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及其认知误区

作者：杨卫东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六期

　　摘要：近几年来，美国战略界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其对现有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进行讨论和反思。反思之一，认为传统的通过对华接触达到对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改造论”是失败的;反思之二，认为传统的遏制中国发展的“遏制论”反而导致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体现出大国自信。在这种背景下，“改造论”和“遏制论”都认为现行美国对华政策应该调整，但如何调整?美国战略界又缺乏广泛共识。从学理上讲，美国战略界的“改造论”和“遏制论”都存在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这种认知误区就其实质而言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

　　关键词：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改造论”;“遏制论”

　　近几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及其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对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因此，美国政界与学界不断就现有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激烈辩论与反思，反思的结果认为，现有的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有所调整，但具体如何调整又缺乏广泛共识。本文首先提出美国战略界新一轮的对华政策“十字路口论”，然后重点就近几年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中的“改造论”与“遏制论”进行深入解读和剖析，最后从学理层面分析这种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

　　一、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政策“十字路口论”

　　近几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以“十字路口论”为特点，在美国战略界表现尤为突出。奥巴马(BarackObama)政府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Steinberg)与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OHanlon)在合著的《战略再确保与战略决心》一书中指出，美中两国的政策制定者与分析家正在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美中关系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自尼克松(RichardNixon)历史性的访问以来，主要以友好关系为特征的美中第一个40年的双边关系已经过去，太平洋两岸对双边关系不断增强的相互理解的那种美好日子也许将成为幻觉。斯坦伯格认为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他看来，除非美国与中国承认这种危险是由于它们本能的竞争属性所致，承认两国关系富有活力，并发展一种成熟的战略以及相关联的政策以应对那些危险，否则，这种担忧也许会成为现实。为了防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斯坦伯格提出了“战略再保证”(strategicreassurance)的观点。他认为美中双方都应该向对方确保它试图合作的意图，每一方需要向对方表明，它在捍卫至关重要的利益时必要的决心与能力。①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Friedberg)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尽管华盛顿的对华战略偶尔也存在争议，在对华接触与制衡的政策轨迹上也有小幅微调，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政府还是继续奉行这一政策。而最近几年，美国政府就这一战略的充分性与持久性存在质疑。②弗里德伯格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分为鲜明的“三个20年”：第一个20年(1949—1969年)，美国对中国奉行孤立与遏制政策。第二个20年(1969—1989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指针摆向相反的方向，两国基于共同的对手苏联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第三个20年(1989—2009年)，美国对华政策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寻求混合政策。一方面，美国通过贸易与外交关系寻求一种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寻求一种并非像冷战时期那样基于遏制，而是为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对华奉行一种制衡的政策。这种政策，事实上是一种“遏制—接触”政策(congagement)。现在，美国战略家面临的问题是，面对中国显著的上升趋势，美国的这种政策是否还要继续维持下去。③奥巴马政府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顾问杰弗里·贝德(JeffreyBader)对美中关系的这种悲观论也表示担忧，贝德认为，亚太地区持续多年的和平得益于尼克松、基辛格(HenryKissinger)与中国领导人的和解，以及此后双方领导人对双边关系良性发展持续性地培育。但近期美国对外政策专家在大众传媒上就美中关系的评论促使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美中合作关系正面临破裂的危险境地。贝德指出，许多美国对外政策专家认为，自尼克松以来，八届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已经过时。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就西太平洋地区美国的主导地位寻求战略和解是不可能的，美国应该认同一种观点，即伴随着美中合作关系的消退，美中关系应该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之上。④

　　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Harding)在2015年秋季号的《华盛顿季刊》撰文指出，最近几年，美国国内涉及对华不满的书籍、研究报告、文章雪崩般涌现，它们建议改变目前的对华政策，从而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构成挑战。当前，美国就几十年以来———也许是自1960年代中期就美中关系正常化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以来———的对华政策正在展开最激烈的讨论，讨论的部分内容甚至令人回想起1950年代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那场对华战略大辩论。何汉理认为，目前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主要局限于学界，但伴随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候选人会将中国问题作为竞选的热门议题借题发挥，下一届当选总统也许会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因为，目前的对华政策被广泛认为是失败的，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呼声正在出现。如果这种观点主宰了这场对华大辩论，美中关系将会显著地恶化。⑤尽管何汉理不同意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莱尔·戈尔茨坦(LyleGoldstein)提出的美中关系“灾难边缘论”，⑥但他认同多数观察家的看法，即美中关系正变得日益恶化，并有冲突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但正在发酵。这种现实增加了美方认为现有的美国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并需要重新考虑，也许需要重大修改的看法。①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著名的知华派专家兰普顿(DavidLampton)提出美中关系“临界点论”，并希望美中两国发表第四份联合公报是有充分依据的。②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战略界出现新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反思近些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提出中美关系“十字路口论”是有其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体现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

