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光明：霸权周期理论与中美关系
作者：魏光明 来源：《当代亚太》2002年第2期(总第86期).
世界政治长波论：霸权体系周期性更迭的理论源流
对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周期性发展变化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西方理论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汉斯·摩根索、汉迪·布尔以及肯尼斯·沃尔兹等为代表的新旧现实主义者从国家实力政治和力量均衡的角度出发，认为权力政治是国际政治亘古不变的本质特征，并且指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的自助性和国际权力的平衡性是惟一重复的现象;国际体系内至多存在某种“拱形”(overarching)的连续性，但不会有起伏跌宕且周而复始的所谓“循环”。而以莫德尔斯基、罗伯特·吉尔平等为代表的新旧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就像表面上混沌无序的国内经济生活存在着起伏升降、长短不一的各种周期一样，国际政治生活中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各有规律可循的周期，并且对于特定的周期而言，都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或国家集团，这一霸权国家(集团)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且还为该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国际体系的发展因霸权国家的更迭而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特点(注：相关争论转引自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25页。)。
这种周期论的观点最早见于康德拉季耶夫的世界经济长波理论和汤因比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周期理论。康德拉委耶夫指出，在从1780年至今的两百多年里，世界经济出现了三次大的周期，每个周期大约持续50年。汤因比认为，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大约每隔50年便有一场大的战争，16世纪以后，国际体系便存在着一个以115年为周期的“全面战争”与“全面和平”的大循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实力地位不断衰落的现实和力图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冲动，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学术界对霸权及其兴衰变化的研究，学者们以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为切入点，比较深刻地探求了历史上国际体系变迁中霸权国家兴衰更迭的过程及规律，并对霸权体系中的权力架构、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以及霸权体系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约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具有相当解释力的理论和观点，并由此而构建起相对完整的霸权周期理论体系。
莫德尔斯基是霸权周期论的开拓者。他认为，全球政治体系是围绕着世界强国为行使世界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以世界强国为中心所建立的世界政治体系在经历一定时期后都会崩溃、瓦解，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以新的世界强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世界强国的出现及世界领导权的更迭呈现出某种共性的周期现象，一个周期大约是100年到120年，分为全球战争、世界强国、非正统化、分散化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约30年。构成周期变动的主线是：全球战争导致世界强国的出现，而世界强国出现后又总会出现它的挑战者与之相抗衡。
莫德尔斯基详细分析了霸权体系周期性更迭的全过程。他认为，每个周期的开始都是一个导致“全球战争”的“软弱组织”时期。“全球战争”是围绕与世界政治结构相关联的诸问题而引发的全球大国间的战争，它是世界政治体系决定性的转折点，而两次战争之间便是长波时期。“全球战争”的结果是世界强国的出现，并导致新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建立。莫德尔斯基认为，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从地理位置来看，必须是有“安全保障剩余”(surplus security)的岛国或半岛国家;第二，从战略力量来看，要有全球性的海军力量以及其他可资利用的政治或战略组织;第三，从经济实力来看，要能够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第四，从社会组织能力来看，要有开放和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即便有偶尔的内乱或政局不稳等问题，也不足以削弱其对外领导作用。莫德尔斯基同时指出，在国际体系中，随着世界强国国力的衰落，它领导世界的合法性也会随之消失，这时全球体系就从世界强国阶段进入非正统化阶段。从历史上来看，在全球权力结构由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变时，都必然会出现一个谋求世界领导权的挑战国(或挑战集团)。自1500年以来，先后成为挑战国的有：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这些挑战国为了攫取世界领导权，不惜发动战争。然而，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一个挑战国曾赢得过“全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世界强国通常是前一个世界强国的同盟国或合作者(注：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i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No.20,1978)，p.214-238。)。
莫德尔斯基的长波论还探讨了世界政治周期与世界经济长波(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世界政治长波的变化与世界经济长波的变化具有某种本质上的关联性，其主要特征是：(1)霸权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往往与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相伴而生，互为因果;(2)世界政治大国主导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它不仅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性国家，经济规模大、生产力水平高、市场容量广，而且还是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创新的源泉，是世界最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以及世界经济运行规范的制定者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协调者，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霸权代价：霸权体系周期性更迭的原因分析
所有对国际霸权周期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直接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家的兴衰、或曰霸权更迭的原因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在西方理论界主要有两派观点。
