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201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外交：聚焦亚太地区

作者：金融四十人论坛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摘要

　　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在2012年正式就职。迄今其主要举措和倡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亚太地区有关的内容。过去的两年里，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的愿景，表达了与整个亚太地区和世界共享繁荣与稳定发展的意愿。经济上中国领导人采纳了“新常态”模式，致力于稳定国内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质量。通过建立和扩大自由贸易区，中国正在实现其经济自由化的承诺。除了加快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中国还接连与美国的安全盟友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都表明，中国决心实行基于规则的贸易和投资管理，并将经济事务与地缘政治纠纷分离开来。中国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倡导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这些措施大胆但充满挑战。其他的中国经济外交举措尚待赢得广泛支持。但就整体而言，中国并未寻求改写世界经济治理的既定规则。

　　关键词：中国，经济外交，亚太，地缘经济竞争

引言

　　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正式就职时，正逢国内和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到2012年底，为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而注入的大规模刺激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逐渐消失。新的增长动力必须基于新的政策设计。中国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在某些方面，这种变化带来了一些呼声：要求中国采取更多行动来激励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另一方面则努力防范中国影响力在其它方面的扩散。然而，正如国内外严肃观察者们所共同承认的，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中国仍将停留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中国的崛起会继续导致老牌世界大国的复杂反应。

　　在十年任期的前两年中，中国领导人已表明了愿景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外交措施。今天，中国领导人如何解决其国内经济面临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将中国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与国外经济政策放在一起进行考量。此外，亚太地区不仅因其经济地理环境为中国管理跨境经济事务提供了广阔空间，也终将成为中国战略的试验场。因此，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们将主要关注中国如何处理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并希望这一方法有助于分析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这一更宏大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对整个国家提出的愿景。
中国梦：一个包容性的愿景

　　2012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正式进入第五代领导人时代。习近平作为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在就任数天后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发表演讲阐释了“中国梦”这一概念，提出其核心治理战略。从此“中国梦”成为主流政策讨论中的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概念是对广大人民做出的一个关于持续繁荣的承诺。自从1982年邓小平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以来，历届中国领导人都专注于财富增长。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仅追求数字型的增长并不符合中国利益。因此，第五代领导人试图重新定义发展目标，并希望能在两个百年到来之际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而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不过，“中国梦”一词定义相对松散。领导人可能只是借此寻求将全国人民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这一词汇概念笼统，中国社会内部各类群体都能将其想法和诉求投射到这一口号上来。

　　“中国梦”这一概念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项新的原则，用来指导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它建立在“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概念的基础之上。这对概念出现于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2005年9月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峰会[2]上，“和谐”这一概念作为一项全球政治指导原则被正式提出，并就此取代了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时任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一概念[3]。

　　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上台时，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复苏。与之前相同，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的经济。随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于其供应链的安全，中国必须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支持。不同以往的是中国自身经济规模已经壮大。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名义GDP世界第二的国家。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自身的财富、权力和地位。“中国梦”的基石是和谐、和平、稳定以及财富创造。这个词汇也代表对所有国家的开放式邀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实现稳定与繁荣的梦想。

　　2014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亚太地区的领导人“有责任为我们的人民创造和实现一个亚太梦”。他进一步阐述说，亚太梦想是要走在全球发展的前列并为人类福祉做出更大贡献。通过提高经济活力，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人文交流，亚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休戚与共，可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共同命运。[4]

　　与此同时，中国与他国共享财富和权力“梦想”的想法，尚未在占据全球经济治理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中赢得支持。例如在2014年底，美国国会未能通过一项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改革的法案。美国政府已在2010年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即增加资金来源，同时赋予中国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更多投票权。它还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会进行改革，削弱西欧的主导地位。法案没能得到通过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在过去的九个月里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事情”。但没有华盛顿的点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进行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到，中国尚未充分融入现有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同时，新任中国领导人似乎也没有兴趣去履行那些拥有更多决策权的国家指派给中国的责任。201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减速。新的中国领导人决心改变外部对中国的期望，不再让中国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经济“新常态”

