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重磅专访：美知名战略学者史文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在美国的亚洲安全研究学界，史文(Michael Swaine)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然而看他的履历，却发现史文的经历相当简单，既没有当过一天官，也没有在大公司里高就。从哈佛博士到伯克利博士后，堪称一路“学霸”。读书到老，38岁才到兰德集团当分析员，一干就是12年;跳槽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干又是15年。在华盛顿这个名利场，像他这么死心塌地做学术的外交学者不太多。而他分析美中关系的战略观点，包括他认为美中要避免冲突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寻求解决方案，被视为“弃台论”的一种，在美国主流学界看来经常带点“非主流”的色彩。

　　香港上学 感受神秘中国

　　这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最近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走进史文的办公室，感觉就一个字：乱。桌面上、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刊和文件。墙上贴的几张中国文革时期的海报和毛泽东的照片引人注目，尤其是那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宣传画，让人似乎回到文革和冷战中美对立的年代。不少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喜欢在办公室里贴文革宣传画，因为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疯狂时代，让美国人产生好奇心，曾经吸引一批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研究产生兴趣，史文也不例外。

　　1967年，16岁的史文跟随去香港做生意的父亲，在香港上了高中最后两年。那时中国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神秘的黑箱。作为高中生，史文只是隐约觉得，一场巨大的动乱正在进行中。虽然香港没有内地当时正横行天下的红卫兵，但史文参加的高中田径队参加香港中学田径比赛，有亲内地的左派学校的学生，扛着红旗和毛主席像，喊着毛主席语录，让史文既感到新奇，又有点害怕。

　　当时除了知道中国大陆是很封闭的大国家，正在经历动乱之外，史文对中国所知不多。他还记得有次去澳门，在距离边界很近的地方，史文看见解放军的边防军在铁丝网那边来回巡逻，他当时就觉得好神秘呵，那些都是什么人呵?但直到上大学前，史文对中国并没有在知识上有太多的了解，但那种对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神秘国家的好奇促使史文后来将中国研究作为主修领域。

　　“这段经历对于我是很令人激动的，我非常喜欢那段在香港的时光。但那时我还没对中国产生学识上的兴趣，只是想在中国大陆附近的地方学习和工作。”史文这样总结他在香港那两年高中时光。

　　一路求学 主攻中国研究

　　从香港回来后，史文上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刚开始时他不清楚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上的是政府与商业管理专业，但他不喜欢。有朋友建议他学中文，延续他在香港时形成的对中国的兴趣。学中文时，他的老师根据他姓Swaine，给他起了“史文”的中文名，既有历史又有文学，很好记。觉得自己中文名字不错的史文从此开始了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过程，将主修改为中苏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修了许多与中国历史、政治、外交有关的课程。他还记得一位很好的老师叫威廉·约翰逊，教现代中国历史，让他眼界大开。史文决定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上研究生时也专注于中国研究。

　　即便是这个时候，史文依然不确切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他有点想做派驻亚洲的记者，于是采访了多位当时美国主流媒体驻亚洲的记者，这些记者当时多数驻在香港，因为中国大陆进不去。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史文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主攻亚洲和中国事务研究，1978年史文被哈佛大学录取。在高中和上研究生时去过台湾的史文，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时，终于第一次有机会去中国大陆。那是1984年，史文获得富尔布莱特奖学金，到日本交流，做“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研究”的论文。他记得自己当时拿的是旅游签证，从日本到香港，然后去了北京和上海。幸运的是，在北京史文有机会与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见面，恒安石大使帮他安排了与中国冶金部副部长见面，了解中国对外开放的项目，然后他又去了当时中国的标志性项目–中日合作的上海宝钢参观。

　　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史文又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穷书生读书读到最后，钱没了，必须自己找工作去。一开始史文在伯克利附近的旧金山找，因为当时他正与在日本交流时认识的加州萨克拉门托的女友相处。1987年史文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旧金山一个由上海移民来美的华人夫妇开的小贸易公司。因为工作关系，史文多次有机会到中国去跑生意。

　　做生意终究不是史文的兴趣所在，他还是想研究中国。史文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认识了在哈佛做博士后的乔纳森·波拉克—-现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安全问题专家。那时波拉克已经在兰德集团工作。有一次波拉克跟史文通电话，说他的部门正缺一个中国分析员。史文觉得这工作不错，面试后他被顺利录用，那是1989年。就这样，在兰德集团，史文一干就是12年。2001年，史文跳槽位于首都华盛顿的顶尖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做又是15年。

　　不进官场　保持学术独立

　　问他作为兰德分析师和作为卡内基的学者有什么不同?史文承认是有很大的不同：兰德不是一个基金会，而是要靠每年从国防部获得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来挣钱，但研究者个人并不能保证能得到钱，必须有得到批准的项目，才能得到经费，所以研究项目必须根据国防部的需要进行调整才有可能被批准，或者主动提出项目看能否被接受。这就更像是一种研究课题是为了筹款而定位的过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像兰德那么依赖外来的钱来进行研究课题的设计，在学术和财政上有更大自由。

　　史文说，兰德现在越来越难以得到有关中国研究的资助，因为现在国防部需要的是很技术性的东西，对区域性的长远战略研究越来越不感兴趣，更喜欢的是武器系统、后勤保障等具体研究。当史文离开兰德时，剩下的唯一关于中国的战略研究来自美国空军资助的一个项目。身在加州，要想得到资助，要与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有关系，或者与兰德管理资金的中层经理有很好的关系，这就变得更多政治性而更少学术性，而这不是史文喜欢的，尽管兰德对待他很不错。而卡内基能提供的更吸引史文——有更大的学术自由，不需要到处筹款;位于首都，在这里能与美国政府官员和中国、日本等国的官员和学者建立和发展关系，进行合作研究。他在卡内基的研究项目即曾得到过美国和台湾政府以及私人基金会的资助。

