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迷局

作者：冯月季  来源：联合早报

　　“习奥会”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不过专业人士认为，“习奥会”并未推动中美关系有实质性的突破。在全球格局发生变化的时代，中美关系进入了既对抗又合作的“新常态”。中美关系这种矛盾性共存的根本原因，是主导两国外交理念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迷局。

　　中美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至少包含三个维度：第一，置于世界体系和全球视野下的中美关系;第二，来自中美两国的国家、政府、领导人交往所构成的双边关系;第三，来自中美两国国内社会、民间以及文化力量推动的双边关系。第三个维度对于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错综复杂尤其重要。

　　从中国角度来说，随着中国崛起，欧美相对衰落，中国一直以来所奉行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从“防御型”转向“进取型”。这种变化的基础是经济实力的强大，国家实力的崛起，必然催生对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在此背景下，当中国重新审视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时，必然会催生“威尔逊之问”——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声明：“我们要用这个国家的伟大影响力和实力做什么?”

　　今天轮到中国人追问同样的问题。对国际体系位置的重新审视，不仅表现在国家层面，在民间表现得更为热烈。即将成为世界老大的光辉前景，使得中国社会持有一种普遍的乐观心态。根据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中国人是全球最乐观的人群，受访民众中有90%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情况良好。在皮尤中心展开的另外一项调查——“中国将/已取代美国地位”当中，有67%的中国民众持肯定态度。甚至在欧洲、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对这项调查持肯定态度的民众比率，也高达六成以上。

　　外界的普遍认可，加上自身力量的崛起，除了滋长民众的乐观心态，还使得中国国家身份认同产生了一种迫切的焦虑感。这在中国知识界表现得尤其明显：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如何建立自身的正当性?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宣扬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经济崛起的背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道德下滑等如何跨越?

　　面对这些困境，中国知识界开始返回民族文化传统内部寻求答案：儒学是唯一正当性的力量，儒学复兴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近年来儒学复兴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知识层面到民间层面再到政治层面。早先，新儒家用儒学为东亚崛起辩护，思考的是“‘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的问题;当中国社会面临道德危机之后，各种名目的“国学热”开始登场，并成为一股泛滥的社会运动。在“国学热”运动的潮流中，就已经潜隐着儒学要为中国崛起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暗流，而其公开化则是在2014年，中国领导人和官方对儒学的推崇，使得儒学复兴进入到“政治儒学”阶段。

　　简单梳理儒学在当下中国复兴的轨迹，便可发现：儒学复兴仍然未能脱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演进逻辑。贝淡宁(Daniel Bell)指出：文化的本质是“反动”的，它不必服膺于经济-技术体系，也无须为政治正当性辩护。但是在中国社会，文化往往是“先进”的，通常被纳入到“产业经济”和“政治正确”的肌理当中。

　　换句话说，儒学作为文化价值观，是内嵌于中国崛起的整个逻辑当中的。儒学复兴的根基在中国民间和知识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崛起本质必然是政治的和文化的。由于民间和知识界力量的推动，使得儒学被官方接纳成为“政治儒学”，从而具有了“道统”的正当身份。至此，儒学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就具有了一种贯穿性特征，将民间世俗、知识精英以及政治顶层串联为一个整体性的结构。

　　因此，在民间世俗那里应用的儒学伦理，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国家层面。正如韦伯(Max Weber)所说：儒学只是一种世俗伦理。中国古代士大夫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和政治理想，在现代中国社会民间演变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世俗哲学。这种世俗哲学反映到国家层面，则是前文所提到的“威尔逊之问”：日益崛起的中国，需要一种普世价值来为自己正名。如果说，“修身、齐家、治国”之于现代中国是一种现实主义观念，那么“平天下”则明显具有一股理想主义情怀。

　　美国的问题则要简单得多，新教在这个国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相比于欧洲大陆，美国政教分离的相对彻底性，使得“信仰自由”成为美国价值观的奠基性原则。根据西方人的宗教自由观，人有决定信仰某种宗教与否的自由，同时也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自由。美国的对外政策直接受到宗教的影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分析说：就政治辞令而言，“宗教自由”已然成为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作为其特色民主意识形态的必要组成部分。

　　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主要奉行基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理想主义原则。随着近年来国际格局力量的变化，加之美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危机，在外交理念上开始掺杂现实主义因素，特别是奥巴马执政以来抛出的“巧实力外交”理念，现实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美国的对华政策同样如此，也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理想主义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交织的过程。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美国如今的对华政策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是所有这些内容的总和。

　　中国当前的外交理念或“美国观”亦具有同样的结构，也难怪美国前总统布什在评价中美关系时，只能用“复杂”来形容。中美关系是两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相互缠绕的复合体，现实主义基于经济因素，构成了两国相互依赖性特征，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所说：中美之间相互的经济需求，构成了双方“经济恐怖平衡”的状态，这与当年美苏冷战期间维系的“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状态一样。中美关系的理想主义则来自于政治、宗教或文化因素，它们构成了中美关系的脆弱性特征。

　　这也是为何若干年来，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因为理想主义的冲突是一个长久性存在的问题，而现实主义的相互需求则有可能是阶段性的利益共存。因此，中美关系要想维系相对稳定的状态发展，还真得寻求“实质性”的突破。(作者是中国燕山大学文学与新闻学系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5/10/17   发布时间：2015/10/16

旧文章ID：6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