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前后的中美军事关系

作者：张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今天的“亚太再平衡”亦是美巩固全球霸权的亚太地区战略，但是历史上不平衡的结果是否还会重演？那些美国曾经的对华外交道义层面的信誉差评是否还会逆袭？这些都还是问题。

　　抗战后期，随着日军逐渐走向覆灭，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调整，美国与中共军事关系随之发生逆转。在蒋介石的外交压力下，罗斯福于1944年10月召回了主张援助中共的美军在华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之后，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在接任的赫尔利导演下进一步恶化。就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曾简要指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其中有三个关键时刻。在第一个关键时刻（1931年），美国站在错误的一边；在第二个关键时刻（1941年），美国站在正确的一边；在最后一个关键时刻（1945年），美国又转向错误的一边。第一次的过错主要是由于孤立主义，最后一次的过错是由于名义上的国际主义而实际上的霸权主义。”

　　1945年7月起，中共停止向美军观察组提供机密性情报，对到前方各地区活动的观察组成员，也做出相应的限制。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在胡宗南向延安进行轰炸的前一天撤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美军因美国在“最后一个关键时刻”转向错误的一边而走向了敌对。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彻底破裂。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折射着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各方权力的角逐、博弈、观望和选择。 

　　“最后一个关键时刻”

　　转向错误的一边

　　美国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合作者转而成为一个国共两党的“协调者”，并最终从一个失败的“协调者”走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反面——美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并历经扶蒋限共、扶蒋反共、扶蒋溶共三个阶段。

　　扶蒋限共。1944年11月7日，来到延安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带来一份作为“协议的基础”的“由他起草并得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的”文件。文件并没有提到成立联合政府的事，但却做出规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等。这事实上是将共产党领导军队的控制权取消，从而保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当然不能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经过3天的谈判，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双方同意达成5点协定。其中第二点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第四点是：“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11月10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在这份协议草案上签了字。但在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这5点协议完全被蒋介石推翻。赫尔利背信弃义地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此举使他再难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扶蒋反共。1945年2月，赫尔利返回华盛顿。驻华大使馆全体政治官员和在华美军的代理指挥员从重庆发出电报，提请罗斯福审度对华政策并重新做出安排。但在国务院及国防部进行讨论后，罗斯福以支持赫尔利的意见结束了这场争论。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准确地预见了之后包含中美军事关系在内的中美关系，而历史学家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扶蒋溶共。1945年12月25日，马歇尔代表赫尔利赴华担负调停任务。马歇尔调停的目的在于通过“和谈”，“让中共在一个立宪政府中参与政治和军事领导，取得像西欧共产党那样的地位”，实质上是奉行“扶蒋溶共”的对华政策。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公报中主张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两党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但国民党当局却根本没有实行协定的诚意，破坏之举接连发生，尤以发生在1946年2月10日的重庆较场口事件最为严重。3月1—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共产党的过分“让步”，并强调五权宪法绝不容有所违背，从而推翻了此前政协已经达成的协议。而此时，离全面内战爆发只有三个多月，中共中央不能不对此做好准备。

美国以国际主义之名

　　行霸权主义之实

　　在第三个关键时期，由于名义上的国际主义而实际上的霸权主义，美国逆历史潮流而行，在均势思维下力求平衡，实则失衡，最终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目标与手段的失衡。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回溯至1899年9月，自国务卿海约翰向德国等5国发送了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时起，美国就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在目标与手段之间，时常为了保持平衡而事实上处于摇摆不稳的状态。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美国才着手调解国共争端。但其在目标与手段间发生偏差。在其具体协调之前就已经对调解的既定目标做出了设定，即在改组蒋介石政府的基础上统一中国，让中国共产党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中。这一历史关键时刻的潜在而重要的政治意图演化在其随着事态变化而采取的扶蒋限共、扶蒋反共、扶蒋溶共的具体策略上。与此同时，蒋介石把美国的调停作为其发动军事行动的“护身符”，将一直希望避免内战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逼到了准备内战的历史墙角。

　　僵硬与灵活的错位。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给人以灵活的假象。但这一时期的历史证明，美国的错误选择是建立在其反共意识形态和确保其全球统治的僵硬的东亚战略目标上的。在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划中，罗斯福对东亚的新构想是以扶持中国来替代日本。他希望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特殊的作用，并将中国视为抗衡苏联的一种力量。这是美国世界统治体系中东亚地区的长期战略目标。在僵硬的意识形态原则和僵硬的东亚战略目标的双重筛选之下，美国在施行巨大的援欧计划的同时，似乎除了有限援蒋之外再无可选。而对蒋政权的有限援助政策最终成为一笔“售而不货”的短期投资，并造成了所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与预见的失距。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具有决定性的预设使美国决策者认为，在其支持下，尽管是有限的对蒋支援，蒋也应会在内战中赢得胜利。但这一为时过早的预设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结果。这反映出二战中和二战后美国设计并实施其全球战略的目的与各民族和国家把握自己命运的正当愿望之间的深刻矛盾，反映出美国全球性战略的决策者对当时蓬勃兴起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全球性现象视而不见。这一历史与预见的失距注定了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外交上的进退维谷。

　　道义视角下的信誉评估。撷取1945—1947年这一段关键性的历史时期，我们不妨以道义的视角对美国进行信誉评估。其一，1945年2月4—11日，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雅尔塔举行会谈，并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协定。其二，1945年11月10日，毛泽东与赫尔利在成立联合政府协议草案上签字之后，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背信弃义地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此举使他再难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其三，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之后，美国剥夺共产党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力，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集中力量运用其空军和海军，帮助远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迅速抢运到原来被日本占领的华北和华东去。这些无疑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美国所谓的“国际主义”只是掩盖其谋求其国家利益霸权目标的华丽幌子。

　　历史表明，美国习惯于“谋求平衡”，却总是引发不平衡。今天的“亚太再平衡”亦是美巩固全球霸权的亚太地区战略，但是历史上不平衡的结果是否还会重演？那些美国曾经的对华外交道义层面的信誉差评是否还会逆袭？这些都还是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外军教研室）

来源时间：2015/7/25   发布时间：201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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