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情感政治

作者：张宇嘉  来源：城与邦（微信号：Polis2016）

　　前言

　　正在进行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是近几十年来最具戏剧性、也最令人不解的一次。两党初选同时出现了一个道德责任感高涨的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以及一个毫无原则底线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而且这两位候选人都得到了广泛的选民支持。与此同时，选民们又怎么看待希拉里·克林顿呢?她若当选，一方面将体现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因为她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总统，可另一方面又代表了政治和社会的倒退，因为她延续了美国政治精英家族的统治地位。另外，共和党无法推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保守派或者是自由至上主义的候选人——美国政治的传统右翼出现的真空状况又说明了什么?

　　这届美国大选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说明我们对政治和民主制度的理解存在着种种不足。同时，此次竞选的种种现象可以促进我们对政治哲学、认知论以及伦理学方面的了解。我们对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都需要有更深的认识——民主理论研究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参与、公民道德以及教育之间的关系?情感和政治修辞是怎样影响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论是否能帮助解释“特朗普现象”?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Philosophers On”系列邀请了几位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来对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中浮现的具体现象和问题做一些简短的评论。在此，我们选择翻译了其中四位哲学家的文章，本期推送其中两篇。这两篇文章以不同的角度，通过分析美国民众对此次大选的态度，指出了当代美国民主生活的一些弊病。

16年大选两党戏剧不断

　　公民体验的中空化

　　作者：Michael Fuerstein

　　从目前的共和党总统提名初选结果来看，即使特朗普自己不相信他的满嘴胡话，也有相当数量的选民相信他的言论。但这一结果真的可靠吗?我觉得可不一定。关于特朗普不可思议的事情有很多。除了在美墨边境建高墙以及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之类的惊人言论之外，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他并不代表任何明显的政策立场。特朗普的政纲就是特朗普他自己，而其中最首要的一条就是他大大的中指。

　　在我看来，特朗普的成功说明了民主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投票以及总体上的政治行为不仅仅取决于民众对于谁能成为成功领导人的判断和偏好，也同样受到对于人民、机构和事件的情感因素的影响。特朗普的支持者对现状很不满。在他们看来，社会经济形势的走向对其造成了威胁，所以他们对此感到恐慌。人们之所以选择特朗普似乎并不单单是因为他能胜任总统一职，而更是他们恐惧的一种表现。因此，特朗普在政策上空洞的泛泛而谈(“我们一定会在此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对他的支持者来说无关紧要。第二点，除了个人价值观之外，群体认同同样影响着政治行为。对于那些自认为受到了墨西哥移民、穆斯林和政治正确的自由派的威胁的劳动阶级白人选民来说，特朗普是他们的传声筒和代言人。特朗普令人震惊的种族主义言辞像集结号一样，划清了外人和自家人的界限。支持特朗普似乎象征着对他所代表的政治群体表示忠心。

“特朗普”成了今年美国大选最富争议的现象

　　我认为这两点观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民主的一些弊病。在过去一二十年对于民主理论的研究当中，最主流的模型叫“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个概念将民主决策建立在自由平等的理性意见交换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对于特朗普现象的观察表明，理性的探讨尽管有益，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改善不仅仅取决于加深公民认知能力，也同样依赖于公民情感的培养。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中，公民不单应该对政治事务有理性的了解，还需要有对其他公民所面对的困难的同情之心，并且能在不同类别的社会群体之间唤起一种所有公民都能产生身份认同的归属感。在美国，对于这些情感层面上的公民素质的培养是公立教育系统、公立博物馆甚至是公园的传统职责。如果实施得当，这些公共设施能促进背景迥异的社会群体进行深度的互相接触和交流。这样来看，特朗普现象不仅仅反映了社会理性思考的衰败，还折射出了因日渐严重的社会分隔、不平等、公共资源缺失而造成的公民体验的中空化现象。

　　尽管近年来有一些关于民主的情感/体验层面的哲学作品问世(比如Martha Nussbaum, Political Emotions; Elizabeth Anderson, The Imperative of Integration; Sharon Krause, Passions)，我们或可综合心理学方面有关的进展，对这个议题更多地关注，这将对民主理论的研究大有裨益。从民主实践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社会应该大力投入社会公共资源的再建设，并推出相关政策以遏制社会在经济、种族、宗教和政治层面上的分化。

　　(Michael Fuerstein 是美国明尼苏达州St. Olaf College哲学系的助理教授。他的作品和研究方向集中于在政治、社会以及科学框架下的认知论问题。此外，他还对美国实用主义尤其是约翰·杜伊的思想有研究兴趣。)