　　二、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之一：“改造失败论”

　　从理论层面上讲，美国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其对华“接触与改造”中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突出体现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制定的“参与和扩展战略”(StrategyofEngagementandEnlargement)，在这一大战略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试图通过接触，将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的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之中。美国的这种“接触与改造”政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利用中国迫切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以此要挟中国，试图通过经济与社会接触，促使中国朝着美国所设想的方向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无论是克林顿政府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还是小布什政府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总体思路没有变化，即通过接触、“改造”与“驯服”，支持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朝着美国所设想的方向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亨利·罗恩(HenryRowen)甚至计算出中国民主转型的具体时间表。③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初见成效，中国已经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成为现行制度和规则的主要受益者，美国应该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成为现行秩序的“利益攸关方”。但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并没有按照美国“设定”的轨迹向前推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反倒促使中国提出道路和制度自信，抵制西方的普世价值。

　　弗里德伯格指出，美国国内有一种共识认为，随着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中产阶级会不断增加，中产阶级在经济自由之外必然会要求政治自由，这样，中国大陆会像韩国和台湾一样，步入自由民主社会的行列。民主转型之后，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必然不会与美国发生激烈的安全冲突。但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出乎美国的设想，其最初所设想的中国民主转型之路现在看来遥遥无期，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没有任何改观。④弗里德伯格在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中国比20世纪80年代末时更为富足，但中国并没有更加民主化。美国长期的对华接触战略并没能促使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中国距离美国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进程更为遥远。⑤弗里德伯格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沿着目前的轨迹发展的话，将会更加富有、强大，但没有民主化，美中无声的竞争将会公开化，更加危险。弗里德伯格担忧，自188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美国将面对一个全新的、经济规模超过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挑战。20世纪，美国主要依据意识形态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但今天的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又并非民主国家，即中国既非可信任的朋友，又非“持剑的敌人”。除了物质层面明显的挑战之外，中国崛起对美国战略家还构成了严峻的思想挑战。所以，在美方看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共识正在侵蚀。⑥弗里德伯格是美国对华强硬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所阐述的“改造失败论”在美国学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兰普顿也深刻地认识到美国学界对华战略的这种细微转变。他指出，自2010年以来，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出现一些转变，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开始超过对中国的期望。他认为过去的政策没有坍塌，但正在受到削弱。他担心的是，两国精英与民众对两国关系的讨论正在从传统的重心向更为极端的分析与政策建言方面倾斜，而这种倾斜仅是为了满足两国精英与民众都倾向于对对方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的需求。在兰普顿看来，造成上述问题的潜在原因是自197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大致形成的认识(尽管从来没有普遍性的分享)正日益受到侵蚀。这种认识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经济等政策应该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并融入国际社会会产生普世的价值观。然而，中国的不断壮大却并没有像美国政治精英所设想的那样，经济市场化推动政治民主化，中国发展成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并非“民主资本主义”。中国在经济层面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并没有导致中国在安全层面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兰普顿认为，从根本上讲，美国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它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因此，最近几年可以感觉到，就美国对中国内外政策的评价几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TippingPoint)。①美国《外交》杂志2015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甚至提出“中国改革停滞论”的论调。文章认为中国30年的改革进程中，能改革的议题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非常难啃的硬骨头。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国内出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反对改革继续推进。另外，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导致了许多有争议的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出于维护现有体制稳定的需要，不愿推进改革的深化。尽管中国在对外宣传方面始终强调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总的来说，按照一句中国谚语所言，“雷声大，雨点小”。所以，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开创的改革大业在事实上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②《外交》杂志是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期刊，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半官方色彩。“中国改革停滞论”在《外交》杂志上的提出，至少体现了部分美国学界精英对中国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深层次改革的一种失望，这种失望情绪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

　　三、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之二：“遏制失败论”

　　从现实层面上讲，美国认为多年的对华遏制战略并不成功，中国外交中体现出的大国自信对美国全球领导力构成了新的挑战。

　　大国自信是近几年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外交的新评价。2011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小布什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Christensen)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分析中国大国自信的文章指出，2010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例如，中方要求日方就中日海上冲突道歉，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警告，东盟国家不要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与域外大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所有这些举动体现了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多的自信。在柯庆生看来，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导致中国修复其对外大战略，在对外政策方面显示出更多的自信。作者认为，北京“好斗”的对外政策举措源于被过于夸大的、基于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内大众民族主义膨胀心态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施加的压力，以及中国国内严峻的政治不安定现实。③

