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优化和战略审慎问题的思考

作者：时殷弘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七期

一
    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和未来方向如何？籍以回答这个重大问题的主要参照，在于党的十八大以后至今的主要相关事态。总的来说，这些相关事态存有彼此矛盾的两大类。

第一大类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或者说“中国梦”主题。关于中国军队头号使命和军力发展之直接目的，首要军事原则有所变化，从“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变为目前较简单但更全面也更有力的“能打仗，打胜仗”。中国的战略军力继续并更大力度地急剧增长，同时两年多来关于中国军力跃升的官方报道空前频繁，不断宣告中国先进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的突破性成就，宣告武装部队实际战力的重大增进。中国对与个别邻国（日本以及菲律宾）的海洋领土争端的态势更加强硬，迫不得已时不惜武装较量的意向一度近乎显著昭彰；不仅如此，２０１４年下半年，在南沙群岛还采取同时大力扩展数处岛礁和在其上建筑军事设施的重要举措。宣布设立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一项在与日本对抗的背景下采取的旨在进一步加强对日压力的重大战略行动。同时，就长期来说，它也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９年成立以来首次正式将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扩展到远超过中国近岸水域的地方，这当然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霸权有深远的影响。在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和２０１３年４月在博鳌论坛上的非常重要的演讲以前，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引人注目地较少着力重申和平发展原则，而那是过去多年一贯反复强调的。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能够并着重提到党的十八大后、特别是２０１３年初夏以来的另一类事态发展———显示中国对外态势和政策朝着和平、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如果与上面几项结合起来考察，那么可以说它们反映了当今中国对外政策的丰富性和一定的内在两难。

这一类事态发展主要是：特别自２０１３年４月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多项重要声明中反复重申和强调中国传统的和平发展方向。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对美关系目标得到非常显著、相当频繁的强调和宣讲，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本人作了反复的努力，争取让奥巴马总统将它作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中心概念接受下来，尽管至今为止远未成功。在朝鲜、叙利亚和伊朗等突出的国际安全重大问题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政府大力增进了与美国的合作或协调，同时在扩展美国服务业资本的中国市场准入方面有显著进展，而这两者都是华盛顿过去很难以如此大的程度得到的。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央举行由政治局全体常委参加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总的睦邻、安邻、富邻必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根本方针和长远大计；不过，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中日对抗进一步加剧之后，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当时造成的强烈影响多少有所淡化。到２０１４年５月初突然爆发中越海上对抗和低烈度冲突（伴有越南国内严重的反华暴力骚乱）为止，此前多个月里中国在南海争端方面的行为方式总的来说显著地温和，同时有进一步改善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主要对手越南）关系的努力。在奥巴马２０１４年４月下旬访问日本前后，中国对日的强硬态势多少出现温和化的迹象，特别是对安倍正式发动“重新解释宪法”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反应非同寻常地克制，继之以中日两国之间多番较高层级的正式和非正式对话，直到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北京ＡＰＥＣ峰会前夕中日两国政府之间戏剧性地达成“四点共识”为止。这确实是个旨在缓解中日对抗、重大而令人期待的事态发展，并且使中日两国首脑会晤在中断两年多后得以首次举行。

二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确实仍不清晰，仍受各种各样国内外因素的能动和往往互相矛盾的影响。因此，中国对外政策可被认为多少有着自相矛盾和波动的性质。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态势历程提供了这自相矛盾的一个重大例子，同时它也直接涉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中俄关系的最新基本状态。

中国虽然与俄罗斯有着非常重要和显著发展了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充分理解俄罗斯保持克里米亚黑海舰队基地方面的传统的紧要利益；同时，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之间有着迅速而显著形成的堪称亲密的领袖个人关系。但中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依然坚持并反复宣告不干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根本的国际法原则，同时本着“制裁解决不了问题”的一贯立场，不赞成美国及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制裁。这提供了中国对外政策“义利兼顾”的一个典型例子。

不过，恰恰因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加上美国对华战略态度的逐步恶劣和战略围堵的加紧进行，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中国之公开诉诸上述国际法原则的频率和声响度非常显著地减小，尽管这一期间俄罗斯策动或鼓励乌克兰东部分裂出去、以致最终将它并入俄罗斯的活动仍有张有弛地持续进行。不仅如此，作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一项重要内涵，与俄罗斯对华亲近倾向的显著增进和对华战略依赖的骤然加深同步的是，中国以支付巨量外汇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等间接方式，给俄罗斯提供了非同小可的财政援助，以便协助它渡过由美欧经济制裁带来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同时在战略经济维度上强化中俄伙伴关系。

然而无论如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少有可能提升为同盟关系，同时中俄关系无论何等重要，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中国对外政策是否能“义利兼顾”，是否能具备足够而经久的、在国际政治中至关重要的道义可信性形象，依然在其他方面受着乌克兰问题的重要考验。不仅如此，中国的大国外交有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在平衡的需要：既不能为了对美、对欧关系而过分损伤对俄关系，也不能为了对俄关系而过分损伤对美、对欧关系。

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确定。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它们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远望未来，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是在海洋上！从更深层的角度说，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在中国的不同种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之间“敲出”一个艰难的平衡？还有，特别是如何使得国家战略需求克服种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

