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中的施密特与阿伦特之争

作者：Feisal G. Mohamed  来源：PKU法治研究中心

　　法意 | 导言

　　美国舆论界关于大选的讨论可谓铺天盖地，但真正能从思想层次做出理论分析的文章并不多见。为此，法意特意翻译了纽约城市大学英语系教授Feisal G. Mohamed发表在《纽约时报》评论栏目的文章《阿伦特、施密特与特朗普的“民族”政治》，借此了解美国人是在何种语境之中思考和对待这些经典思想家。该作者将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竞选理念差异类比为德国思想家施密特和阿伦特的思想之争。作者指出，美国两党的总统竞选人都在试图塑造国家团结，但二人采取的方法完全不同，特朗普通过一种民族主义式的、强调敌友区分的政治方式实现团结，希拉里则通过自由主义式的、强调共识的制度方式实现团结。尽管作者认可希拉里的竞选路线，但也对希拉里的权贵倾向提出批评。通过揭示阿伦特思想中的共和主义痕迹，作者最后指出只有开辟一个公民可以自由辩论和行动的公共空间，才能最终消解政治和经济精英垄断国家权力追求私利的美国弊病。

　　美国大选中的施密特与阿伦特之争

　　2016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最频繁传递的信息之一就是团结统一，显然不是已经不存在的党内团结，而是国家团结，实现这一目标如往常一样需撇开政治上的分歧。尽管与会者常常呐喊着“修筑那堵围墙”，他们疯狂地幻想着用这堵墙区隔，用这堵墙驱逐出非法劳工，殊不知这些劳工正是美国社会的整体。

　　共和党常常无视这种自我矛盾和欺人的说法，这既简单又明智，但问题还不止于此。

　　听唐纳德·特朗普获得提名感言，我觉得选举好像变成了卡尔·施密特和汉娜·阿伦特之间的争辩，二者同为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虽然理念截然不同，但同样具有说服力。 施密特在1927年的作品《政治的概念》中写道，“政治行动与政治动机可以简化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划分：即是敌是友”。这个说法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敌友的区分才是政治的核心，正如好恶的区别核心在道德，美丑的区别核心在审美。所有其他因素相对于核心因素而言都是次要的。

　　施密特与他的《政治的概念》

　　施密特尤其希望抛开法律和程序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捍卫自由国家的关键所在。它们通过将公共生活简化为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毫无意义的、永不休止的竞争的方式来回避政治问题，并为此自担风险。

　　总结特朗普大会上的发言，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特朗普一直想要传递这样一个竞选理念。他在几处都强调他执政的共和国将成为一个关爱政体。但他也将尽力排斥这样一群人，即非法劳工和伊斯兰恐怖分子。他将假定的犯罪上升趋势的责任直接怪罪于对墨西哥移民和伊斯兰国家的同情者。以此观点来看，在我们身边这些群体的存在正阻碍真正的政治共同体产生。

　　就算这种区分敌人的方式与特朗普所言完全一致，但在当前情况下，他随意地划分朋友的方式多少令人惊讶。尽管在一整周的大会上特朗普公开反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但他认为非裔美国人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饱受失业和城市衰败之苦。这一立场打破了贫穷白人和贫穷黑人之间的种族隔阂，而这是共和党人的一贯立场，取而代之的是将焦点集中于处理所有美国工人的困境。

　　更不可思议的是，特朗普捍卫同性恋群体免于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的誓言所受到的广泛赞誉。事情的反转似乎令特朗普自己也感到惊讶，特朗普转而称赞共和党的党众们愿意临时抛开党内一贯的偏见而作出正确的抉择。在佛罗里达州发生的奥兰多枪击案毋庸置疑带来了巨大的转变。我们见证了敌人制造的血祭是如何改变政治中友谊的定义，将先前被边缘化的群体带入到政治舞台中心。保罗·卡恩是施密特最出色的当代读者之一。在他的著作《神圣暴力》和《政治神学》中表达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美国政治常常以此方式运行，例如在二战期间，利用非裔美国人的牺牲来扩大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共识。