　　2013年，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IainJohnston)在《国际安全》杂志发表长篇宏论，深入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大国自信问题，江忆恩将中国的这种自信定义为“新自信”(newassertiveness)。①而2015年秋季号的《华盛顿季刊》则同时发表了两篇探讨中国大国自信的文章。文章之一出自弗里德伯格之手。弗里德伯格认为，中国近年来对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重新认识，对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威胁采取经济制裁的做法，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大国自信。弗里德伯格重点从大国自我中心主义、中国凝聚国内政治力量需要以及战略考量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大国自信的原因。②文章之二出自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奥琳埃娜·史凯乐·麦斯楚(OrianaSkylarMastro)之手。麦斯楚认为中国提出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antiaccess/areadenialstrategy)，倡导积极防御、奋发有为的对外政策将长期延续，并指出美国应针对中国外交的这种大国自信在对华战略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③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Economy)对中国近几年的这种大国自信也表示担忧。在伊科诺米看来，权威主义与“军国主义”的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举措对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构成直接的“挑战”。习近平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辞与极富自信心的军事姿态对美国的地区利益构成“威胁”。习近平抛弃了邓小平制定的长达数十年的“韬光养晦”策略，代之以更具扩张性、展示肌肉的奋发有为外交。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会议上指出，亚洲事情由亚洲人处理，亚洲困难由亚洲人来解决，亚洲安全由亚洲人来处理。这些话触及了美国人敏感的神经。因此，美国应该坚持在亚太保持强大军事存在的“重返亚太”战略，以遏制或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战略。但作者又反对华盛顿方面将美中关系定位为竞争关系的观点，认为将中国视同竞争对手或敌人只能迎合中国的反西方需要，破坏那些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力量，无助于提升美中双边合作，只会更多地降低美国身段。④

　　就美国对华政策动态而言，2015年，美国战略界发表的两份最新对华战略报告尤其引人注目。报告之一出自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Rudd)之手。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期间，陆克文为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提交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将长期威胁美国利益———这种观点正在复苏，且许多人将“长期来看”替换为“逐渐逼近”，理由即是中国近期在海洋和领土主权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措施。美国对习近平主政之中国的战略认识和反应因此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崛起的中国对于美国而言不再是“一切照旧”。基于中国正在加强其将美国赶出亚洲的长期政策，以及建立其自身在该区域的战略影响的假设，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正将中国视为活跃的竞争对手。⑤尽管陆克文是澳大利亚人，但其政见与美国政治精英有着更多的相通性，他为哈佛大学提交的这份研究报告至少反映了美国战略界部分人士的对华认知。报告之二出自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Blackwill)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AshleyTellis)之手。该报告主张美国应该实质性地修改现行的对华大战略。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挑战，而美中并非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华盛顿当前的对华大战略，即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整合并融入自由国际秩序是以损害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与长远的战略利益为代价的，这种大战略在今天看来存在严重的危险性。未来数十年中，中国是美国最值得警惕的竞争者，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存在长期战略竞争关系的可能性较高。中国的对外大战略在于安抚周边，巩固与加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最主要的大国。所以，美国对中国一项新的大战略应该是以平衡中国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其崛起作为中心任务。报告强调，美国应该淡化对华的支持与合作，增加压力与竞争，减少对冲而加强反击，美中竞争关系应该成为“新常态”。报告呼吁，尽管中东政局动荡、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紧张，美国还是应该集中精力管理未来数年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的最大的战略挑战。①陆克文为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提交的研究报告，尤其是布莱克威尔与特利斯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研究报告具有重要的现实影响力。尽管这些研究报告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但这至少体现出美国战略界对现行的美国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分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HughWhite)在评价这两份报告时指出，来自美国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两份核心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亚洲领导地位的挑战是一种现实，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应该根本性地转变以应对这种现实。两份报告都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标志着亚洲实力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领导下的现政府决心利用中国增强的实力改变亚洲秩序，以有利于中国。因此，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对华主流共识正在受到侵蚀。②

　　中国对外政策所体现的大国自信与奋发有为导致美国战略界对现行的美国对华政策持怀疑和失望态度，强调对华合作为主的呼声日益受到对华竞争为主的鹰派挑战。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Shambaugh)认为，当今的中美关系合作与竞争相互交织，是一种所谓的合作式竞争(coopetition)。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并已经成为主要方面，而合作因素不断下降，退居第二位。因此，目前的中美关系可以称之为竞争共处(competitivecoexistence)。③沈大伟指出，两国政府对潜在的世界秩序观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美国试图扩展自由秩序，而中国对美国倡导的自由秩序观持不同的看法，经常反对这种自由秩序。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华强硬派坚持认为，美国应该抛弃对华友好与合作的幻想，加强在亚洲的军事与外交存在，强化与盟国的同盟体系，对北京施加压力。

