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与美、苏关系的演变

作者：姚海，金卫星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

　　【从史学界到普通网友，关于抗战时期各方力量的作用与地位，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除了直接作战，苏联与美国还大力援助了中国人民，这是我们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的。然而，由于冷战对立的深远影响，很多人在苏美援华问题上“站队”，争论哪家援助多，哪家心更诚。

　　确实，苏美两国对华关系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以本国利益为重要考量，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研究邦交关系的演变，应当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重回各方决策的历史大背景中。《探索与争鸣》杂志于2015年第4期刊发了姚海教授的《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与金卫星教授的《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这两篇文章分别梳理了抗战期间中苏与中美关系的变化;现赐稿观察者网刊载，以飨读者。】

　　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

　　姚海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重大影响。中苏关系受到中苏日三角关系的牵制，也受到国际形势变化、大国之间利益格局变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变化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对苏联远东地区构成威胁，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于1932年底恢复了在1920年代末中断的外交关系，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仍制约着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1935年，日本加紧向华北扩张，促使国民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并希望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然而，苏联则担心签订互助条约有可能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故主张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告知中国方面，如中国愿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可以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贷款。由此，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苏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7年夏到1941年春夏之交，是苏联积极援华抗日的时期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各大国寻求支持。1937年7月14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会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国民政府在不能从西方得到实质性援助的情况下，排除异议，转向苏联。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当时中国抗日战争最主要的国际支撑，其实际意义远远超出了字面上互不侵犯的范围。虽然条约既未直接写明也未明确否定苏联帮助中国抗日战争的义务，但事实上条约签订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就迅速到位了。

　　当时国内相关报道

　　1937—1939年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三次总额达2.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实际使用了1.73亿美元)，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中方以农矿产品偿还。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的杨杰记述，苏方对于中方所需装备物资尽量满足，且开价极低，处处表现出希望中国胜利的热忱。孙科也证实，苏联给中国军事订货所定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优惠条件是由斯大林和蒋介石互通电报商妥的。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请求，派遣飞行员、地勤人员以志愿者身份入华作战，并帮助训练中国空军。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击落、炸毁日机500余架，并在1938年初成功袭击台北松山日军机场、轰炸日本本土，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在空军志愿队援华期间，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牺牲在抗战前线。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数百名苏联军事顾问参加了援华项目，帮助训练国民政府的军队、参与制订和实施重大战役作战计划。苏联支持中国抗战，是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以减少日本北上侵苏的可能性;同时，苏联不愿直接参与中日战争、竭力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苏联为实现和维护其国家利益而援助中国抗战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国际援助，并曾首先寄希望于美国和英国。但美英为了自身利益，都无意介入中国抗战，仅仅给予中国道义支持，只是稍后才提供了一些非军事贷款。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法给予中国贷款的总额仅与苏联一国相当。而且，美国在1939年7月终止美日通商条约之前与日本的战略物资贸易，这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日本侵华战争。相较于美英不愿给予中国实际帮助，苏联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大量直接军事援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特别是在1938年上半年德国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和严令在华军事顾问撤回之后，苏联是唯一以军事人员、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家。

　　1938年中国依靠苏联贷款组建的装甲队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本质是：面对日本的侵略和威胁，中苏双方都能够从大局出发，搁置或淡化双边关系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缓和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以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形成了苏联援华抗日的局面。

　　第二时期：1941春夏之交到1945年欧战结束，中苏关系降温，但两国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

　　欧洲的局势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1941年4月，在苏德战争迫近的情况下，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应该承认，苏联有其特殊的战略利益，即避免两线作战的局面。为此需要稳住日本，与中国拉开距离。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是苏联为迫在眉睫的苏德战争所做的外交准备。苏日中立条约对苏联的重要战略意义在苏德战争期间得到了体现：日本不顾德国的计划决意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西伯利亚和远东成为苏联的战略后方，美国援苏物资的主要海上通道太平洋航线得以保持通畅。但是，苏联在与日本妥协、稳定东线的同时，也同日本进行交易，互相承认外蒙和伪满现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6月，德国发动侵苏战争。苏联自顾不暇，停止了对华军事物资援助，并在1942年春撤回军事顾问。