三

然而，在不确定和自相矛盾之中，有一桩大事似乎越来越确定，那就是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具有愈益增长的软硬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怀抱着愈益清楚的大抱负。特别从中长期来说，这一权势影响或作用无疑会、也确实会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换句话说，大战略从来就应当是如东汉伟大史学家班固所说的“屈伸异变，强弱相反”（《汉书·匈奴传下》）。这多少类似于汉初“战略和亲”与“战略克伐”的交互运用，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的合成实践。这指的是一项很重大的最新事态，即中国对外战略看来正在急剧而积极地变化，或曰优化。无论是习近平主席反复提倡并着力推进的规模宏大的欧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他在２０１４年５月上海“亚信峰会”上作出“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主导”的显要言谈，或是中国提倡并主导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建立、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北京ＡＰＥＣ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那显然多少竞争性地针对２０１１年以来已在密集谈判进程中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ＴＰＰ）］，全都可被认为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迹象或事态，甚至还要加上适才完成实质性谈判的中韩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还有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项目。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明确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是如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对美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与日本较为激烈的对抗、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至关重要地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的持续急剧增强、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和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声索的坚定声张。然而，另一方面多少妨碍了中国特别在东部周边的国际“软权势”，同时伴有显著增进了的、主要是与日本及美国的冲突风险。因而，很可能从现在到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主要使用基于巨大经济、金融实力和更广泛外交的“战略经济”以增进影响。而上述以北京ＡＰＥＣ峰会为主要标志的一系列事态，令人强烈倾向于相信中国对外战略的这一重大变迁。如果考虑到中国最近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如果考虑到上述所有重要事态间显著的逻辑关联和内在整合，甚至可以说，一套中国对外大战略———过多的对外政策自相矛盾和波动使得中国在晚近多年里缺乏的东西———正在浮现。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关乎全局的重大优化。

因此，大致可以预料，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在亚洲、西太平洋与美国及其战略伙伴（首先是日本）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很可能将变得不那么激烈或高热度，但它们将变得更深刻（特别对美国而言）和更广泛。无论如何，对所有有关方面来说，从“战略军事”为主转至“战略经济”为主的前景，将使亚太区域的地缘政治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并且带来一种非同小可的战略裨益，亦令美国更难应付这一竞争。中国在战略性外交方面的颇重大的一部分任务，是要在广泛强劲而又细致审慎地推进“战略经济”的同时，进一步从强度和频度两方面适当地缓解周边政策中的某些强硬甚而超强硬的方面，争取有分寸地减抑中国某些邻国的疑惧甚或惊惧，从而大大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客观便利，争取不让美国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某种战略“统一战线”。

四

像“战略军事”已有的实践彰显的那样，“战略经济”为主的未来的作为也有审慎从事的必要。需要就“欧亚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高铁项目输出和“中印缅孟四国经济走廊”的设想和筹划等思考相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需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第一，中国就此对邻国的讲话要坦率求实，以取信于邻国、正面影响邻国为压倒性的实践目的，谨防直接或间接地自我声言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和道德完美主义者。为此，需要强调邻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取信于别国政府和别国人民，尊重“一带一路”沿线民众的宗教信仰，谨防生成和流露恩赐心态、“老大”心态和急于求利、“义不及利”倾向。

第二，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认识为此进行更长远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中国需要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着意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注意少说多干，谨防未真干而先大吹。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和猜疑。例如如何让俄国人稍微放心？为此须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经济一体化，不需让渡任何主权，也不会衍生军事意义的战略存在；而且在推进时要较慢，较耐心，一张一弛，有伸有缩。在一定意义上对中亚各共和国和南亚／印度洋小国亦应如此

第三，中国推进它们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因而一定要分阶段，一定要分不同的阶段性深度；一定要对我们的知识限度、影响力限度和战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认识。需要仔细地区分或分辨就不同问题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而言的一个个不同的具体形势，形成和修改不同而具体的战略设想乃至战略规划。

第四，切勿集中关注经贸／投资维度而轻视或忽视安全／外交／文化教育等维度；注意大力且渐进性地构建“软性基础设施”，包括双向的教育建设和人才培养，以便消减中国自身与相关邻国对对方的知识欠缺、技能欠缺和经验欠缺。中国要大大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其他基本情势的学习，大大加强相关的人才培养；教育和学习应当是双向的，其中许多应当是就地的，因为我们懂得太少。同时，我们中间真正愿意懂得中亚、南亚等区域人民的人也太少。要真正懂得并记住“知识就是力量”。

第五，应当高度重视如何表述愿景的问题。一定要强调公平的利益分配，甚而明显偏惠弱国、贫国的利益分配。

第六，“一带一路”在它们的某些部分和某些维度上可以也应当是开放性的更大的国际合作事业，可以也应当有选择地欢迎沿途国家以外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参与。这有助于提高在资本、技术和经验意义上的效率，一方面减抑有些国家的战略性猜疑，另一方面也防止自己战略性自满，同时大概也符合沿途中小国家的愿望和利益。

第七，要依靠战略和政策的审视、反思、调试和创新，争取经过一个历史时段去解决或大致解决一个就周边关系而言的全局性问题，即大大消减中国周边政策、周边行为和周边形象的较显著的内在紧张或自相矛盾性质，争取到适当的时候理顺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即令它们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的。这应当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五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战略军事”还是“战略经济”，都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平衡问题，亦即“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坦率地说，中国对外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战略重点何在？能否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就此而言，在有广泛的战略布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应该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此乃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或常理，犹如东汉瓦解时期的战略家荀彧给其战略统帅曹操的战略谏言所云：“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后汉书·郑孔荀列传》）为此，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还有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位置被打上恰当的折扣。

其次的最大问题，在于能否避免在某些要事上轻视“顺势而行”和“知止”的必要，或者说，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进一步说，战略努力必须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有决定意义。中国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赴后继、经久努力才能够真正完成的伟业，每一代人的最好成就在于完成其中每个历史性的重大阶段。

来源时间：2015/7/30   发布时间：201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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