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象之争：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政党因素

作者：林宏宇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之三：

　　驴象之争：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政党因素

　　林宏宇

　　1952年以来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最主要特点就是竞选日益围绕着候选人为中心展开，政党的作用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党在美国总统选举政治中不重要了，实际上，在现代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国政党仍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驴象之争依然是现代美国总统选举的常态。为了弄清美国政党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我们首先要了解美国政党制度的演变过程与基本特点，然后在其基础上，再分析政党对总统选举的重要作用或影响。美国政党对总统选举的作用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一、为总统候选人提供“竞选标签”与政党认同，二、为总统候选人提供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方面的帮助，三、为总统候选人提供资金方面的助选。

　　一、美国政党制度的演变与基本特点

　　美国政党是美国选举政治的产物，是定期为竞选公职提供候选人的政治组织，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早期的美国政党是在人们对政党很不信任的气氛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时美国人把政党和分裂、瓦解以及阴谋反对政府等同起来，它每向前发展一步都遭到非议，被认为是个祸害。例如，100多年前，美国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学家约翰·泰勒在他的名著《政党的定义》(1794年)一书中写道：“公共利益被两个在人数上几乎势均力敌的政党所操纵，这种局面必然是极端危险的。事物不应分裂成相互冲突的几部分，而是要团结一致，这才是真理。”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也对政党持消极态度，美国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政党的内容，这不可不说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实际上，这反映了美国开国元勋们对政党制度的担心。当时主流的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都对政府中的党派斗争持批判的态度，他们都强调团结与统一的重要性。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强调，美国宪法是为控制“派系的暴力”而存在的。

　　早期的美国政党形态是一些地方名士自发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尚未形成组织性很强的政治实体。最早建立政党组织的是民主-共和党人，实际上，在第二届国会(1791-1793年)时，国会中就已出现了被称为“共和主义势力”的国会派别，它很可能就是后来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创建的民主-共和党的前身。1793年民主-共和党开始组建它的地方组织。但此举遭到联邦党人的强烈抨击，他们拒绝承认这些组织的合法性，联邦党人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个政党，而仅以爱国者自诩。乔治· 华盛顿总统一开始就蔑视民主-共和党人的这种自发组织，仅称之为“自组的民主协会”，并在其著名的《告别辞》告诫美国人要提防政党制度的危害，认为它是一种腐朽的制度，只能带来“派系斗争”与“讹虞我诈”。

　　关于美国政党发展的历史分期有很多种，不同的研究角度有不同的分期。从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出发，以政党发展的成熟程度与分属于不同政党的总统的任期长短为界标，可将美国政党的发展分为二个时期(见图1)：即两党制的萌芽时期(1789年至1860年)和两党制的成熟时期(1860年到现在)。

　　其中，两党制的萌芽时期又可分为二个阶段：1824年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表现为联邦政府中具有不同施政主张的两大派别之间为争夺总统职位的较量;1824年到1860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是两党制的初步发展阶段，表现为相对成熟的民主党对共和党的前身辉格党的优势，并以辉格党的瓦解而告终。

　　两党制成熟时期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民主、共和两党轮流做庄，势均力敌，共同分享白宫宝座。根据总统任期长短可将这个时期分为4个阶段：1860年–1932年为第一阶段，除了克里夫兰和威尔逊2个民主党总统外，共和党垄断了白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GOP(Grand Old Party,老大党);1932年–1980年为第二阶段，民主党以“大萧条”为契机，开辟了“新政联盟”的时代，夺回了白宫主控权，除了艾申豪威尔和尼克松-福特两次共和党政府外，民主党垄断了美国总统职位;1980年—2008年为第三阶段，始于里根政府，加强于小布什政府，共和党呈现再次收复白宫之趋势;2008—现在为第四阶段，民主党借助金融危机的契机，重新夺回总统宝座，而且这个趋势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图1：美国政党发展分期示意图

　　两党制萌芽时期 两党制成熟时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萌芽 初步发展 GOP时代 新政联盟时代 共和党复兴 民主党复兴