　　像史文这种在一个智库死心塌地做十几年，既不跳槽，也不从政，有什么利弊呢?史文解释道，他觉得卡内基是华盛顿最好的智库，非常强调做真正的研究。他说，有许多华府智库热衷于举办会议，请人来演讲，与政府官员互动，显得非常高调，却不见得真正仔细研究问题所在，没有真从长远战略角度做出独立的报告。许多智库和研究者与政府走得非常近，倾向于反映官方喜欢的观点和判断，部分是因为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就想当官，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终生职业生涯就在华盛顿，从而更要反映华盛顿的主流声音，尽管华盛顿的声音也不止一个。有些研究者希望能重回政府，所以他们要为重回政府来塑造他们的观点，反映政府或党派的期待，这样只有当这个党执政时，才会带他们回去。这会影响学术独立性。

　　史文称，由此看来，他在卡内基所处的位置有很大好处——没有从政背景，不会迎合官方偏见，也没必要那么做，因为他不想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珍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不利之处在于，他没有政府中工作的经验，政府有其一套有价值的方法和程序。从来没在政府中任职至少会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是一种不利之处。

　　“如果问我在政府任职经历与学术独立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独立性。以前有人鼓励我去申请政府的职位，我不是那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在政府中任职是很累人的，我不住在城里，每天不得不早上6点多就开车从马里兰去城里上班，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史文笑称。

　　研究中国　美国学界变化

　　从事中国研究近30年，史文注意到，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他刚开始研究中国时，去中国还不容易，去的人不很普遍。可以得到的研究资料和信息比现在少得多，尤其是在他研究的与中国国家安全有关的敏感领域，旅行、与人们交谈等有很多限制。他说，那是一个约束性大得多的环境，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容易的环境，因为资料来源有限，你不得不依赖于个人访谈，在兰德时就做过很多这种对两岸人士的专访，这是不得不做的功课。今天做那种具体的、实质性的访谈依然重要，但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至关重要。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有很大变化。史文说，1989年之前，中国正在迅速改革开放中，包括一些看似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在许多美国媒体看来：哇，中国正在开放，一定会变得越来越自由。那时苏联仍是威胁，美中关系很好，在安全领域有很多合作和互动，包括对华武器出售。“当时的氛围与现在很不同，有人甚至愚蠢地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像英国那样的亲密盟友，我觉得那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史文说。而“六四风波”则如桌子一下崩塌，弥漫在美国的是震惊、愤怒的情绪，影响到学界，他们的态度一下子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对中国的评价负面得多。再加上苏联崩溃，战略威胁消失，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必要性似乎消失。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在继续，中美经济关系仍在发展，从而在中美之间建立起两国关系发展强劲的商业基础，尽管有人权问题、战略敌对等。史文分析，随之1990年代“台独”势头发展，“九一一”事件发生，全球反恐，使美中合作有所接近，战略敌对有所缓解。各种正面和负面因素交织，令美中关系起起伏伏。这种状况持续至今，尽管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军力提高，影响力扩大，美方认为中国变得更强硬自信，两国之间战略关系的紧张度有所升高，也在西方产生了对美中关系未来的担忧。

　　许多美国学者对中国的评论越来越负面，包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史文认为，这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中国崛起，主权主张更加坚决，尤其在亚洲海上主权争端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执政者对于国内秩序的关切更大了，更强力维稳;中国经济也遭遇一些问题和变数。从美方而言，中国变得更强大了，更有影响力了，美国担忧也增加，害怕中国力量会被运用于挑战国际秩序和美国利益。那种焦虑感和不确定性感确实存在。他说：“有人认为中国有很大可能从根本上挑战美国利益，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我确实担心，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

　　复杂中国　建议灵活治理

　　史文表示他个人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说：“在我专业生涯中，我看到中国已经从50、60年代走了很远。毫无疑问，中国变得更加开放、更加繁荣，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了现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改善，那是非常巨大的成就。这是人们应当记住的。”

　　史文认为，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充满矛盾的国家，是一个有骄傲的过去、丰富的文化，却又非常强烈不安全感的国家。西方列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对中国所作所为令中国人充满屈辱感，这对中国人的思维和如何看待自己成为现代社会一部分，都产生了压迫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以更积极方式贡献于全球秩序。

　　史文指出，中国人总体上希望首先有秩序和安全，希望有强大的政府来维持秩序，中国人担心乱。然而中国在发展中产生了各种社会力量，令环境前所未有地复杂，而中国的政治体系则试图控制这复杂的环境。多元性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会在社会中产生紧张。外部世界也应当理解这个，中国不是一个共产党似乎可以主宰一切的单一国家。

　　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中国领导人应当如何应对?史文建议，中国政府采取更加灵活的治理手法。他分析，或许中国领导人现在更相信中国未来需要更有效、更廉洁，但控制力更强的政府，力图在让市场发挥作用与强化控制之间找到平衡，这一直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问题。反腐令习近平更受欢迎，但反腐不是解决问题的万灵神丹，还要考虑权力分配及其政治管道，社会如何有效表达观点等解决方案。在这方面，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或许可资中国领导人参考借鉴。

来源时间：2016/3/23   发布时间：2016/3/22

旧文章ID：9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