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题大做？合众国总统的头衔之争

作者：  来源：PKU法治研究中心（微信号：PKUNOMOS）

　　1789年4月至5月的那场“头衔之争”到底意义何在呢?它究竟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礼仪”之争，还是别有深意?在Bartoloni-Tuazon女士看来，那场争论远远不止于对“礼仪”的关注，它迫使人们去思考总统权力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平衡，并确保了初生的总统制与联邦政府的共和性质。

　　1789年4月初，新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齐集纽约市，召开第一届国会，准备组建新的联邦政府。结果不到三周时间，参议院和众议院就因为应该如何称呼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首长(president，以下简称“总统”)问题而陷入分歧，即所谓“头衔之争”(Title Controversy)。尽管大家就总统的人选——华盛顿——没有任何争议。

　　参议院多数认为，应当赋予总统尊贵的头衔，而这一观点的主张者们提出的建议，大多带有浓厚的君主制色彩。例如，参议院批准的称号是“His Highnes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Protector of their Liberties”;此外，还有诸如“His Majesty the President”、“Highness”等等。相反，众议院则坚决主张采用不加任何修饰的“总统”(President)称号。

　　可这场争论到底意义何在呢?它究竟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礼仪”之争，还是别有深意?这，就是Kathleen Bartoloni-Tuazon女士的For Fear of an Elective King: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Presidential Title Controversy of 1789一书所探讨的主题。

　　For Fear of an Elective King: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Presidential Title Controversy of 1789

　　对生活在两百多年之后的人们(即便是美国人)来说，这场争论显得那么遥远。而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过分关注“头衔”，似乎只是过分关注“词”与“名”而忽视“物”与“事”的矫情，从而妨碍了当时的政治家们探讨更要紧，也更急迫的问题，比如组建政府、建立财政体系以及制定宪法修正案等等。

　　事情果真如此吗?

　　论争的两个阶段

　　1789年4月23日，参议员理查德·亨利·李提出动议，设立“头衔委员会”，标志着“头衔之争”正式开始，由此，参众两院围绕总统头衔问题进行了三周的争论。

　　4月30日，华盛顿总统宣誓就职。众议院很快决定在给总统的答复(replies)中直接称华盛顿为“合众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而不作任何修饰。直到5月14日，参议院最终同意采用众议院的称谓，国会内部的辩论结束。

　　由于国会的讨论都是闭门讨论，可参阅的资料很少，作者因而没有提供详细的梳理。

　　作者及其作品与华盛顿雕像的合影

　　不过，“头衔之争”并不仅仅是一场“庙堂之争”，事实上，它在大众舆论中持续的时间，要比正式的议会辩论长得多。根据作者的研究，关于总统称谓的讨论，在1789年夏天乃至接下来的若干年里，都一直持续着。人们关注的问题，包括美利坚民族的民族性、联邦制以及行政分支的领导权等等。

　　而社会对头衔与权威的普遍看法、总统的相对强弱与可能的堕落性，则是在论证的两个阶段都受到关注的主题。

　　Bartoloni-Tuazon认为，这场争论，让人们打破了之前制宪时所持的“联邦党-反联邦党”的站队标准，而是按照对总统强弱的不同态度站队。一些政治精英放弃了此前“联邦党-反联邦党”的站队标准，而与原本的对手联合，共同为自己的主张辩护。

　　两种忧虑

　　1787年宪法规定了行政首长经选举产生，任期4年，却没有限制连任。这一模糊之处引发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担忧。

　　一方面，出于对君主制的恐惧，有人认为宪法对总统权力的模糊界定，可能会逐渐导致一个专制的强势总统，进而危及代议制政府和共和制原则，最终滑向君主制，因而他们坚决反对赋予总统任何尊贵的称号。这一观点的代表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威廉·麦克莱和弗吉尼亚州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等。

　　威廉·麦克莱

　　另一方面，有些人则担心太过虚弱的总统可能成为外国君主或者国内政治集团——比如由具有地方倾向、优先关注地方事务的政治精英组成的参议院——的傀儡。这一主张的代表是约翰·亚当斯和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理查德·亨利·李。亚当斯希望防止出现联邦政府被少数精英人士主宰，以及联邦总统过于虚弱而无法驾驭强大的参议院的情况。因此，他们主张赋予总统高贵的头衔，以增进行政权的权威。

　　作者认为，在流俗的见解里，亚当斯遭遇了重重误解。从“性格缺陷”(character flaw)，到“不招人喜欢的本性”(instinct for unpopularity);从追求“公民德性”与对“他自身难以驾驭的激情”的控制，到“十足的精神错乱”(sheer lunacy)，不一而足。

　　约翰·亚当斯

　　然而，在Bartoloni-Tuazon女士看来，亚当斯关注的，实际上是实现联邦的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平衡问题;而在参议院由一群具有地方倾向、优先关注地方事务和利益的政治精英组成的情况下，联邦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权力平衡问题，又或多或少带上了州与联邦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的色彩。这一问题，事实上与制宪时反联邦党人给他出的难题遥相呼应。

