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看待“特朗普现象”的正面意义
作者：达巍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8期
在2016年这个大选年当中，美国政治、社会风起云涌。特朗普、桑德斯等非传统候选人异军突起;民粹主义、反精英、反智情绪大行其道;长期被认为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全球化受到质疑;族裔矛盾与警民冲突叠加引发多起枪支暴力事件。当前的美国呈现出一种“高能”状态。
1 美国面临“真问题”
对于此次大选折射出的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学术界及舆论媒体已有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描述。粗略说来，美国社会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缩水、白人中下阶层“被剥夺感”强烈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一些美国选民认为国家的政治层面无所作为，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感。对美国面临的问题，看几个数字即可有一个更直观、具体的理解。
首先是美国中等收入的成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提起美国，可能很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座独栋房子、两辆汽车、两个孩子、一条狗”的中产阶级生活景象。这一景象的“代表性”如今正逐渐消失。2015年，全美中等收入成年人口1.20亿，高收入和低收入人口之和为1.21亿，中等收入人口40余年来首次跌倒50%以下。相比之下，1971年美国中等收入人口比例接近61%。如果按照家庭数来看，情况则更为不妙。2015年，全美中等收入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仅为43%，而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分别为49%和9%。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美国梦”的主要载体，中产阶级的缩水恐怕是美国面临的社会矛盾的一个最直观指标。
再看一下就业。从单纯的失业率看，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2009年10月的10.0%，下降到现在的4.6%左右，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工作是找到了，可是人们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来看得更仔细一些:2008年1月到2010年2月这段“失业高峰期”，美国损失了357万高工资工作岗位;在2010年2月到2014年2月这段“就业恢复期”，全美共创造了260万高工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有90万“好工作”再也未能回来。同期，美国中等收入岗位损失324万，其后创造228万，净减少96万。低收入岗位先损失197万，其后创造382万。显然，相当多的人从中高收入工作岗位滑到了低收入岗位。说得极端点儿，如果原来你是华尔街的高管，现在你是快餐店的服务生，你会满意吗?
最后再看一个关于年轻人的数字。说到美国年轻人，可能“独立于父母”是很多人的印象。那么实际情况怎样呢?2014年，美国18～34岁的年轻人中，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为32.1%，而与配偶或伴侣购房的年轻人下降到31.6%。自19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调查这一数字以来，“住父母家”首次成为美国年轻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相比之下，1960年有62%的年轻人自己结婚买房。当“啃老”成为一种美国现象，大量美国年轻选民选择支持桑德斯，可能就毫不奇怪了。
显然，美国面临着某些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命题”。
2 发达国家再次面临发展瓶颈
美国出现的上述问题，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的反映。
自14～15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萌发以来，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依靠三大“法宝”维持其国家地位和生活水平。第一是地理扩张。资本主义从西欧的个别地方先向整个西欧扩展，随后向美洲以及诸殖民地扩张，这个过程经历了数百年。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资本主义的扩展以全球化面目出现。在这个几百年的扩张过程中，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了“中心-边缘”格局。除了北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扮演了原料来源地和消费品市场的“边缘”角色，全球产业链的中上游始终被发达国家占据。
第二是技术进步。从蒸汽机、发电机到信息技术革命，新技术不断提高经济生产效率，为发达国家带来丰厚利润。新技术当然都会产生“机器取代人”的问题。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主要的经济产业基本上一直能够维持在发达国家内部，新技术在发达国家内部虽然消灭了一些工作岗位，但又创造出新的机会。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不断向附加值更高的上游移动，因此新技术总体有利于发达国家。
第三是社会制度的革新。所谓“中心国家”从建立开始，始终面临着多种内在矛盾。不过，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国家也不断地进行社会治理层面的改革。以美国20世纪的历史为例，美国先后经历了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里根保守主义革命三次大规模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在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漫长博弈中，西方发达国家吸收了对手大量的合理制度设计，有效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