　　1824年 1860年 1932年 1980年 2008年

　　美国政党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稳固的两党制。美国是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存在着很多利益相对冲突的群体或组织，这些群体或组织都需要有一个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似乎应该形成多党制。但实际上，却形成了长期稳固的两党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笔者认为，美国总统职位的设置和选举总统的方式是建立和维持两党制的最大动力。美国总统职位的巨大权威，强烈吸引着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使之成为美国人都想争夺的独一无二的公共职位，是全美政治生活的焦点和热点，而夺取总统宝座的最成功策略就是组成一个支持某一候选人的大联盟，众多分散的政治势力，经过分化组合，最终形成两大对立的联盟。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与其说美国有两大政党，倒不如准确地说美国有两大以争夺总统宝座为目的的政治联盟。

　　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认为，两党制的存在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共和政体，当一个政党执政时，另一个政党就担负起监督批评政府的职能，这有利于整合各种差异很大的利益关系，团结各种势力，缓和利益冲突;同时，有利于抵制各种极端主义，因为不管是极左势力，还是极右集团，谁要想掌权，都得折衷他们的主张，只有折衷的政治诉求，才可能赢得中间大多数普通选民的支持;另外，高度的民族纯一性也为两党制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虽说美国是个文化多元的移民国家，但主流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文化的同化力很强，由此保证了统一的政治文化;还有，滥觞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单一代表选区制(single-member-district)和“胜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规则，又从制度上保证了两党制的长期稳定。

　　二、政党为总统候选人提供“竞选标签”与政党认同

　　(一)竞选标签作用

　　美国政党，尤其是两党制形成以来的美国政党，为富有政治抱负的总统候选人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竞选途径，使之能以简单化的“竞选标签”(主要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去赢得广大选民的支持，同时也简化了广大普通选民的选择，有利于普通选民快速高效地做决定。

　　民主党、共和党犹如美国政治“市场”上两个名牌商标，有许多候选人都想挂这个品牌参加总统竞选角逐，但正如商标法规定的那样，美国政治“市场”上只允许有二个总统候选人挂这两个名牌，于是众多候选人就为这二个“冠名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自1860年以来，任何一个想角逐白宫宝座的总统候选人首先都必须争取到对民主党或共和党“标签”的使用权。当然，以独立(或第三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的除外，但是自从两党制形成以来，以独立(或以第三党)身份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到目前为止尚无一例成功的。例如，2000年纳达尔(Ralph Nadar)的绿党(green party)获得将近5%的国民选票;1992年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我们团结在一起党”获得18.9%的国民选票;1968年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美国独立党获得13.5%的国民选票和46张选举人票;1948年州权党，获得39张选举人票;1924年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follette)的进步党，获得16.6%的国民选票和13张选举人票;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进步党，获得27.4%国民选票和88张选举人票(最多的一次);1892年平民党，获得8.5%的国民选票和22张选举人票;1848年自由土壤党，获得10.1%的国民选票。可以说，他们之所以未能问鼎白宫，简单地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政党是美国政治“市场”上的“新品牌”，其知名度不如民主党和共和党。

　　1952年以来，由于初选制度和电视媒体的日益普及，政党组织或政党领袖对各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控制力虽大为减弱，但是，总统候选人还是不能够完全回避与政党，尤其是与民主、共和两党的联系，只有跨过了政党冠名权这第一道门槛，才能进入后面阶段的选举。而且，由于有关初选的法律往往由各州自定，有些州，例如Connecticut, Delaware, Colorado, North Dakota, Rhode Island, Utah, Illinois, New Mexico, Wisconsin , New York还要求参加初选的候选人必须获得有关政党机构的批准，这无形中加大了政党对初选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候选人要想获得政党提名，还离不开这些州政党组织和领袖的认可。这种独特的“竞选标签”作用，自两党制确立以后就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期。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孤傲的特朗普为什么非要顶着共和党的帽子参选，尽管许多共和党大佬都不认为他是共和党人，杰布·布什甚至批评特朗普“在民主党的时间比在共和党长”。而对特朗普来说，他别无选择，因为希拉里比他更合适戴民主党的帽子。