　　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字

　　中苏关系趋于冷淡，与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方针的调整也有一定关系。早在1938年中，在多次要求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以及要求苏联直接出兵不果之后，蒋介石十分不满，把积极开展对美英外交、争取以美英之力解决中日问题放到了优先位置，而对苏联的态度只是“应与之联络”。苏联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位置次序下降。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在与苏联大使潘友新会谈时，提议建立远东的美、英、苏、中抗日统一战线，并特别希望苏联对日参战。几天后斯大林致电蒋介石指出，苏联负担抗德战争的主要任务，目前不宜把力量分散于远东，希望蒋介石不要坚持苏联立即对日宣战的主张;苏联当然必须与日本作战，但需要准备时间。斯大林的答复显然使蒋介石失望。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苏关系也有一定影响。1940年起，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增加，苏联军事顾问处境尴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中苏关系降温的同时，美国则因美日关系恶化而逐渐增加对华援助。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战场对美国具有了直接意义，美国也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压力。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获得外来援助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美国取代苏联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国家。

　　不过，中苏关系虽然较前冷淡，但仍得以维持。一方面，虽然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受到强烈冲击，但国民政府仍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维持中苏关系不致恶化。蒋介石对中苏关系的重要性是有认识的。1943年初，新任驻苏大使傅秉常赴任前受蒋介石接见。蒋介石指示，现在及战后均应与苏联交好及合作;至于破坏我法律、有损主权者，则不能有丝毫让步。另一方面，苏联虽然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及苏德战争期间尽量不与中国公开接触以避免刺激日本，但根据苏联近年公布的档案，1943~1945年间，苏联在幕后仍积极推动中国抗战。这一时期，维持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成为苏联对华外交的重点，为此苏联向国共双方都施加了压力。苏联的这一目标与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这一时期苏联与美国有沟通，希望共同努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的扩大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中国和苏联都成为了这个联盟的核心成员。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苏联认可和接受了美国有关中国作为战时主要盟国和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一系列意见。1942年元旦联合国家宣言签字，标志着以美、英、苏、中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同意接纳中国为莫斯科宣言的签字国之一，这个重要文件标志着中国作为四大盟国之一的地位得到正式承认;在德黑兰会议上，苏联认可了开罗会议确定的原则，斯大林表示完全赞成开罗宣言及其全部内容，说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波茨坦会议期间，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以美、中、英三国名义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并且宣示了永久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决心。苏联在对日宣战后也加入了该公告。这个事实意味着，对于主要盟国合作击败日本、对战败日本的处置、战后中国收回被日本窃取的失地、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原则等重大问题，中苏是有共识的。

　　第三时期：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明显，但保持了共同对敌的局面

　　一方面，苏联以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为依据，迫使中国接受其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对日战争后期，美国为缩短战争时间、减少美军牺牲，要求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则提出了它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包括外蒙独立以及恢复俄国在1905年俄日战争后丧失的对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的权益等内容。在此时的苏联外交中，追求传统帝国利益的因素增强。斯大林认为：“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我国要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实际上认可了这个逻辑，同意了苏联提出的条件。雅尔塔协定虽然规定有关中国的条款要征得蒋介石同意，但斯大林要求由美国总统出面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款，并以中苏签订条约的方式予以确认。在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的利益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别无选择。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

　　另一方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等盟国一起，最终战胜了日本。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应在欧洲战争结束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在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50余万苏军对日军展开全面进攻，进入中国东北。日本首相承认，苏联参战使得日本最终陷于绝境，再无可能继续作战。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8日关东军司令下令停止作战、向苏军投降。但局部军事行动仍延续了一段时间。据苏方统计，在远东战役中，日军共有8.3万余人被击毙，59.4万人被俘;苏军伤亡3.6万余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快了日本的投降，也减轻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压力和牺牲。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抵抗日本侵略并最终击败日本是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所在，也是双方进行合作、互相支援的基础。中国的持久抗战帮助了苏联，苏联也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中苏两国的合作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国在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国支持下，收回了被日本窃取的领土，取代了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并一跃而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战败的日本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它必须“永久剔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这是中国和苏联、美国、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胜利成果。战时中苏关系中也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因为两国不仅有反对日本侵略和威胁的共同利益，还有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由于苏联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方面占有优势，苏联在双边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并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优先位置，有时还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在反对法西斯侵略国家这个共同的根本问题上，中苏双方是达成共识、进行合作的。