　　在北京APEC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详细阐述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什么是新？首先，经济已经从以前的高速增长切换到中高速增长。鉴于中国的增长记录，百分之八（或以上）的年增长率视为高增长。第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第三产业和消费需求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城乡和地区差距在缩小。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正在提高。更多的人享受到发展的福利。第三，经济正在越来越多地依靠创新而非输入和投资作为驱动。

　　作为一个术语，“新常态”并非中国创造。事实上，在中国GDP增速由2011年的9.6%减至2012年上半年的7.8%时，官员们认为增速下降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周期性的。2008年11月，中国实施了一项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在此后的几年里，人们指责政府的大规模投资项目增加了金融和财政风险。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示，为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必要容忍经济减速。他们强调在面临日益加剧的经济下行风险时，政策目标应致力于稳定而非增长。对中国来说，更“根本的”问题是，它“能否顺利通过中等收入阶段并成长为一个富裕国家。一国在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时经济增长率下降是很自然的事情。”[5]

　　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省视察期间提及“新常态”，此后这一说法在中国逐渐普及开来。他指出，需要适应“新常态”并保持头脑冷静。根据一项《人民日报》年鉴，在2014年，习曾在其他九个场合提及“新常态”的经济治理模式。[6]

　　习近平反复提及“新常态”表明，政府已经承认三十年来持续两位数的增长付出了高昂代价，最明显的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空气污染以及对国内和国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 “新常态”不仅与速度有关。它更多地是要培育由第三产业、消费需求和创新驱动的更加完善的经济发展模式。

　　最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正在重塑国内和国际社会期望。在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减至7.7%。在2014年前三个季度，增速降到7.4%。领导人告诉大家要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健康状况保持冷静。

　　和“中国梦”一样，经济“新常态”的概念会引发各种诠释和争论。在某些议题上获得共识很容易，比如即使经济放慢也不应该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应该深化法治打击腐败等等。 但要取得经济的均衡增长，则需对风险和机遇进行谨慎的评估。但是，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更加困难的是如何对付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不得不对其熟悉的发展道路做出调整。近几十年来中国最具意义的一个经济举措是于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此后中国的表现已证明了怀疑者的错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创造了大量国民财富。当时，中国领导人以和国际接轨为由，来说服国内对于改革的抵触情绪，并向国际社会重申和中国在地缘经济方面的良性意图。[7]但在今天，“新常态”一词确实让中国必须在管理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变得更加主动。

　　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如果“中国梦”是对国内和国际做出的一种包容性财富和权力追求的承诺，而“新常态”是管理社会和市场预期的一种手段，那么中国必须继续通过行动表明，它能够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新挑战。事实上，正如下文即将强调的，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实验，而不是消极等待新一轮国际规则的制定。

自由贸易区：单边但程度有限的自由化

　　2013年8月，中国国务院在上海开始了自由贸易区（自贸区FTZ）试点。[8]虽然地理面积有限（29平方公里），这一区域的创建是中国在世贸组织多哈谈判持续缺乏进展的情况下，在贸易和投资体制自由化方面做出的一种单边努力。上海自贸区尝试减少行政干预，放宽投资限制，进一步开放金融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此促进航运、物流和商业的发展[9]。

　　上海自贸区所用的“试点”一词，暴露了中国进行结构性经济政策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不同于十年前中国刚开始实施WTO规则的时候，在今天的中国，经济治理太过复杂，以致于中央政府的统一命令几乎成为了一个不可能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市政府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开发政策细节的责任。

　　上海自贸区最大的政策改变是使用“负面清单”模型来管理投资。对区域内的投资管理，政府发布清单列出了对投资关闭或有条件开放的行业，其余的行业企业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投资。这一举措和以往企业必须首先获得政府批准的惯例明显不同。而自贸区内最重要的变化是，外国投资者自动获得与中国投资者同等的待遇。这使得中国的投资管理进一步接近发达经济体的管理惯例。在自贸区注册的国内和外国企业在开展业务时都有了更多的自由。

