三个目标，即寻求安全、促进繁荣和支持人权。在那次演讲中，奥巴马仅在“寻求安全”的框架内阐述了对华政策。2013年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伊始，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表述为六根支柱：强化同盟体系;深化与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建立稳定、富有成果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强化地区机制;建立地区经济架构……虽然表述的方式有变化，但是对华战略依然是整体“再平衡”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战略设计而言，“再平衡”的核心是增加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确保美国在这一重要地区的“领导地位”。但是，奥巴马的前任或许忽视了东南亚等地区，但是从未忽视过中国或者中美关系。因此，仅仅说要“重返”、增加投入，放到中美关系的语境下就变得难以理解：“再平衡”本身并没有说明奥巴马政府要追求一个怎样的中美关系、将以何种方式和手段实现这一目标。这些目标和手段与1972年以来的七任总统有何不同。按照美国官方的表述，美国希望在实现重返亚太的过程中，实现美中关系以及美国与中国之外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同步提升。从理论上说，这一构想也未必不能实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仅中美两国之间在网络、南海、人权、经贸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一是以强化同盟体系为基本途径，而美日同盟的强化、美国军事部署的重新调整难免会引起中国的警觉与反对;二是以东海、南海争议为首要抓手，这直接损害中国的重大利益;三是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经济基础，中国被排斥在外。因此，“亚太再平衡”战略被很多人认为是遏制中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就毫不奇怪了。美国与中国之外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提升，恰恰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这一现象恐怕与美国对华战略的“失语”有直接关系。
除此之外，过去几年，美国对华战略还出现了“失焦”现象：美国战略界不同的行为体的对华政策常常并不同调。
一方面，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与智库及学术界的声音并不一致。概括而言，行政当局倾向于从更为全面、更为平衡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虽然也认为中美关系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也反复强调不能让南海等单一问题“定义”中美关系。达巍于2016年7月8日与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官员的访谈。而一些智库及大学的学者则更明显地被一种悲观和消极情绪主导。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政府部门需要每天与中国方面打交道，除了每天媒体报道的焦点问题之外，实际上两国关系还有非常多的日常事务，如领导人会见、高层往来、人文交流、在宏观经济、气候、核不扩散等全球事务上的协调等。中美关系的合作如同洁净的空气和水，人们每天享用却不觉其重要性。例如，对两国海军来说，在南海的博弈固然是其关注焦点，但同时它们也需要关注每天两军舰船与飞机相遇时能否安全、专业地互动。而这一方面正是过去几年中美两军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积极成果。例如，尽管中美两国围绕南海博弈激烈，但是2016年上半年一直在南海附近游弋的美军斯坦尼斯号航母指挥官希区柯克却称，“无论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如何，各国海军的水手们在大洋上都处于一个相互连接的环境当中……我们(中美两国海军)互动非常专业。”从美国军方来看，南海固然重要，但是朝核问题的破坏性可能更强，而处理这一问题需要中美的合作。达巍于2016年7月1315日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官员的访谈。
另一方面，在美国政府内部，军方又与国务院、白宫的观点经常存在差异。这一差异近期在美国于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军方在执行相关行动时，打破过去几十年低调行事的惯例，采取了非常高调的做法“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包括发言人公布、军方内部一些人向媒体私下“透风”等方式。白宫、国务院与军方之间尽管在大的战略目标上完全一致，但至少在行事风格上存在差别。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可能来自奥巴马政府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军方战略观点的差异。概括而言，奥巴马政府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具备以下几大特征：一是强调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国内，其施政重点也在国内;如2010年奥巴马政府公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宗明义即宣布美国国家安全始于国内，然后才是塑造外部世界(building at home, shaping abroad)。