　　民主、言论及惩罚

　　作者：Suzy Killmister

　　用最客气的话来讲，这一轮总统大选并不让人对美国民主的现状抱有太大信心。本文并不意在为美国民主的困境找一个唯一的全面解释或者应对措施，而是打算着重审视这次竞选过程中两种频繁出现的声音，并考察它们对于美国民主的意义。

　　第一种声音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总是挂在嘴边的话——“终于有人敢大声宣告我们心中的想法了!”如果我没错的话，这里所谓的宣言指的是特朗普毫无顾忌的偏见思想。而第二种声音则来自伯尼·桑德斯的一些支持者。他们宣称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民主党的总统竞选提名，他们宁愿转而支持特朗普，放任后者大闹天宫。所谓“天宫”大概指的是美国政治的建制派以及他们掌控的民主制度。在我看来，这两种充满了怒气的抱怨会分别威胁到美国民主的公民关系和民主机制。

　　如果特朗普仅仅是在传达其支持者心中早已存在的看法，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第一种声音是否真的对我们的民主有重大意义。可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顽固的偏见从一个总统候选人的口中说出，并且被全国媒体当作正经且合理的政治立场来对待。这个现象可能会改变民主社会中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公共视野中，如此口无遮拦地表达毫无依据的偏见看法会怂恿本来受到遏制的有害民主的行为和举动。就在过去的几周，我们已经不幸地见证了许多反民主的事件。有高中生们通过高喊“特朗普!特朗普”来嘲弄有少数族裔的校运动队。在一次特朗普的演说集会中，他的支持者们粗暴地奚落在场的有色青年，并将他们推搡着驱逐出场。还有我们的电视媒体竟然认为KKK党的恐怖主义行为有值得讨论的余地。这些现象和公民关系息息相关。它们影响到哪些人能在哪些地方得到包容和接纳，影响到大众选择倾听哪些人的声音，影响到哪些公民群体的历史会得到严肃的对待，还影响到社会对哪些群体受到的侵害视而不见。口无遮拦地表达偏见看法对这些公民关系都有影响。

　　对此，密尔式的自由主义者(Millian Liberalism)当然作如此回应：只有把这些想法展现在公共领域，才可能让更理性的反对声音对其进行驳斥。说到底，难道“更多言论”不应该起到滤去偏见的作用，使得符合事实的看法最终胜出吗?我认为这个观点过于乐观了。因为特朗普代言的偏见不是可以由证据驳倒的理性论点。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当人们的偏见已经形成了一种怀疑式的敌对态度，以致于任何反对的声音只会被解读成来自对方的敌意，那他们是不可能被说服的。

　　从底层起家的桑德斯对精英和富人持强硬态度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从伯尼·桑德斯的部分支持者中传出的第二种声音呢?我应该可以判定这些人并不真的相信特朗普会是一个好总统，而“大闹天宫”的说法仅仅针对于打击政界精英的建制派，而非出于自身公民利益的考量。这样的一种政治态度在我看来有两种解读方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博弈情景之中会倾向于惩罚不合作者(比如最后通谍博弈，或者囚徒困境中的第三方观察者)。人们似乎宁愿选择放弃自身的利益，也要惩罚违反游戏规则的他者。把这个理论搬到政治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部分公民愿意放弃民主机制的益处来惩罚那些在他们看来违反了规则的政治精英阶层。甚至还有一个更加极端的解读，即这些公民认为民主机制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他们已经没有底牌可输，所以索性破罐子破摔。不管是哪一种解读，这些态度都向我们展现了美国民众政治权利微薄的现状。当足够多的人认为民主机制亏待了他们，并乐于见证这些机制的崩溃，我们的民主就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了。

　　(Suzy Killmister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大学的哲学教授。她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在政治哲学方面，包括尊严、人权和个人自治等问题。)

　　结语

　　“驴”是民主党的标志，而“象”是共和党的象征

　　这两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到了民主政治当中政治情感的重要性。第一篇文章探讨了政治认知和决断当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层面。在当代民主社会之中，如何在代理式政治参与的前提下促进公民道德显得尤为关键。第二篇文章则具体展示了民众通过什么手段来表达对政治制度的失望情绪。这些政治情绪在媒体、候选人和选民的三角关系中形成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所以愈演愈烈。近年来，许多人文学科以及部分社会科学对“情感”这一概念产生了关注。一些学者把这个趋势称为“情感转向”(the affective turn)，前文的两篇文章可以算是对这个转向的一个小小的注解。

　　(图片来自网络及The Economist网站)

来源时间：2016/4/20   发布时间：201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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