罗伯特·吉尔平等人认为，内因是国家衰退的主因。吉尔平解释国家衰退的理论支点是报酬递减规律。他认为，根据报酬递减规律，增加投入会增加产出，但是这种正向增加达到某个水准之后就停止了。超出这个水准以后，虽然还可以再增加投入，但是产出与投入已经无法成正比，高投入带来的却是低产出，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也将随之而减缓，并最终导致整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衰退。据此，一个国家开始兴起时，由于距离报酬递减水准很远，所以增长很快，大量投入不断刺激大量产出;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膨胀，规模经济带来更大的利润，这个国家的实力也会迅速增强。但是，当国家进入成熟期以后，随着国家规模及其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一方面它的控制收益开始递减，另一方面它维持控制的成本却越来越大，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也开始变得高于其边际收益，长此以往，最终导致了这个霸权国家支配地位的衰落(注：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83页。)。将效益递减规律应用到对霸权周期现象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霸权国是已经处于成熟期的国家，因而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逐渐失去创新、自由与活力的后发展阶段。新兴国家由于其生产关系及生产力的先进性及协调性、技术革新的低成本以及处于民族上升时期所释放出来的特有的民族向心力、自豪感及群体活力等等，使得它的发展速度及增长效率必然要超出已有的霸权国家。这种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在增长速度和增长效益上的非同步性现象会使霸权国家的国力相对下降，新兴大国的国力相对上升，其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国际系统中实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亦即国际体系的更迭。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导致霸权国家衰退的诸多因素中，国内发展与国际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分析的立足点是：霸权国家首先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有着全球利益，所以，国际环境对于霸权国家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霸权国家的内部发展当然不能与其统治国际系统、影响国际事务的需要分割开来。西方一些学者认为，霸权国家既然统治国际系统，就必然要承担国际义务，提供统治国际系统和维持国际系统秩序所需要的公共物资，这就需要霸权国家承担相当高的统治和管理成本。然而，向整个国际系统提供公共物资，即便是对一个极其富有的国家来说，也是一种高得难以承受的成本，这种成本便是霸权国家为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所必须付出的“霸权代价”。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尤其是霸权国，一般来说都有着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国际承诺，其中主要的一条是保障整个霸权体系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环境，为达此目的，霸权国家需要建立和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霸权国家就往往要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所谓帝国战线过长、负担过重的难题：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同其他国家竞争，必须建立和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尽管从一定意义上讲，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可以互补，但如果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需要的费用过高，同时在经济上又要提供过多的国际援助，国家就会逐步耗尽财富，并最终危及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随之而来的无疑是该霸权国家及其所主导下的霸权体系的衰退。罗伯特·基欧汉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霸权国家与国际系统的关系。他认为，霸权国家是国际霸权系统最大的受益者，霸权国家为了维持这种有益的国际系统，就必须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中的公共物资。但是，为了维持系统秩序、维持同盟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霸权国同时不得不允许它的同盟国采取免费搭车(free fiding)的行为。久而久之，维持国际系统的成本就会大大超出霸权国自身的能力，霸权国维持国际系统的需求和它自身资源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所以，过多的国际承诺导致过高的系统维持成本，并最终导致霸权国家本身的衰退和世界霸权体系的动摇(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霸权护持：霸权体系中的矛盾与冲突
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一再表明，任何霸权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每个霸权国家在它的霸权受到威胁和挑战时，都会竭尽全力维持它已有的霸权地位。历史上的霸权继承无一不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霸权国家维护霸权地位的决心和霸权体系更迭的残酷性。那么，霸权国家怎样才能维持其霸权地位、延缓其霸权地位的衰落呢?或者说，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战略又是什么呢?这是所有研究世界政治周期性现象的学者们都想解决的难题。
对霸权国家在霸权体系中所可能遇到的风险与对策分析是讨论霸权国家霸权护持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在一个成熟的霸权体系中，霸权国家霸权地位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差距，这个差距越大，霸权国就感到越安全。有人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超过、不等于或不接近霸权国家的权力，就不会对霸权国家形成威胁。其实这种认识只有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是错误的。因为不论是在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中，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力量对比，即各行为主体在动态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力量差距。相对于国际关系而言，绝对层面上的力量或权力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具有实际意义的权力是相对权力。因此，在霸权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总要在自己和可能的挑战者之间设定一个自己认定的、可以接受的权力距离。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系统大国，只要与霸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差距在缩小，并且有超过霸权国家认定的临界值的危险，就会对霸权国家构成心理上的“现实”挑战，就会引起霸权国家的警惕与防范。因此，霸权国家对霸权地位的护持，从本质上讲，就是要防止和抑制挑战国家的出现，竭力保持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差距，并将这种差距始终保持在一个它所认定的安全常数上，以期使它始终能够在权力差距方面拥有所谓的“确保安全”的优势(注：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36页。)。
对于任何个人或国家而言，要想加大自己与他人或他国之间的权力差距，选择无非只有两种方式：增加自身力量或者削弱他人力量。因此，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战略也就只能有两种基本的模式选择：一是增加自身的实力，使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绝对权力加大，从而依靠自己的实力保持或恢复在霸权结构中的地位;二是削弱其他国家的权力，尤其是挑战国或潜在挑战国的实力，从而使自己的相对权力加大。第一种方法主要涉及国内政策，因为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是加强自身权力基础和权力资源的关键;第二种方法则主要与外交有关，因为这是在自己的可见权力资源没有净增加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相对权力，这种方法的目标是以霸权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对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国家为主要目标。