二是强调慎武，以“不做蠢事”据美国媒体报道，2014年4月，奥巴马在出访亚洲时在专机上会见随行记者，以“不做蠢事”(don’t do stupidshit)概括自己的“奥巴马主义”。其核心思想是谨慎使用美国的权力资源。为外交战略圭臬，节制使用对外战略资源，强调综合使用多种战略工具的“巧实力”;三是强调自由主义国际议程，将气候变化、无核世界等全球性议题置于外交议程的优先议程;强调失败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安全中日益上升的地位。由于在应对和解决全球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和配合,中美经贸相互依存也非常密切，因此，从美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视角看，中国的定位仍然处于“合作伙伴 + 潜在对手”的范畴。相比之下，军方由于其“为最坏情况做准备”的天然属性，比较倾向于从威胁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俄罗斯等大国挑战。这种差别给美国官方公布的战略文件中也能够看出。从奥巴马政府先后于2010年和2015年公布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看，美国政府总体是将应对全球威胁置于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位置。然而2015年美国军方推出的《国家军事战略》，一方面延续多年来的观点，即认为大国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威胁较大，非国家行为体产生的冲突可能性较高，但威胁较少;另一方面，这份报告又宣称“大国战争的风险在上升”。这种差别不是某一特定时间点、特定部门领导人之间的具体观点差别，而反映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安全观的根本分歧。2015年2月阿什顿·卡特(Ash Cater)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后，卡特成为在奥巴马政府各部长中最关心亚太地区的领导人之一，军方在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中的作用也随之更加吃重。卡特明显将大国对美国的挑战置于军事战略中更高的位置，称“尽管‘伊斯兰国’与我们的价值观完全对立，但是(中俄等)大国挑战不仅更复杂，而且由于其体量和能力，可能更具危害性”;明确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伊斯兰国”并列为美国要应对的“五大挑战”;在谈到以“亚太再平衡”应对中国崛起时，卡特以冷战比拟，称其为“长期战略”，并宣称中美并立的时代最终“将以中国内部的变化告终”。这种表述具有非常明显的冷战和大国对抗色彩，显示其“世界观”与“中国观”也与奥巴马政府整体观点并不协调。奥巴马政府内部这种战略“失焦”，导致其“亚太再平衡”军事部分的“风头”常常盖过其他部分。即便奥巴马政府进入第二任期之初曾经试图纠正外界的这一印象，但是至少就南海、乌克兰等问题而言，军方的作用反而在第二任期进一步凸显，给外界理解美国战略意图至少是造成了困惑。
与美国方面的“失语”与“失焦”相反，中国近年来以一种更为主动、更为连贯的方式提出并阐释自己的对美战略，这集中表现在中国政府提出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2012年2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时向美方初步提出这一概念，并在当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正式提出;2013年6月，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习近平主席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4年11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瀛台夜话”。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可以说，迄今为止，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内涵及其推进路径都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相比之下，美方对这一概念最初采取了初步接受的态度，奥巴马曾多次使用“新型关系”等类似表述;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John Forbes Kerry)、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Rice)则曾经正式使用过这一表述。不过，此后美国官方态度逐渐趋于冷淡，双方对这一概念明显存在“温差”。
出现此一差别当然有多种原因。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政治考虑或者心理因素。毕竟，过去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概念如“遏制”“接触”“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两面下注”“战略再保证”等多由美方提出。美方在中美关系中的优势不仅表现在硬实力的优势上，更表现在话语权优势上。然而在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中美综合国力日益接近的背景下，美方突然发现中方开始主动提出概念、塑造话语，似乎显示两国话语权的攻守态势也在发生微妙变化，对此美方显然不易接受。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研究不足，未能很好地完成这一理念的概念化和操作化的过程，则是中方提出的话语未能被美方接受的一个客观原因。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所谓“新型”之“新”的准确含义为何?