　　(二)政党认同作用

　　除了“竞选标签”作用以外，美国政党对总统选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政党认同，也称政党的心理认同，也是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长期因素。据统计，按照政党认同感进行投票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也就说，绝大部分的美国选民是按照党派分野来投票的。政党认同是一种心理倾向，它是在人们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家庭环境(尤其是与父母的政党认同)、受教育的环境以及周围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关系。而且，选民的政党认同一经形成，不易改变，它直接影响选民的议题立场(issue stand)以及对总统候选人的评价。有强烈政党认同感的选民往往是某个政党的“铁杆选民”，几乎每次选举都会投该党的票。1952年以来，选民的政党认同感有所减弱，据统计，1960-1970年自称是独立选民的数量比50年代初增加了一倍，而有强烈政党认同感的选民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一。但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性政党的制度化和政党精英层对本党的忠诚感(party loyalty)的加强，以及两党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视，普通选民中的政党认同感开始有复苏之势，并在90年代末基本上赶上50年代初的水平(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认同民主党的选民数大于认同共和党的选民数;完全独立的选民占少数;没有强烈政党认同感的选民(指一般的民主党、共和党，倾向于民主党、共和党的独立选民，独立选民)约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这部分选民是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要争夺的重点对象，谁要想获胜，都必须争取到这部分选民的支持。

　　与政党认同感作用原理非常相似的是政党的意识形态，普通选民除了按照政党认同投票外，还部分受到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来看，政党的意识形态对选民投票的影响不如政党认同感那么稳定和突出。由于深受罗斯福“新政”联盟的影响，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弥漫于美国社会，加之普通美国选民，尤其是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选民的意识形态认识比较薄弱，他们在总统选举投票时较少考虑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或者说政党的意识形态没有对选民的投票选择产生太大影响。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6年的历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完全按照政党的意识形态差异投票的选民比例从没超过8个百分点，可见政党的意识形态差异对选民的影响很有限。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里根打着“保守革命”的旗号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后，美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对选民的影响才开始变得特别突出，共和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普通选民的影响开始急剧上升，但从总体上看，直到80年代末，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趋势还是大于保守主义。

　　三、政党为总统候选人提供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方面的帮助

　　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美国总统选举政治日益向以候选人为中心转变，政党组织的作用相对减弱。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美国政党仍在总统选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总统候选人能得到政党组织的帮助，其胜算的把握就会相应大一些。

　　尽管每个总统候选人都设有自己独立的竞选组织，但由于参加初选的公民投票率一直很低，一般只有美国选民总数的5%到30%。所以，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都不敢忽视传统的政党组织对大部分未参加初选的选民的鼓动作用，有多少选民参加大选阶段的投票经常取决于这种鼓动。即使在以候选人自组的竞选组织为中心的现在，主要政党的地方组织仍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帮助总统候选人募集竞选资金，提供办公场所，散发竞选宣传材料，组织志愿者接听选民的电话或直接叩门寻找选民的支持。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这些传统的做法仍是有效的办法。在初选前期，尤其是3月份的“超级星期二”(有十几个州将这一天定为美国总统选举初选日)，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要想同时在十几个州发起有效的竞选运动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有些候选人能得到这些州的政党领袖(一般是州长)的支持，那么他们就能够在这些州建立起有效的竞选活动，并可以得到志愿者为其拉选票，那么这些候选人出线的机会就大多了。