　　中苏关系的状况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盟国之间关系的现实。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的共同利益把同盟国家团结起来，但各个国家的具体利益仍然存在，并很难超越。在解决利益差异引发的问题时，决定性的因素是国家的实力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但是，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求同存异、合作抗敌直至胜利是高于一切的。回顾和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对于今天维护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金卫星

　　从1931年9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基于自身的远东战略利益，其对华政策先后经历了在中日之间保持谨慎中立(1931—1938)、援华制日(1938—1941)、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1941—1945)三个演变阶段。

　　在中日之间保持谨慎中立阶段(1931—1938)

　　1931年9月日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破坏了《九国公约》所规定的“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的门户开放原则。美国当时坚持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采取谨慎中立政策，这一政策持续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前。

　　史汀生(1867-1950)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一面依赖国联主持公道，一面向美国通报情况，要求其援引1928年与法国发起签署的《非战公约》制止日本侵略。但美国政府却“不想急于作出明确的结论，或者说不想采取一定的立场”。9月24日，史汀生国务卿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布同文照会，要求双方保持克制，避免新的敌对行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实现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要求。对日本公然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却未置一词。至1932年1月7日，日军占领锦州，整个辽西全部沦陷，史汀生才向中、日发布第二份同文照会，宣布不承认“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可能有损美国或其在华侨民的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和协定”。表达了对美国在华条约权益的关切，而对中日双方仍保持谨慎中立。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中国开始全民族抗战。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笼统地宣称：“世界上任何严重敌对行动，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力或义务”，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美国国务院在对中日战争发表意见时，也声称中日双方应对战争负“共同责任”。其谨慎中立的态度客观上对日本的侵略形同偏袒。

　　9月28日，在国民政府外交努力下，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对于日本飞机在中国不设防之城市从事空中轰炸一事，予以紧急之考虑，并严正地予以谴责”。10月5日，罗斯福总统也发表演说，主张“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致努力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要像“防疫隔离”一样隔离侵略者，阻止“无法无天的流行症”蔓延，保障国际社会健康。这是美国第一次就中国问题明确表态。蒋介石10月7日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今美总统已发表其伟论，对于人权与和平均有阐明，足令我人确信，凡坚持正义者，必可如愿以偿。”但在国会孤立主义势力压力下，罗斯福的立场很快后退。他在l2日表示，美国要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同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签字国合作”。强调会议的讨论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充当领导，因而也没有一个国家处在担惊受怕或被奚落嘲弄的地位。”结果布鲁塞尔会议未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

　　美国之所以对日本侵华保持谨慎中立，一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经济重振乏力，罗斯福的执政重点在国内，任何卷入国际政治纷争的行动都会招致国会孤立主义势力攻击;二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历来是要求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却不承担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是这个传统的典型反映。

　　援华制日阶段(1938—1941)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企图通过政治诱降迅速结束中国战事。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宣称要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直接否定“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此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援华制日阶段，具体表现在对国民政府逐步加大援助，对日本则不断施加政治、经济压力。

　　在向日本施加压力方面，1939年7月，美国通知日本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使日本“同以往供给自己军需品的主要国家美国之间的通商已变为不稳”;12月，美国扩大对日本的“道义禁运”(禁止将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铝、镁、钼和生产航空汽油的一切方法、设备和技术资料运往或转让日本);1940年3月，美国政府在汪伪政权宣告成立的当天率先发表声明不予承认，斥责日本用武力在中国扶持傀儡政权，强调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7月，宣布对日本实行重要原料、军需物资的出口许可证制;9月，宣布禁止向日本提供废钢铁。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1941年初表示愿与美国改善关系，日美双方从当年2月至11月开始谈判。

　　“飞虎队”在中国的活动

　　克莱尔·李·陈纳德(1893-1958)