与之相对的“旧大国关系”是什么?“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究竟在“新型”还是“大国”?这些问题都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化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如果进一步细致分析这一理念，如何让这一概念落地，变得可执行、可操作，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究竟依赖哪些机制或者政策?“相互尊重”这一心理学概念如何在冷冰冰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实现?在“合作共赢”的过程中，如何超越“应然”层面，提出合作的“菜单”与路线图，这些问题都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操作化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如果中国学术界以及中国政府的实务部门不能非常清晰地论述和支撑政治领导人提出的愿景与宏图，这一概念被美方有意或无意地曲解、误解，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参见刁大明：《美国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第7899页。也就在所难免了。中方提出话语却未能最终完全掌握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话语权，反映了中方在话语塑造方面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中美关系在进入“体系内两强”的新阶段后，过去40年“接触—融入”的共识、默契即便没有完全瓦解，至少也是不充分的了。然而，中美两国在中美关系的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语”与“失焦”，导致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战略隧道”，缺乏整体战略的“照明”与指引。因此，中美摩擦、冲突不断增加，也就在所难免。
四、中美领导人对战略稳定的探索
人们常说，中美“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之所以“好不到哪儿去”，是因为中美存在所谓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说，是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矛盾。所谓“坏不到哪儿去”，源于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其他大国关系。与冷战之前的大国关系不同，中美是两个拥核国家，战略对峙、对抗乃至冲突的代价之高让人无法承受;与此同时，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中美经济深度相互依存，两国不仅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而且两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发动机”、稳定器。无论中美之间矛盾有多么深刻，要想做到像美苏那样的各领一个阵营、形成互不交往的“两极”，也是不可想象的。在过去几年中，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儿去”的判断依然，但由于竞争面、消极面的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美关系“坏不到哪儿去”提出疑问：中美关系似乎有可能坏到某一个程度。如上所分析，由于战略武器的存在，中美关系很难坏到一战、二战期间崛起国与霸权守成国之间发生“热战”的程度;中美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相互依存，一旦裂解，对两国都可能造成极为重大的影响。这种相互依存对两国行为的约束，远胜一战前欧洲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因此，中美关系也很难坏到美苏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的程度。但是中美关系是否会走向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的美俄关系的程度，确实是值得思考和警惕的问题。
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坏到两国都不希望的某种程度，中美就需要形成一种广义的“战略稳定”机制。传统上，“战略稳定”的概念主要指核大国之间通过“确保相互摧毁”能力形成的军事稳定。今天，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冷战时期。中美两国需要的“战略稳定”已远超出军事意义。正如2016年6月中国政府与俄罗斯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阐述的：“国际社会惯于将‘战略稳定’视为核武器领域的纯军事概念。这不能反映当代战略问题所具有的广度和多面性。为实现捍卫和平和安全的目标，应当从更宽、更广的视角，将战略稳定看作国际关系的状态。”新华社北京2016年6月25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如前所述，在军事上，中美已形成某种非对称的战略稳定机制，因此中美关系不会坏到热战的程度;在经贸上，中美的战略性相互依存是第二重战略稳定机制，防止中美关系坏到冷战的程度。中美建交后的30年，在观念层次，“融入—接触”的战略共识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第三重战略稳定机制，确保了中美关系在“非敌非友”的区间摆动。最近四五年，这一重战略稳定机制受到很大的侵蚀，因此中美关系向负面摆动的幅度才超出了以往。