　　我们回顾一下1952年至 2000年的总统初选，就会发现，凡是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一般都与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政党组织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这些联系主要表现为二种情况：(一)他们或者是某党的天然领袖――在职总统，如：1956年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1964年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1972年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Richard M. Nixon)、1976年共和党候选人福特(Gerald R. Ford)、1980年民主党候选人卡特(Jimmy Carter)、1984年共和党候选人里根(Ronald Reagan)、1992年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George Bush)、1996年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Bill Clinton)，这些人都是以该党的领袖身份参加初选，拥有与该党最为密切的联系，能最大限度地支配该党的组织资源，所以他们都是百分之百地获得提名。(二)或者是曾以某党的身份担任过高级公职(如副总统、州长、参议员)，如：1952年民主党候选人史迪文森(Adlai e. Stevenson)、1960年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1976年民主党候选人卡特、1980年共和党候选人里根、1984年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Walter Mondale)、1988年共和党的候选人老布什、1992年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1996年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Bob Dole)、2000年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等，这些人在被提名前有的是副总统(如蒙代尔、老布什、戈尔)，有的是州长(卡特、里根、克林顿、小布什)，有的是参议员(史迪文森、约翰·肯尼迪、鲍勃·多尔等)。他们也都与各党组织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往往在初选开始前一至二年就积极接触两党的各级组织。例如，1976年大选中的卡特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生手，他在某些政治预言家眼中，根本不是当时民主党党内的重量级人物如自由派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保守派的乔治·华莱士的对手。但是，担任过佐治亚州州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卡特深知民主党的新游戏规则，他到处旅行，加强与各州民主党组织的联系，终于成了民主党内的一匹黑马。又如，里根为了获得1980年大选的胜利，花了12年时间准备，此前他曾两度寻求共和党的提名，但均告失败，他曾当选过加州州长，1974年还当过共和党县党组织主席，与共和党地方组织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1992年民主党内又出现了一匹黑马—克林顿，他被提名前虽然只是南部一个小州的州长，但他曾担任过民主党全国州长联合会的主席，还是全美民主党温和派政策研究小组――“民主党领袖协会”(DLC-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的活跃分子，他当时的知名度虽然不如前加州州长杰里· 布朗(Jerry Brown)、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Marlao Kemo)、前参议员保罗·聪格斯(Polo Tsongas)和汤姆·哈金(Tom Harkin)，但他敏锐的政治嗅觉与政党组织的良好关系使他得到了必要的支持。又如，1996年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提名时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他凭其与共和党全国组织的良好联系，得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青睐，所以当他处于资金困境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时在关键的8个州中替他花了1400万美元的政治广告费，帮助他竞选，终于使其顺利出线。

　　政党组织和政党领袖们选择支持对象的主要标准是看该对象在选举中的“存活率”――有多少获胜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认为某位总统候选人“出线”的可能性大，有机会在正式大选中赢得总统职位，那么就有可能支持这位候选人。要想赢得政党组织和政党领袖的支持，候选人就必须设法在初选前期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该候选人在选举中的“存活率”高，并且能用强大的筹资能力或对媒体的吸引力来证明，或者候选人能在最初的初选中有突出的或惊人的表现，如在艾奥瓦州(Iowa)或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初选中取得胜利，或被主流媒体锁定为领先者(front-runner)。

　　另外，近年来美国政党的助选作用还表现在为总统候选人提供竞选信息支持。充足详细的竞选信息对总统候选人赢得选举非常重要。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IT)的高度发展，为政党积累、统计、分析各种竞选信息提供了可能性。以共和党为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对全国主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有关竞选的报道内容进行追踪、分析，然后将分析的结果提供给本党候选人，为候选人制定竞选议题战略服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也组成专门机构，收集和保存共和党候选人的投票记录、演讲资料，然后编制成系统报告提供给政党领袖，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在电视辩论时提供素材。这些措施都是总统候选人的个人的竞选组织不容易做到的，因此对他们争取竞选获胜意义重大。

　　除了两党全国委员会外，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党团也对总统选举有独特的助选作用。根据美国宪法，一项法案要经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审议通过后才能呈送总统签署，因此两党的国会党团可以充分利用立法程序，通过促进或阻缓审议那些令选民敏感的法案，来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助选。例如，2004年大选中，在离投票日不到2个星期的六天内(10月17日-10月22日)，小布什签署了包括《全球反犹主义监督法案》、《2005年国土安全部财政拨款法案》等在内的7项法案，这些法案内容涉及对外关系、国民经济、青少年保护等领域，吸引了众多选民的关注和支持。其中，《全球反犹主义监督法案》小布什选择在本次大选的战场州–佛罗里达州签署，收到非常好的拉票效果，因为佛州是除了以色列、纽约外，当今世界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区。有人认为，小布什凭此举捞取了该州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选票，而这些选票对小布什最后拿下该州的27张选举人票起到重要作用。那么，上述这几项法案之所以能在2004年大选阶段的“黄金时刻”送达小布什签署，跟共和党控制了国会有极大关系。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法案在众议院讨论时，民主党议员为了避免这些法案在大选前通过而对民主党候选人克里不利，曾动议推迟审议这些法案，但此动议遭到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共和党众议院党团不但没延缓，反而加快了这些法案的审议进度，赶在大选投票前呈送小布什签署，从而有利于提升小布什的支持率。

