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智库建设的美国经验与中国特色

作者：袁鹏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04期

　　内容提要

　　2016年4月6日，《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召开主题为“ 新时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建设”的研讨会，邀请国内部分智库、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内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建设中的成绩与不足进行研讨，就未来智库发展提出建议。现将部分与会者发言内容整编发表，以飧读者。

　　当前，中国的智库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方兴未艾，热火朝天，成绩可喜，前景广阔。但要真正做大做强做实，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影响的智库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各国都有智库( 我更愿意叫“思想库”) ，但智库真正成为产业并形成规模，始自美国。

　　因此，在目前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热潮中，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美国为师，以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智库为样板的倾向。这本身没有错。

　　毕竟，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使美国在智库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问题是如何学习美国。美国智库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美国崛起时期，大体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是一批由企业家资助的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等，主要为了解决崛起时期美国面临的新问题，以及为大资本家大企业家自身利益服务;

　　第二个阶段是二战结束后，主要为将战时资源转化为和平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这一时期以政府资助或扶持的智库为主，如兰德公司;

　　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60、70 年代，随着欧、日的崛起挑战美国利益，以及中国等大国作用的日显，如何因应多极化时代复杂的国际问题挑战，成为美国所需，著名的如三边委员会、大西洋理事会等智库，开始涌现;

　　第四个阶段则在冷战结束之后，适应单极独霸需求，以及国内党派利益需要一批功能性、中小型智库应运而生，如美国进步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

　　由此可知，美国智库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国家利益需求、政党政治需求及统治阶级需求密不可分，在百余年时间内逐步摸索发展壮大。这就决定了，中国学习美国的智库经验，决不能只学其皮毛而忽视其精髓，了解其现在的运作，而忽视其历史的演进。

　　当今中国智库的建设， 既有中国崛起时期的特殊需求，又伴随中国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还要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制度; 既要破解中美之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又要避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还要处理比任何一国都要复杂的周边难题。

　　可以说，今天中国智库的建设涵盖了美国智库上述四个阶段发展的所有特征必须兼收并蓄、系统整合，而不能简单复制，一步到位。

　　无论美国智库还是中国智库，智库的基本角色、定位、功能是大致相同的。首先是同决策系统要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从而达到“服务决策”( 即基本满足决策层交办或委托的任务) 、“影响决策”( 即尽量通过智库产品或渠道自下而上塑造或影响决策者的观点) 、“制定决策”( 即通过“旋转门”制度使智库人员直接进入政府参与决策) 的目的;

　　其次是塑造舆论、引导公众，这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更显重要;再次是通过国际交流发挥政府不便发挥的“二轨”或“一轨半”的作用，达到公共外交的目的除了理解这些智库的“标配”外，中国特色智库建设还需要体现一些中国的“高配”。至少包含三层内涵。

　　一是政治性。因为智库不是孤立于各国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之外的东西，而是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

　　即使美国智库，也各有其政治性，除却兰德公司、和平研究所等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的智库外，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美国进步中心等智库的党派政治色彩鲜明已成为它们的标识，而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标榜自己政治独立性的智库，了解其运作内幕，也会体察到微妙的政治性，只是表现得比其他智库更为隐性或老道而已。

　　那种绝对超脱、“不讲政治”的智库似乎并不存在，即使存在过也行之不远。但是，智库的政治性必须区隔于政府的政治性，必须更多着眼于长远国家利益重大战略问题而相对超脱，而不是把政治性简单理解为政府的决策背书。把握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平衡，是中国特色智库政治性绕不开的一项任务。

　　二是历史性。中国业已存在的很多智库，大多是当年苏联模式的遗留，如科学院、社科院及部分高校智库等，也有一部分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建立的智库，如部分依附于大型国企的智库。当然，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也都有自己的政策研究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算智库。这些应是中国智库的主体或特色。

　　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决不能把这些老智库一脚踢开，也不能忽视这些老智库运行机制中合理的东西。智库建设必须是在既有基础上的改革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推倒重来、简单复制。否则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三是文化性。中国历朝历代也都有自己的“智库”和“智囊”，惟其与现行西方智库体制和机制不一样，往往被人忽略。其实，自上而下的征询与自下而上的建言在中国过去一直存在，至今也仍保留领导人爱就某一重大问题召集小范围人士临时性咨询的传统，这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智库建设也必须建设性地吸收传统中国决策文化的有益成分既要“洋为中用”也要“古为今用”。为此，对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智库建设需要更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整合。

　　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推进新型智库、高端智库建设和鼓励科研人才发展的文件，为新时期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如何与现行相关政策法规、人事财务政策对接，还需要精细化操作，否则两边打架、相互抵消，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国家推出首批25 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意在让它们先行先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第二， 智库建设需要有序推进、合理布局。目前，智库建设多少存在一哄而上、“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多头管理的乱象。

　　如不及时加强管理和严格规范，势必出现有名无实、有库无智的问题，与国家的需求背道而驰。这就需要重新全面盘点中国智库的家底，发挥优势、补足短板、保持特色、挖掘潜力。比如社科院系统智库的优势在于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没有必要急功近利地都追求“经世致用”，以谋求短期收益而牺牲长期积淀

　　高校智库的优势在于学术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是否应充分发挥博士点、硕士点的效应，就国家关心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通过博士、硕士论文的写作逐一深入研究? 美国高校智库就有这个传统，它们往往通过导师接政府课题、学生做深入调研、然后师生共同完成的方式去推进，颇值得借鉴。

　　再有就是要有区位特色。比如海南的智库侧重研究南海和海洋问题，兰州的智库着力“一带一路”问题，上海的智库侧重经济金融特色，等等，如此形成各地争奇斗妍、全国一盘棋的布局，必然会对智库建设产生聚合效应。最后，智库建设不宜搞一刀切，尤其不应忽视中国智库自身的传统和优势。

　　对于那些长期服务于决策的老牌智库，应寻求继承与创新的平衡，重在政策松绑和人才激励，所谓“老树新枝”; 对于一些新生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则可以解放思想，让它们大胆和国际对接，先闯先试，各显神通。

来源时间：2016/5/19   发布时间：2016/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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