　　保罗·卡恩《政治的神学》

　　这就是特朗普寻求促进团结的方式。通过在美国本土积聚对外国因素的仇恨，他试图将“民族/国家”(nation)塑造为一个类别。在某种程度上类似施密特的主权思想，他将民族/国家想象为一个有机的实体，民族/国家意愿可以透过他表达出来。或者，换句话说，他设法还原其拉丁词根nationem含有的种族和家族的含义，该词根从出生(nascor)衍生出来。由此来看，这同他女儿伊万卡介绍的特朗普的形象完全吻合，本周他的子女比以往党员更加突出了这个特点。我们应邀加入他们，在特朗普的羽翼下蒙受他家长式的照顾。[page]

　　特朗普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邀请。在这方面我们应抱着汉娜·阿伦特的怀疑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的核心见解是当民族-国家的连字符被切断，当一个民族成为必须通过法外手段和国家制度、程序提供的保护之外的行动来保卫自己的排他性团体时，往往走向极权主义。一旦民族受威胁的逻辑被接受、粗暴行使国家权力的紧急行动将为期不远。

　　有鉴于此，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阿伦特主义者似乎是希拉里·克林顿。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希拉里所作的承诺，即允许更多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最著名的一章中，阿伦特严厉批评二战期间欧洲和北美国家曾拒绝收容难民，甚至将他们定性剥夺欧洲犹太人国籍的纳粹计划的同谋。希拉里暗示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阿伦特

　　希拉里显然比特朗普更像国家集权论者，而事实上在她的修辞中很难发现一种和国家制度和政策相关的民族意识，这正是她作为一个政治家情感缺失的主要原因。她的政治纲领是可以实现的，是在制度约束条件下循序渐进的，是具有长期处理政府事务的经验历练的。

　　希拉里

　　但对阿伦特来说国家集权本身并不是结束，我们自然能想象出阿伦特对希拉里的疑虑。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引用了施密特的观点，罕见地和施密特抱有同样的看法。她在写到在18世纪和19世纪，当国家日益和民族结合在一起时，富裕且强大的精英们是如何主张他们只在在满足自己的利益时才会超越党派。施密特随后阐述对在整个欧洲爆发的1848起义发展的见解时，借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又和阿伦特惊人的一致。

　　这三个非常不同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施密特和马克思，一致洞悉到从某种程度上纯粹的国家集权本质上有利于有钱人的利益。如果没有来自政治行动方面某种形式的压力，国家的杠杆极易落入有钱人或有关系的人的手中。阿伦特认为这导致在这种政治中启蒙运动的理念如公正和平等变得毫无意义，政治只是用来推进强者的计划的工具。

　　因此，当左右两派一些评论家指责希拉里受惠于银行和大企业时，我们能想象到阿伦特会密切关注。正如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明确指出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就是重视提供发挥人类创造力的政治空间，其会产生积极的公民效果。她将这比作人类生育能力：正如我们有权利将新的生命带入世界，那么我们也有权利将新的想法带入世界，这些想法能重塑思想环境，产生新的连锁反应。作为社会和政治存在，这是我们最高使命和成就。如果阿伦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她就是一个具有明显共和思想特征的自由主义者。

　　施密特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思想家是理应被世人鄙视的，因为他在1933年加入了纳粹党且在战后拒绝服从去纳粹化。但在他的政治作品中表现出的洞察力仍然是超群的，虽说同样可悲，但非常有用。像施密特一样，特朗普认为他所处时代的政府是失败的，并试图加强我们的政治紧急感。

　　而在另一边是希拉里，她用阿伦特的姿态给部落政治(tribalist politics)泼了冷水，她毫不客气地反击，尽管她经常因政治对手的残忍而陷入政治恐惧。但是，如果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真正信仰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我们可能会发现两位候选人都不够格。

来源时间：2016/8/14   发布时间：201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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