　　四、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

　　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战略界不断反思持续多年的对华“改造论”与“遏制论”，认为“改造”中国，促进中国民主化无望;遏制中国，制约中国的发展，中国却日益强大。事实上，无论是“改造论”还是“遏制论”，美国战略界都陷入了一种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这种认知误区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建立在自由主义思维逻辑基础上的“改造论”不可能成功。“改造论”的认知逻辑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思维，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认知逻辑建立在美国价值观具有普世性的基础之上。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强调美国民主制度的科学性与正当性，强调以一种威尔逊主义的传教士激情对世界进行美国式的改造。这种自由主义的对外大战略构想伴随着美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在冷战以后体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民主扩展战略，还是近几年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国际秩序大战略，都是这种自由主义思维逻辑的延伸。但是，自由主义的对外政策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屡屡受挫，并遭到现实主义学派的指责。美国现实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乔治·凯南(GeorgeFrostKennan)就曾认为，美国是国际法和道德观念的奴隶。美国对外政策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对待国际问题的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①凯南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主义思想驱动的，而自由主义思想通常会使美国陷入困境，他甚至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要为1950年代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政策困境负主要责任。②当今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甚至形象地认为，美国外交中的法律—道德主义思维已经成为美国的DNA，美国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思维模式。③具体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尽管20世纪初的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门户开放”基础之上，其强调美国对华贸易自由与机会均等，并且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但是，美国基于对自身民主价值观的高度认同，希望中国也建立一个共和、民主政体。按照美国学者邹谠(TsouTang)的解释，美国希望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基督教的国家并追随美国的领导。④20世纪70年代，尽管美中关系正常化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认知逻辑，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自由主义潜意识还是寄希望于“改造”中国，促使中国走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之路。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尽管中国号称社会主义，但中国实际上向往资本主义，并不断通过改革开放走向中国人向往的“资本主义之路”。但伴随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中国开始提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并大有取代“华盛顿共识”之趋势。由此，美国开始意识到一个强调制度与道路自信的中国同美国当初所设想的民主化改造之路渐行渐远。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证明，美国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改造论”是无法奏效的，究其原因，美国式民主并不具有普世性。历史的实践反复证明，民主的形式极其多样，美国式民主却弊端重重。2014年3月，《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长文指出，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逆转，1980年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了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文章认为两大原因导致了西方民主模式的挫折：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⑤自上世纪70年代美国重新打开美中关系大门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改造派”所设想的一个个远景都成为泡影，其原因在于美国自由主义的“改造论”本身存在着认知错觉。

　　其二，建立在现实主义思维逻辑基础上的“遏制论”也不可能成功。“遏制论”的认知逻辑是一种现实主义式的思维，这种认知逻辑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国际社会无政府条件下国家权力的最大化诉求。具体到美国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认知逻辑则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对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构成了现实威胁，所以美国国内的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对华采取遏制政策。事实上，这种现实主义的认知逻辑将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历史化和固定化，人类步入21世纪的全球化现实则要求现实主义的“遏制论”必须摆脱20世纪及其以前的传统思维定式。今天的中美关系必须超越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学派的逻辑推理，超越传统大国强者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以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框架构建双边关系，必须认识到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中美两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诚如基辛格所言，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两国应该共同进化。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Manning)在评价布莱克威尔等人给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战略报告时指出，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与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角度讲，布莱克威尔等人强调美国采取制衡中国的建议是荒谬而不可行的，这违背了美国200年前就制定的美国支持一个开放的亚洲市场的政策。①

　　美国对华政策中“改造论”与“遏制论”之所以出现这种认知误区，其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逻辑的结果。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认为，当今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建立在三个指导思想基础之上：一是西方中心主义，二是现实主义，三是自由主义。在朱云汉看来，全球许多冲突的根源都与这三大西方指导思想有关。②近代以来，西方的崛起催生了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主导着西方学术界的思维认知。这种思维认知在对华政策中的体现就是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模式具有普世性和先进性，依照西方的经验和传统，中国的崛起必然难逃西方传统大国强者必霸的历史宿命。但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事实却不断冲击着西方中心主义，要求西方社会必须超越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来重新认识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势。

来源时间：2016/7/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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