　　但诸如设定人民币汇率和利率这种艰难的改革，需要不同部委之间的合作。在自贸区规则制定过程中，上海市政府选择牢牢待在自身权力范围之内，不去干扰中央政府部门的决策。由于没有来自中央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干预，上海自贸区在对抗中国体系内既得利益的阻力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0]

　　到2014年底，中央领导决定扩大上海自贸区的范围，纳入作为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国银行总部所在地的商业中心。它还在其他三个省份（广东、福建、天津）批准了类似自贸区的建立。扩张的理由是一些政策改革已经通过了时间的检验。省级政府在创设自贸区时也被允许制定和实行更多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其他省级政府（包括已得到中央政府首肯的三省）创设自贸区的热情，可能更多地来自于推动贸易的考虑。各省都倾向于淡化自贸区在金融和政府改革中的作用。毕竟，天津可能希望增加与日韩的贸易往来，广东靠近港澳，而福建则急于增加与台湾和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即便是上海当地对自贸区试点的阻力也很大。事实上，2014年中央政府两次调整了上海自贸区的管理班子。这被公认为是对其结构改革不力的不满。[11]

　　国际观察者对上海自贸区实验的评价不一。一些外国观察者将自贸区看做“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对外开放市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2]也有一些外国观察者不太满意目前的改革进展。例如，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就曾于2014年7月表示，改革“似乎并未把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领域作为改革目标”。[13]来自美国商界及政府的反应表明其对自贸区的支持程度，虽然它们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而言只有参考价值。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跨国投资政策的制定都要涉及承载意识形态的议题，如国家/经济安全，国民待遇，纠纷解决，技术转让限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共识并不容易达成，尽管各国政府都在努力谋求各种理想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平衡。

　　对于中国来说，政策创新的真正意义在于，第五代领导已经打破了管理外国投资时的一些老做法，如用“负面清单”取代传统的投资指导就是一例。在旧的体制下，政府机构权力过大。事实上，国家发改委（NDRC）已经成为本届政府反腐运动中的重灾区。[14]一个结构性原因在于，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委权力过大，他们有权制定经济政策，批准重大投资、并购，并能影响商品价格。

　　从国际角度看，尽管进步有限，但自贸区实验确实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之前中国坚持其发展中国家身份，并以此继续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广泛限制。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不顾其市场表现的保护滋生了浪费和腐败，也阻碍了技术和管理创新。中国默默地接受了这一教训。

　　简言之，从中国自贸区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已经拥有智慧和政治资本来推动经济自由化，并激励其他国家效仿。

自由贸易协定：新的合作伙伴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自由贸易协定(FTA)在各国政府中始终是一个受欢迎的工具，尤其是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缓慢停滞的。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中国有12个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步入操作阶段，另有20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过程中。[15]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这些自贸协定往往是和小型经济体签署的，这些小国既不具备大量的贸易额，也不具备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物资（如能源、工业矿物和食品）。[16]因此有一类学术观点认为中国在自贸协定方面是国际惯例的一个例外。看起来，中国通过向小国提供帮扶协议而展示了某种“大国道德”。这反映出中国在加入WTO后，自由化的力量和保护主义力量相比依然较弱。

　　中国和东盟国家签订的自贸协定就是一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所覆盖的人口是全球之首，同时也是名义GDP第三大的自贸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然而,签署于2002年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直到2010年才生效。该计划旨在消除中国和东盟创始国之间（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对于近8000种产品（90%的进口产品）的关税。在计划中，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也将在2015年实施这些条款。因为该自贸协定支持东南亚（和中国）的一贯偏好，即在自愿的基础上处理贸易自由化，所以其作为促进贸易和市场改革工具的效力仍不足。

　　事实上,东盟已经决定在2015年成立自己的经济共同体。一些东盟成员国，尤其是新加坡，已经在高质量的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表现非常活跃了。2005年，新加坡与文莱、智利和新西兰签署协议，成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P4），这成为美国推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的模板。TPP引发了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激烈讨论。在后文中我们将单独谈论这一问题。

　　2014年11月,让很多怀疑论者感到意外的是，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向书。这意味着双方几乎已经结束了双边谈判，只剩下一些技术细节需要再讨论。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在过去九年中经历了超过20轮谈判。