　　显然，亚当斯的解决方案是，由一位强势总统扩张行政权，进而担负起对内、对外维护统一的联邦权威的责任。

　　华盛顿的“第三个身体”

　　“头衔之争”的主题是如何称谓总统。作为联邦首任总统，华盛顿自然是论辩双方绕不过去的那个人，尽管大家嘴上或许并不言明。

　　华盛顿的巨大威望使他成为第一任总统无可争议的人选。然而在作者看来，对总统制来说，华盛顿至高无上的威望既是一种福分，也是一种诅咒。

　　华盛顿

　　固然，华盛顿的威望避免了因第一任总统的职位而引发的权力争夺，这可说是总统制之福。但是，美国人民对华盛顿的爱戴，乃至神化，也导致了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之间的潜在观念冲突。

　　正如埃德蒙·摩根所言，人民有“两个身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人民虽然被奉为主权者，但一旦当他们选出自己的代表之后，就要受代表的统治。而在当时的欧洲，神权君主的主权寄于君主的单一“身体”之中;即便在诞生了君主主权的“两个身体”学说的英格兰，依然由主权的神圣“身体”扮演着彰显君主至高无上地位的角色。

　　在宣称人民主权的美国，华盛顿在人民大众心目中近乎神一般的地位，给了他，也只有他，拥有“第三个身体”的可能性，即在人民的“两个身体”之外，拥有神权国王的“主权身体”的可能性。这就让美国人好不容易挣来的人民主权和世俗总统制带上了神权君主的绝对论和神学色彩;他越接近神，这种色彩就越浓厚。

　　但令人颇为惊讶的是，与人们的通常印象——美国人民反感任何形式的把总统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的高贵头衔或称谓——相反，美国人并非一开始就拒斥形形色色的尊贵头衔。事实上，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刻意赋予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阁下”(His Excellency)的尊贵头衔，以显示与英王的平等地位;战后，美国人又刻意赋予各州州长“阁下”(Excellency)的头衔，以彰显共和制下州长的尊贵丝毫不亚于君主制殖民地。

　　既然如此，自然就有一个问题，到底是该用与州长同等的头衔，还是比州长更尊贵的头衔来称谓华盛顿呢?还是就像威廉·麦克莱、詹姆斯·麦迪逊等人主张的，拒绝一切带有君主制色彩的称谓?

　　考虑到在当时的世界，君主制政体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政体，而新生的美国虽然坚持人民主权与共和制原则，却面临着来自欧洲大国的地缘政治压力，需要获得欧洲大国的认可。由此，我们有理由说，“头衔之争”并非仅仅是“礼仪之争”这样简单，它的背后潜藏着数对紧张关系：联邦的立法权与行政权、联邦与州、人民主权/共和制原则与君主主权/君主制原则。

　　作者认为，这一切都给新生的总统制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源头处的任何先例，无疑或多或少具有“祖宗成法”的“确立范式”的意义。

　　论争的遗产

　　在这场论争中，约翰·亚当斯提倡赋予总统君主式头衔以促进行政权力的政治主张，招来了复辟君主制的指责。他被对手们安上“圆胖先生”(His Rotundity)、“危险的副手”( the Dangerous Vice)等等戏谑的绰号。前文提及的亚当斯遭遇的种种误解，其原因正在于此。

　　而这些指责也波及了他与朋友之间的友谊，让自己的政治声望蒙受损失。比如，华盛顿就开始疏远亚当斯。或许正因为亚当斯作为首任副总统所蒙受的攻讦和批评以及首任总统华盛顿的疏远，使得美国宪政体制中的副总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职位。而这，可以说是这场“头衔之争”对美国宪政体制的塑造作用的例证之一。

　　另一方面，华盛顿意识到公众对君主制强烈的厌恶和恐惧情绪，因此他反对赋予总统过于尊贵的头衔。事实上，在整个争论中，华盛顿都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他与众议员麦迪逊密切合作，麦迪逊成为他在争论中的代言人。华盛顿的低调让普通大众和多数议员深信，他坚决反对任何带有君主制色彩的头衔以及对共和制原则的侵蚀。这为他赢得了克制和公正无私的美名。

　　作者认为，正是首任总统华盛顿的美名，使总统制本身免遭攻击，因而大大增进了总统制的合法性和接受度。

　　更加有趣的是，也正是对君主制头衔的拒绝和总统本人的美名，向公众展示了对人民的意志和主权以及共和制原则的尊重与坚守，反而提高了人们对总统制本身以及总统在共和制框架内扩张权力的接受度，进而提高了人们对强行政权的接受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亚当斯虽然失败了，但他通过自己的失败间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因此，在Bartoloni-Tuazon看来，1789年的那场“头衔之争”远远不止于对“礼仪”的关注，它迫使人们去思考总统权力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平衡，并确保了初生的总统制与联邦政府的共和性质。

　　本书出版于2014年。今天的美国，在时任总统奥巴马治下，共和民主两党围绕行政权的斗争趋于极化。作者认为，就此而言，两百多年之前的那场争论，在今天仍然不失其意义。

来源时间：2016/5/8   发布时间：201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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