　　四、政党为总统候选人提供资金方面的助选

　　政治离不开金钱这个“母乳”，美国总统选举政治更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资金是否雄厚决定了他能否当选，竞选资金在总统选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通过对竞选资金的成功运用，有效地影响了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进程。

　　通过比较民主、共和两党在总统正式选举中的经费支出与美国联邦政府对候选人的配套公共资助(matching public fund)、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经费支出后，我们就会发现：政党的支出呈不断上升趋势(见表2)。从下表可以看出，如果以1980年为统计起点、2012年为统计终点，两党“硬钱”(指受联邦选举法控制的竞选经费)支出总和增长了将近9.6倍，“软钱”(指不受联邦选举委员会限制的竞选经费)支出总和增长了将近12倍。而且，如果算上“软钱”支出，那么民主、共和两党的竞选经费支出总额在1988年就已超过联邦的公共资助(分别为1.1亿美元、0.92亿美元)，成为各党总统候选人获取竞选资助资金的最重要途径。通过在资金方面的助选，民主、共和两党有效地影响了总统竞选的进程和结局。

　　近年来，在政党资金助选方面，有四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两党都更强调资金助选的集中性和协调性。两党往往根据各州在各自选举战略格局中的重要程度，将全国委员会的大量资金转移到相应的各州。两党的全国委员会主要靠使用“软钱”发布“议题广告”(issue advertisement)来间接支持其总统候选人，那为何要将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各州呢?这主要是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1992年的规定，政党全国委员会每花费 1美元的“软钱”发布“议题广告”，就得花费2美元的“硬钱”来配套;而如果将钱转移到州政党委员会，其比例则变为1美元“硬钱”配2美元“软钱”。也就是说，在政党的“议题广告”费中，如果是以政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来发布，则广告费的三分之二要用来之不易的“硬钱”来支付;反之，如果以各州政党委员会的名义来发布，则广告费的三分之二可用“软钱”来支付。这表面上是简单的算术运算，实际上后面隐藏的是每个政党都想使其筹集到的竞选资金效益最大化，也就是产生最大的助选效能;所以，将较多的“软钱”转移到各州，就成为必然之举。例如，在1992年的大选期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530万美元转移给各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将950万美元转到各州; 1996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4780万美元(占其资金总额的43%)转到各州的共和党委员会，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将5390万美元(占其资金总额的56%)转给各州的民主党委员会。

　　第二、两党全国委员会转移给各州的资金数量是不同的。那些被两党全国委员会视为重要的“战场州”(battleground states)所得到的钱比那些非“战场州”所得到的要多得多。两党一般都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判断是否是“战场州”： (一)过去几次大选中两党的国民选票率(popular vote)接近的州往往会被视为“战场州”;(二)某州在过去几次大选中是否一直投某个党的票，如果不是，就有可能成为“战场州”;(三)选举人票多的州往往是争夺激烈的“战场州”。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在最近两次的大选中，选举人票数较多的纽约州都没有被看作是“战场州”，其原因是在共和党看来，纽约州民主党倾向太浓，花钱再多也不易争过来;而在民主党看来，纽约州己是囊中之物，不必要再破费。

　　第三、“软钱”在两党全国委员会助选资金支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近些年来已接近、甚至超过了“硬钱”。比如，1996年大选中，两党的“硬钱”支出为1亿5千3百万美元，而“软钱”支出高达2亿1千万美元;2000年大选中，两党的“软钱”支出为2亿3千万美元，接近“硬钱”的支出2亿3千5百万美元(见表2)。如上所述，绝大部分“软钱”被转移到各州，用作“议题广告”的开支。“议题广告”主要用来传递本党候选人的基本信息、政策主张以及主要成就，也可用来攻击对手的不良记录和错误观点。

　　第四、民主党、共和党在总统竞选经费支出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20世纪90年代以前，共和党经费充足，其支出是民主党的两、三倍，比如，1976年大选中，共和党支出2013万美元，而民主党仅支出683万美元;1980年大选中，共和党支出3750万美元，而民主党仅支出1000万美元(见表4-2);但是，90年代后，民主党加大了对总统候选人助选资金的投入，其支出开始与共和党的支出不相上下了。

来源时间：2016/6/21   发布时间：2016/6/14

旧文章ID：10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