总体来说，从几百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看，所谓“中心国家”固然有国内矛盾非常激烈的时期，但是由于有以上几大“法宝”的存在，大致上可以以波浪状样态向前发展，维持了全民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总体较为和谐的社会关系。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一个“瓶颈”时期。从地理范围看，冷战结束后，中国、印度这样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也完全加入到世界产业分工链条当中。从技术革新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变革门槛低、复制快，进一步加速了产业从发达国家外流。新一代的革命性技术变革尚在酝酿过程当中，是否出现、何时实现、在哪个领域出现都还难以预测。总之，资本主义经济的彻底全球化，加上人类社会日益紧密的“相互连接”的属性，导致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前者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大量西语裔移民涌入美国，占据低薪工作岗位;国际及本土恐怖主义袭击成本低廉、防不胜防。这些问题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是过去的“中心国家”没有经历过的。
面对这些问题，对美国人来说，目前可以指望的就是制度变革了。毕竟，从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带动美国政治光谱向右移动之后，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的制度变革。这是理解2008年与2016年两次大选的关键。2008年美国大选，面对“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的美国选民，选择了当时的“圈外人”奥巴马。从这一点看，当年的奥巴马本质上与今天的桑德斯、特朗普有着某种“神似”。只不过当时人们没有将奥巴马叫做“反建制派”而已。只当过一届联邦参议员的奥巴马以“变革”为旗号，誓言改变华尔街与华盛顿的政治与金融生态，实际上许诺的就是一场制度变革。不过，8年过去了，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似乎仍然复杂难解。美国部分选民变得更不耐心，开始呼唤比奥巴马更加“体制外”的政治人物，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的特朗普、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3“特朗普现象”是激进地寻求制度变革
正如极少有人在初选之初即能预测到特朗普最终将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一样，也极少有人在此次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就能深入讨论美国面临的深刻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显然，美国大选扮演了美国国内问题“放大器”的角色。如果没有大选这样一个平台，美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会被提到全国政治的平台上来讨论;那些沉默的愤怒者的声音，很难引起政治家和学术界的重视。当前舆论对美国大选的关注，过分地被特朗普特立独行的风格所吸引，导致某种“娱乐化”的倾向。实际上，无论特朗普个人是否值得被严肃看待，“特朗普现象”都值得被更加严肃地看待。同时，“特朗普现象”的正面意义也值得被严肃地看待:“特朗普现象”至少是一次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问题的自我暴露;也是美国社会继2008年之后试图实现制度变革的再次尝试。这种内部问题的及时暴露与自我革新的动力，恰恰是维持美国长期竞争力的根本驱动力。此外，假如“特朗普现象”真的会引发美国制度层面的变化，这一变化更需要我们严肃对待。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目前希拉里、特朗普都表态反对TPP，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情绪在美国大行其道，2017年新政府成立后，美国真的会从全球化领导者这一位置上后撤吗?这一问题当然现在还很难回答，毕竟我们还不知道谁会当选美国总统。但是有以下几件事情我们可能比较确定。一是希拉里恐怕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反全球化者”。她的相关表述，更多地还是竞选语言、政治需要。如果她当选，为政治需要做一定的调整是必要的，但大幅度的变革应该很难看到。二是如果特朗普当选，变革的幅度大概要大很多，但是他的“药方”有些确实很难实现，可能面临法律障碍、国会阻力和行政部门官僚机构的反弹。三是相比于2008年大选围绕奥巴马积累的极为强烈的“变革”民意，此次大选迄今还有一半多一点儿的选民支持建制派候选人。变革的动能并不比2008年大。大选这个“放大器”去掉之后，美国国内关于制度变革的呼声可能会再次成为潜流，等待下一个可以爆发的“火山口”。四是2008年大选民主党不仅赢得总统选举，而且拿下国会两院，为奥巴马变革创造了良好的国内政治条件;而2016年选举国会有可能出现“分裂国会”的状况，即共和党掌控众议院，民主党掌控参议院。未来总统如要变革，国内政治环境恐怕不如奥巴马当年。
整体而言，无论就经济还是社会来说，美国在全球都名列最开放的国家之列。2017年的美国可能会从现在的位置向封闭的方向移动，现在难以判断这种移动会持续多长时间，会移动到多远。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是，这个移动将会是有限的，甚至象征性的。美国从全球化领导者的地位上“撤退”的可能性并不大。更有可能的一个选择是，美国利用自己的发展阶段优势以及实力优势，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全球化。实际上，TPP本身就是从WTO机制偏离到对美更为有利的多边化的努力。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等努力，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一个调整。近几年无论是对人民币汇率的指控、对中国商品反倾销的调查，直到最近有关中美投资协定的困难，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执，都应该在这一趋势下考察。而中美未来的博弈，也将在这一深远的背景下展开。
来源时间：2016/9/23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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