　　与大多数已经在实施的自贸协定相比，中澳自由贸易协议更加全面，而且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更高。这份协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涵盖了十多个领域，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和贸易规则、电子商务和政府采购等等。同样是在11月,北京和首尔宣布已经完成了实质性的自贸区谈判。

　　中国和加拿大签订的《外国投资促进及保护协定》已经在2014年10月正式生效。这表明中国正在加速升级与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联系。从地缘政治角度讲,这三个自由贸易协定伙伴都是美国的战略盟友,通常被认为注定会与中国竞争。因此，有趣的是,中国似乎并没有把美国主导的安全联盟视为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保护的一个障碍。

　　对中国而言，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自贸协定是一项重要的正在谈判中的自贸协定。中国-海合会自贸协定的正式启动可以追溯到2004年。双方已经进行了五轮谈判，并且已经就涉及货物贸易的大部分问题达成协议。涉及服务贸易的有关谈判也在继续。到2014年底,有消息称，中国贸易官员表示正致力于加快谈判进程。

　　对中国来说, 与澳大利亚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安全治理上的一个主要转变。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其他工业矿产(澳大利亚)、谷物、乳制品及其他农产品，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视为战略重点。用贸易政策方面的术语来讲，一种商品被视为有“战略”意义，通常意味着它排斥自由贸易协定这类工具。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必须学会适应来自外国供应商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与澳大利亚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实现，意味着对“虚拟水”和“虚拟土地”这类观念的更大接受度：中国可以通过增加水密集型产品和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来解决其自身在供水和耕地流失(以及土地退化)方面的压力。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 在向外国直接投资管理规范化这一目标转变的过程中，双边投资协定(BIT)可以说是对中国自身最深远的挑战。2013年7月,在历经十几轮谈判之后，北京和华盛顿同意加快结束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到2014年底,有报道称，中美谈判代表正在对双边投资协定的文本进行最终检查,负面清单的正式交换要等到2015年，目标是要在奥巴马任期之内完成谈判。

　　通过中国对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的追求可以看出，自由化的步伐正明显加快。然而,重大差异依然存在,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正在缩小的差距

　　在亚太地区的各种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最具地缘政治性质的一个代表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政府在2008年表示出加入P4的兴趣（新加坡等四国于2005年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该协议尽管向新的参与者开放，当时仍未被广泛关注。就在同一年，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也加入了P4谈判。2013年3月,日本成为了第12个谈判国,TPP迅速成为整个亚太地区最强大的贸易集团。许多观察人士指出,TPP显示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大战略布局。中国是这一谈判进程中最著名的被排斥者。平心而论, 从一开始，中国未加入TPP谈判不仅是单方面的被排斥，而是相互的选择。

　　2013年5月底，外交氛围开始出现改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将“基于认真研究和平等互利原则，来分析加入TPP的利弊和可能性”。这种姿态上的变化也可以被视为对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先前所作评论的一种回应，美国代表早先曾经表示，“只要中国能满足我们这一谈判的高标准”，美国会向中国开放TPP成员资格。

　　此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几乎没有就TPP再度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其实就谈判的协议文本，双方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涵盖了投资各阶段和所有行业部门。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内容与TPP中有关投资的章节是一样的。那么,是什么让北京和华盛顿在TPP协商过程中难以达到一致？简言之，原因在于北京和华盛顿都不愿让别人做主。地缘政治肯定是一个因素。正如美国分析人士所言,TPP既是关于贸易投资的竞争，也是关于领导力的竞争。

　　让日本加入TPP谈判，强化了一些中国人的疑虑，即美国牵头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尤其在2012年以后,在日本把中国东海有争议的钓鱼岛(尖阁群岛)国有化之后，中日政治关系明显恶化。中国评论员也认为,日本已经在阻碍中韩日自贸谈判，以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日本和美国被视为亚太地区“现状”的支持者，且正在阻碍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2012年连任后，特别强调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北京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都对东南亚进行了访问。这些出访凸显了这一区域在中国当前国际事务战略中的重要性。北京的这种做法意味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意味着要建设新的“钻石十年”,以及一波更广泛的外交攻势，儒家哲学中的“和而不同”被调用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指导原则。与此相反，美国的方法则是规则导向的。