　　在逐步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方面，1938年12月至1940年10月，美国先后向国民政府提供三笔共计7000万美元贷款;1940年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签署《基本关系条约》，美国宣布向国民政府提供1亿美元贷款和50架新式战斗机;1941年2月，罗斯福派特使居里访华了解抗战情况，居里高度评价中国在物资奇缺条件下所取得的抗战成绩，认为：“美国现今在中国享有的重大影响不仅可以用来在狭义上促进美国的利益，而且……可以用来指导中国在战后时期发展为一个大国。”4月15日，罗斯福签发行政命令，允许美国军人辞职参加陈纳德筹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5月6日，美国宣布“租借法”适用于中国，“接着制定了一项用于中国的紧急租借计划，这项计划的要旨在于增加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美国派了一个技术组去帮助中国改进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每月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的物资增加为原来的4倍光景，即从1941年5月的4000吨增加到同年11月的15000吨”;7月底，美国向中国派遣以马格鲁德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开始“形成与日本相抗衡的AECD(美英中荷)阵线”;9月底，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华有飞行员100名，地勤人员181名，负责驾驶和维修100架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的P40型飞机;10月10日，美国又向国民政府支付5000万美元贷款……

　　促使美国援华制日的主要动因在于：欧洲战争、苏德战争的相继爆发和德、意、日军事同盟的形成，直接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既有秩序，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严重受损。罗斯福在给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信中即写道：“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都是世界冲突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欧洲和远东我们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各条战线都要考虑到。”在尚未做好战争准备的形势下，加强援助中国牵制日本，通过谈判推迟对日开战是美国的必然选择。而中国各界对美日谈判保持高度警惕，则迫使美国不得不放弃牺牲中国利益避免与日本战争的企图。

　　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阶段(1941—1945)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华政策随即进入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的阶段。

　　美国与中国的结盟分为军事、政治两个层面。军事上，中美对日、德、意宣战后，立即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就盟军间的协同作战紧急磋商。与此同时，美、英也在华盛顿召开代号为“阿卡迪亚”的最高会议，除成立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以协商、确定盟国的战略、军事行动和后勤等问题外，还决定成立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由蒋介石任统帅，并成立中、美、英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政治上，“阿卡迪亚”会议确认了美国国务院准备的《联合国家宣言》，由美、英、苏、中领衔，26国签署，于1942年元旦发表。基本精神是：签字国赞同1941年8月14日美英所订《大西洋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3月6日，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中美军事合作进入实施阶段。

　　约瑟夫·史迪威(1883-194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一面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一面从全球角度谋划战后世界格局。罗斯福总统设计的战后世界秩序是：大国体制下的集体安全，美国占优势的势力范围，非殖民化的全球开放。美国将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在每个环节都很重要。集体安全环节上，中国应与美、英、苏共同承担维持国际和平职责，成为战后世界“四个警察”之一;势力范围环节上，战后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将告终结，美国不仅能扩大在华势力，而且可利用中国抵御苏联扩张;全球开放环节上，英、法、荷战后应对不了民族独立浪潮，中国站在美国一边，将有助于美国打开英、法、荷在亚洲势力范围的门户。因此，“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这就有必要“使中国成为大国”(China be a great power)。

　　1942年1月至1943年11月，美国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作了一系列安排。首先是安排中国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使中国跻身四强;其次是为增强蒋介石的地位，于3月31日与中国签订了5亿美元无任何附带条件的贷款协定;第三是与英国一起废除在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条约，于1943年1月11日签订《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第四是说服苏联接受中国于10月29日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奠定了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最后是在美、英、中三国元首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蒋介石优礼有加，与之商讨了范围广泛的战后远东问题，使蒋介石心存感激，形成了国民政府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尽管美国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给了中国极大的援助，战争结束时“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却未能成功。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战场原来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被作为抵御日本的国防第一线和反攻日本的基地，开罗会议后美军开始实行跳岛战术，改从中太平洋向日本进攻，苏联又在德黑兰会议透露欧战结束后将对日出兵，致使中国战场的地位大大下降。二是英国和苏联只是在美国的坚持下才勉强同意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苏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以中国的领土权益作为对日作战条件，促使美国将战后在远东合作的重心转向苏联，中国的权益和大国形象严重受损。三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国共的对立是最大分裂因素。美国基于军事需要曾要求蒋介石实行民主改革，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但蒋介石坚持一党独裁统治，对美国的要求置之不理、阳奉阴违，迫使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改派驯服的魏德迈和赫尔利，最终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滑向扶蒋反共的歧途，从而注定了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命运。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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