在霸权护持战略中，削弱霸权挑战国或潜在挑战国以增加霸权国家相对权力的做法是一种比加强霸权国家自身实力以增加霸权国家绝对权力更为有效而且成本更为低廉的战略选择。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削弱挑战国实力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比较常见的主要有：对挑战国进行经济和技术封锁，以延缓其国力增长的速度;支持挑战国内部的反对力量，以制造挑战国内部的社会动荡;以及对挑战国进行舆论攻击，以降低其文化的影响力和制度的号召力等。但最为有效的还是使挑战国卷入军事冲突并在冲突中支持它的敌人，从而利用他国之手达到削弱自己对手的战略目的。
霸权周期理论对构建新世纪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启迪
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就必须了解并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判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出符合国情、世情的长远战略。在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性关头，霸权周期理论至少可以为我们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解读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构建新世纪中国的对外战略提供以下的启迪。
1.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际体系是中国实现崛起所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对当今世界具有绝对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美国及其西方联盟的这种霸主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2)军事联盟覆盖面最广，军事投送能力最强;(3)政治及意识形态最具号召力;(4)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最深。
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国际组织等四个核心领域的霸权地位，构筑起了相对完善和稳定的美式霸权体系(pax-American)。如果按照莫德尔斯基所认为的1914年为美式霸权开始的起点，以120年为一个霸权演变的完整周期，那么70年代西方经济的大规模衰退和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下降可以被认为是美式霸权中第一小周期的结束，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和由于苏联解体后所带来的美国相对权力的上升，则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个小周期的上升和发展阶段。不论是从霸权周期性更迭的内在规律来看，还是从美国现有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持续增长来看，在未来20～30年之内，美式国际体系仍然是中国所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2.中国是美式霸权体系的挑战者，至少是潜在的挑战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基本定位
按照已有的霸权理论模式，每个霸权体系在建立之后，都会出现一个霸权的挑战者与之相抗衡，霸权国家与挑战者之间的这种斗争，将会对整个霸权体系带来全局性的影响;而霸权国家的最高国家利益就是限制和削弱霸权的挑战者，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在冷战结束以前，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国以其独特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运作方式、优越的地缘位置及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一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认定为霸权的挑战者，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所有的对抗与斗争，都可以从霸权的争夺与维护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在当时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只不过被认为是苏联阵营中的一员，或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中美之间当时巨大的实力差距和美苏之间激烈的斗争，都使得美国不可能把中国当作是它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需要加以防范、不致使其快速发展的潜在挑战者而已。
80年代末期以来所发生的两件大事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本质：一是苏联的解体。这使美国失去了全球层面上的主要对手，并可以乘机将霸权维护的重点转向对付那些地区性的潜在对手，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以及冷战后林林总总的许多“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干预”便是美国为消除其各种霸权挑战者所做的具体努力。中国因自己鲜明的非西方政治意识文化、巨大的政治经济潜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而在美国所认定的霸权挑战者中的地位急剧上升，成为美国在霸权护持斗争中需要防范的头号敌人。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综合实力水平的快速提高，使得中美之间相对权力的差距缩小，美国对来自“中国威胁”的现实感陡然增大。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的好坏正好和中美之间国力对比的变化成反比，中美国力对比差距越大，中美关系就越好;反之，如果中国国内社会稳定，政治经济实力增强，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缩小，则中美关系就恶化。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美国力图在中美之间维持一定实力差距的霸权护持的战略选择，同时也说明了美国把中国当作其霸权挑战者的基本战略定位。
3.在谋求国力发展的同时，尽量避免被当作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是今后中国外交所必须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封闭、动荡、战争和磨难之后，古老的中国必将在21世纪走向复兴和辉煌。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政治家们主要表现出两种战略取向。以持温和立场为代表的稳健派认为，西方支付不起以武力压制中国崛起的代价，因此应该对中国采取接触与对话的政策，应该通过和平谈判和外交协调，将中国纳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以使中国成为一个“听话”的大国。这些人多以新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为主，克林顿第二任政府期间的对华政策就是这种主张的最好体现。我们国内的一些舆论媒体有时也不太恰当地为其贴上“和平演变”的标签。另一种就是以现实主义者为代表的右翼强硬势力，这些人秉承西方殖民主义者实力政治的衣钵，要求以强硬的手段“改造”中国，迫使中国按照西方的意图行事。这些人念念不忘当年反对法西斯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胜利，他们坚信凭着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优越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西方阵营能够战胜任何威胁和挑战，能够支付起任何霸权护持的代价。这些人以经历过冷战的右翼政客和保守知识分子为主体，现任总统布什及其执政班子便是这种围堵战略的典型代表。这两种对华战略虽然政策选择和表现形式都各不相同，但其本质内容是一样的，那就是防止中国的崛起对西方的利益造成损害!
目前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而言，其实也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发展经济;为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就必须和西方国家拉开一定的距离;但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影响的扩大，又会加深西方国家的戒备心理和不安全感，刺激西方国家进一步防范和围堵中国。所以，在新的世纪里，特别是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如何在增强综合国力与改善国际环境之间求得平衡，将是对中国外交和战略家们的最大考验。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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