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卡贝鲁卡：亚投行有没有在做正确的事？

作者：唐纳德·卡贝鲁卡，王衍/采  来源：《凤凰周刊》2015年第23期总第552期

    “我想再次指出，非洲是一个拥有54个国家的大陆，不是一个国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不仅仅是在自然资源，还有更加广泛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非洲开发银行(下称非开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日前访华时反复强调说，在其与中国打交道近20年的过程中，感到太多来自中国的误解。

　　一身非洲精英气质的卡贝鲁卡，谙熟中国经济腾飞的发展之道。他出身于非洲小国卢旺达，但从先进的欧美国家，到如今崭露头角的中国，再到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多年来他游刃于诸多发展模式和经验当中，其观点在非洲领导层颇具代表性。

　　如今中国政府大力向海外推广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等举措，与他着力非洲发展的重点不谋而合。为此，在今年8月即将卸任前夕，他专程再次到访中国。

　　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的非开行，与“初出茅庐”的亚投行之间究竟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前者对于后者又有何经验和教训可以提供?7月末，《凤凰周刊》记者在卡贝鲁卡访华期间对其进行了专访。

　　非开行和亚投行已开始合作

　　记者：你此前在媒体上说，欢迎亚投行和非开行展开合作。这次访华，你在这方面的收获是什么?

　　卡贝鲁卡：我们此行会见了包括财政部、外交部等不同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人员，也有新成立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讨论了他们的策略和商业模式，还有未来和非洲开发银行合作的可能性。

　　亚投行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组织，而非洲现在也最需要(基础建设)，所以两者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并可进行联合融资。2014年5月，中国与非开行建立了规模为20亿美元的非洲共同增长基金。这个基金最早的投资项目是在埃及建设世界上第二大的机场，而埃及也是亚投行的成员国。所以，(未来)我们会和亚投行有更多方式的合作。

　　记者：这么多年来，非开行有哪些可取的经验呢?

　　卡贝鲁卡：回顾非开行的历史，其在上世纪60年代建立时，已经有了世界银行了。但作为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一部分，非开行致力于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范围比世界银行小，关注对象更为集中。不论是非开行还是同一时期建立的亚洲开发银行，情况相似的是，我们不仅借钱给各国政府，也给私人商业机构，只要这些机构达到一定标准。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像企业一样评估各种项目，并保持着AAA的信用评级，这使得来自市场的投资建立在一个有竞争力的信用基础上。目前我们的不良贷款在私人商业部分的比重低于3%。而我们的目标也不是商业性银行，这意味着不是只借出钱，而是要得到发展成果，让非洲的基础设施、贸易、教育、医疗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

　　记者：(非开行)有需要改进的方面么?

　　卡贝鲁卡：(笑)这一点我会和下一任非开行行长说，但不会对公众公开。

　　记者：你对亚投行有何建议?

　　卡贝鲁卡：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银行，它也是21世纪金融机构的一个范本。它从旧的组织模型中学习，正在致力于建设新的、更高效的机构。我想我没有资格给他们建议，如果一定要提，我能给他们一些关于系统、管理、产品，还有商业模型方面的建议。但在我看来，他们已经着手在做很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做行长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危机

　　记者：作为非开行行长，过去十年，你经历的最有成就和最具挑战的事情是什么?

　　卡贝鲁卡：这是个挺难的问题。作为行长，通常要求你会处理危机，因为一次危机会把你之前的成就全毁了，只有成功化解危机，才能有最后的成就。过去十年，我重点推行的是发展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私有部门的发展，试图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

　　这期间最困难的时刻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那时候，我们要研究如何将非洲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我们要开发新的产品，使用新的系统来更加高效地工作。我们增强了银行的流动性，增加了银行服务和金融性产品，大股东们还同意用比以前三倍之多的金额进行融资，最后收效不错。这场金融危机就像一场瘟疫，让我们伤痕累累，现在仍在缓慢地“复原”中。而增加就业率、解决债务问题都是结构性的长期难题，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也有令人头疼的事情，例如2013年南苏丹爆发的政治危机，可惜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没有权力去干涉(内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不过，令人骄傲的是，非开行成立这么多年，非洲国家的任一次动乱都没有终止它的作用。

　　记者：作为出身卢旺达的行长，如何拿捏卢旺达的利益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利益?

　　卡贝鲁卡：我会对所有非洲国家的态度一致。(作为行长)你必须要公平、平等。要知道，卢旺达对于非开行来说相当于尼泊尔对于亚投行。非洲国家的股东中，尼日利亚对非开行的投资最大，是最大的股东，但选行长并不是看候选人国籍。(但下任行长是尼日利亚人?)确实，尼日利亚现在有非法洗钱的可能性，但非开行并不是看选举人是来自尼日利亚、南非或者肯尼亚，还是看谁更加合适，只是碰巧选择了尼日利亚人。

　　记者：非开行成员国不仅有53个非洲国家，也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中国等其他地区大国。如何处理这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卡贝鲁卡：非开行的资金来源有40%来自这些国家(亚洲国家中日本是最大股东)，60%来自于非洲国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需求和想法，争议有时可以化解，有时不能，这时你需要帮助他们达成协议。但总体来说，更多的时候大家是愿意合作的。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支持生物能源——如果有更多的绿色能源就能不再使用煤炭了。但很多来自非洲的成员国并不支持生物能源的使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就需要进行协商。

　　记者：有批评说，虽然非开行发展这么多年了，但是对非洲当地民众、民间组织的关注度不够。你如何回应这一点?

　　卡贝鲁卡：这是比较正确的批评。我认为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做更多努力。过去我们可能放了过多精力去接触政府、商人、国际组织，未来应更多接触当地民众。我觉得非开行在非洲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应该多做宣传，在环保、艾滋、政府透明度等方面，跟当地人有更多接触。

　　非洲不能照搬中国模式

　　记者：在非洲，很多人表示羡慕中国在短短30多年的经济腾飞，你对中国的发展有这样的感受么?非洲国家能否套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卡贝鲁卡：我第一次访华是1997年去香港，所以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后来去了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还参观过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中国企业。中国每次都能让我感觉到惊人的变化。

　　谈到中国模式的问题，我想我们无法直接套用，只能从中学习，就像不能直接套用美国模式一样。非洲国家跟中国太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非洲有53个国家，并且贫富不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基于中国特有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非洲不能直接照搬。不过，在中国改革的经验中，有三点值得非洲国家学习，也都与邓小平有关：第一是1979年进行土地改革，将农村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分散经营，这为中国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让农民去城市务工，推动了工业化发展。所以如果想要加快工业化步伐，就要提高国家的生产效率。如今在越南，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效果。第二是作风务实。第三是发展经济特区。

　　记者：中国如今在非洲有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但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很快，当把这些带到非洲时有些未必适用于当地，尤其涉及到环境等因素，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卡贝鲁卡：确实，中国在非洲建设基础设施的速度很快，而且中国工人工作时间很长，又吃苦耐劳，我很敬佩这一点。但如果你问我，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建设基础设施)而牺牲民众(的利益)?如果把基建这些放在民众的对立面，那么我们会用严格的标准来保护民众的利益，因为这是他们的钱。环境方面也是一样，如果因为追求建设影响环境，所有的人未来都会受影响，因此国际组织或者机构对施工方设立很高的环境标准是对的。为了保护环境而延迟完工，我认为是值得的。

来源时间：2015/8/24   发布时间：201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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