在这种情况下，要稳定中美关系，最理想的办法当然是两国在观念层次巩固“接触—融入”的战略共识，或者形成新的可以取而代之的共识。但是，过去几年中美未能形成新共识，反而呈现出一种战略“失语”与“失焦”，这恐怕并非偶然。毕竟，两国间形成重大战略共识，首先需要两国内部各自达成一致，然后还要求两国的认识能够相互协调、完美契合，出现这一状态的几率并不太高，更何况是处于大国权力转移过程的两个对象之间。在此情况下，中美两国在过去几年中并未迎头相撞。“战略隧道”中虽有“剐蹭”，但并未“致命”。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统摄整体的战略指导缺位的情况下，以“个案逐个处理”的方式，维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显然，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十分清楚，在中美关系中，前述第一重与第二重战略稳定机制不容打破。因此，在中美关系几次下行过程中，两国领导人都通过元首峰会等契机，将双边关系拉回积极轨道。换言之，中美虽然未能借由达成新共识而“自动”产生战略稳定，但是却依靠领导人的努力“人工”维持了战略稳定。这是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重大成果，但是似乎并未能引起学术界以及两国舆论的足够重视。
2013年以来，中美两国每年都能围绕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最棘手、最重要的课题达成一致或取得突破。第一，两军关系。2013年“庄园会晤”，中美两军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双方开始探讨两个互信机制，并且决定共同维持一个持续的、积极的两军关系。最近几年，中美两军在南海存在博弈，但是双方舰机能够以一种成熟、专业的方式互动，有效避免了类似2001年“撞机”事件式的危机，并能够在博弈的同时维持两军正常交流交往，使得“不冲突、不对抗”有了初步保障。第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这一谈判从2008年开始启动，此后一直进展不大。在2013年“庄园会晤”中，两国决定加速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2014年，两国领导人推动完成了BIT的文本、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谈判。目前，双方正在致力于负面清单谈判。假如双方能够完成谈判，将为中美经贸关系注入一股新的重大推动力。第三，气候变化合作。2014年“瀛台夜话”，中美两国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取得重大突破，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2015年底《巴黎协定》的签署铺平了道路。这一成果被一些人视作过去几年中美之间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今天，气候变化往往被视作中美之间矛盾较小、合作面较大的领域。但是如果回看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上中美的激烈斗争，气候变化曾经是中美之间一个重大的利益分歧点。第四，网络安全议题。2015年“白宫秋叙”，中美两国就当年最棘手的网络安全问题达成新协议，建立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对话机制。这一困扰中美关系多年的问题尽管不会很快解决，但是自网络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主要议题以来，这是两国首次成功将问题“降温”。
上述成果有的为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奠定了基础(两军关系、两军危机管控和互信机制、中美网络安全对话机制)，拆除了隐患;有的成为中美“合作共赢”，甚至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的切实案例(如气候变化合作、世界贸易组织《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中美投资协定等)。因此，尽管中美关系的消极面凸显，但是中美在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尽管媒体甚至学界关注更多的是坏消息，但是今天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引领作用、两军共同参加“环太军演”、两国海军在南海紧张而又不失专业的互动方式，这些在2013年之前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形势比人强”，尽管中美之间仍然没有新的战略共识，也不能说已形成有效的战略稳定框架，但是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投入，两国也正在逐渐摸索出新的利益边界与互动方式。
相比于过去三十多年中美两国通过各自国内的战略共识与两国间的战略默契所形成的框架，当前这种依靠两国领导人探索利益边界与互动方式的做法，一方面可能更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也不够稳定。毕竟，这种模式高度依赖于两国领导人个人的战略认识与战略投入。这种不稳定性尤其表现在美国方面：一是美国作为两党制国家，每四年就有可能出现一次政党轮替，并经常导致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小布什到奥巴马莫不如此;二是由于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是相对强势一方，也是实力相对下降的一方。在这种战略态势中，强势一方面对日渐缩小的实力差距，更有可能为保持自己的强势而改变现行战略;美国国内自2015年以来出现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已经昭示了其战略界调整对华战略的冲动。从2016年下半年美国进入大选季，到2017年美国组建新政府并检讨、制定对华战略，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风险相对较高的时期。
未来，中美战略稳定框架的探索可能需要继续由两国政府高层主导。一方面，管控分歧，避免危机;另一方面，扩大合作，特别是在双边和全球治理层面加强合作，是未来可期的方向。在此过程中，几个难点需要中美两国做出艰难的抉择。
第一，中美两国能否在亚太地区实现军事实力的非对称性相对平衡。中美之间综合性的战略稳定，仍然需要以传统军事领域的战略稳定为基础，“不冲突、不对抗”无论何时都是中美关系的最低要求。中美不冲突、不对抗，不能仅仅依靠两国有这样的意愿、意图，因为在中美这样互信不足的国家之间，意图常常是难以澄清、更几乎是无法被验证的。在军事实力上的相对平衡是确保不冲突、不对抗的关键。对此，美国方面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其在西太平洋地区是要长期维持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还是可以接受与中国的相对平衡——即美国的军事实力可以比中国强大，但是双方要接受一种安全上的相互脆弱性、相互威慑。目前，认为中美将走向相对平衡的声音在美国还是少数派，主张中美之间建立某种均势的美国学者的观点，对霸权国家来说，要放弃主导地位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变化是根本变量。当中国的军事实力达到非对称平衡时，美国才更有可能被迫做出战略调整。只不过，在此过程中需要控制竞争的程度，既不能导致冲突与摊牌，也不能陷入军备竞赛的陷阱。未来在中美逐渐接近相对平衡时，可能也需要中国在军力发展上做出某种约束和限制。对中国而言，这也不是容易做出的选择。
第二，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美国宣称其亚洲政策的基石是其盟友体系特别是美日同盟。但与此同时，无论从国家实力、美国合作需要以及与美国的矛盾等角度看，中国都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因此，美国的亚洲政策长期蕴涵着一个内在矛盾，即以同盟体系为基石，却以中国为最重要的打交道的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盟友的关系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这一内在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当中日、中菲关系恶化，美国就需要替其盟友“出头”以维护其作为霸权国家的“可信度”，这又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紧张与矛盾，并进一步恶化中日、中菲等国的矛盾。这种恶性循环发展下去，美国盟友体系就有可能完全站到中国的对立面，并在东亚形成以美国同盟体系为一方，以中国为另一方的冷战式的安全结构。显然，这对中美两国都不利。因此，如何处理好中国与美国盟友体系的关系，是摆在中美两国决策者面前的重大的地区安全难题。
第三，中美政治价值观的差异与政治安全问题。美国的对华战略甚至整个外交战略都以其价值观为基底，价值观已融入美国外交“基因”。这既是中美诸多矛盾(如美国对中国战略走向的判断、人权问题等)的直接来源，也是影响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判断的最大疑虑(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只要中美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差异仍大，中方的疑虑就会持续存在。此外，由于美国对外政策具有多行为主体(如公权力层面有国会，公权力之外有非政府组织、企业甚至个人)的特征，美国不会也无法对中国在此方面做出战略保证，无法缓解中国的战略疑虑。要避免这一疑虑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严重问题，一方面，可以由美国政府行政当局做出某种自我克制，并向中国政府清晰传递其自我克制的信号;另一方面，需要中方保持战略自信，避免这种真实、深切的疑虑过分蔓延，甚至“淹没”中国整体对美战略。
五、余论
总的来说，经过三十余年“接触—融入”共识所塑造出的战略稳定之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没有整体性的战略共识来指导中美关系的状态恐怕还将持续。因此，中美两国政治领导层的战略远见与战略投入就是至关重要的。在此过程中，两国需要对战略博弈与战略竞争持更为“宽容”的态度。战略博弈与战略竞争是大国政治中本来就应该包含的内容，更何况是在中美这两个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如同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提出的“共同演进”的概念，只要管控得当，一定程度的博弈与竞争有可能还有利于两国各自的发展。因此，中美两国不宜将“维持现状”与“相互尊重”两个概念扩大化。中国方面不宜将战略博弈中美国的行为均归结为“不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关切”;美国方面不宜将战略博弈中中国的行为均归结为“要改变现状”或“挑战美国领导权”。中美两国需要做的是为战略博弈与竞争划定边界，同时控制博弈与竞争烈度，特别是要避免其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也要避免战略竞争走向以削弱对方为主要目的的恶性竞争。这样，经过若干年小幅、有限的震荡，中美两国就有可能摸索出比较清晰的新的利益边界，适应新的互动方式，从而达到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
来源时间：2016/9/25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1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