　　借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办之机,中国选择了亚太自由贸易区作为其标志性倡议。其基础是习近平于2013年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发出的另一倡议，即推动“开放和包容”的贸易协议并让亚太地区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对于TPP所做的“非排他性”这一描述所指的是，所有行业部门都被包括在谈判之中；而中国提出的“排他性”指控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该区域内的国家都被包含在TPP之中。

　　中国对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认可可以被看作是一项地缘战略声明，即不能在太平洋中间强行划界，这与美国坚持优先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同样是在北京,美国有效阻止了就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达成提出具体时间表，但中国成功地启动了一系列与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有关的战略研究。而这次妥协是否能长久坚持下去还有待观察。

亚投行，一带一路：大胆而富有挑战性的倡议

　　可以说,中国在谋求国际投资和贸易领导角色的过程中最大胆的尝试是在2014年公布的两项提议。一项是中国提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另一项是集中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投资。“一带”旨在让中国和中亚、中东乃至欧洲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一路”则更多的考虑到东南亚地区。

　　2014年10月21日,中国联合20个其他国家做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到2015年1月中旬,关于亚投行成立的第二次首脑谈判代表会议时,已经有另外五国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由中国发起、总部设在北京、拥有1000亿美元法定资本的亚投行,计划于2015年底开始运作。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研究, 2010 – 2020年间，亚洲发展中国家仅在国家基础设施方面所需要的投资就相当于8万亿美元，或8000亿美元每年。而亚洲开发银行所能提供的贷款只相当于这一金额的1.5%左右。对于一个额外的投资机制的需求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中国来说,成立亚投行是要学习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经验，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来减少贫困。

　　中国发起亚投行背后有哪些可能的动机?公正地说，应该承认确实存在着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动机，任何付出此等努力的国家都不可避免会有这些方面的动机。但是，对美国主导机构的不满并不足以对此做出充分解释。首先,今天中国完全可以选择将其3.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部分投入到商业项目上，而非正在贬值的美国国债上。第二,亚投行将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三,银行将帮助中国企业获得合同以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第四,近年来, 尽管遭受了一些来自当地的怨恨，中国依然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资助了世界各地的众多基础设施项目。通过亚投行这样一家多边机构,中国就有机会减少国内公司的不当行为，以及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入侵的激烈指责。

　　对于一带一路的概念,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习近平就曾承诺要投入400亿美元成立一项新丝绸之路基金，用于在亚洲做基础设施、资源、工业和金融合作的投资。毫无疑问,这显示出其领导力和决断力。但是真正的考验是,这一倡议是否会演变为一场不考虑商业及社会可行性的盲目花钱的行为。

　　中国“一带一路”蓝图的细节刚刚开始展现。然而，需要牢记的是，拥有资本这一点远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理想贷款人。美国及其在亚洲的重要安全盟友（即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尚未加入亚投行不应被视为一种损失。相反,他们的缺席应该被视为一种提醒,即中国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证明其批评者和怀疑者是错误的。

　　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实质性评估需要等几年之后才有意义。现在可以说的是,真正的挑战在于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如何与其它亚投行成员国以及东道国合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不管这些国家是否属于“一带一路”的范围）。

结论

　　本文集中研究了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提出的与亚太地区相关的一些重大政策，对中国部分经济外交进行了梳理。正如前文所述，就中国和其他主要大国之间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竞争而言，亚太地区正在并将继续扮演试验田的角色。

　　一系列广泛的观察都可以由对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外交行动盘点得出。首先,新领导人的经济外交着力于主动塑造外部环境。中国领导层表示愿意与亚太地区国家分享繁荣与稳定的梦想，并引入“新常态”这一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如果中国希望在该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区域内获得更多吸引力,一个基础步骤是它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治理好国内经济。

　　其次,中国和美国及其安全盟友之间所谓的地缘政治竞争需要放在合适的语境中去看待。竞争常常被看作是相互排斥的。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北京和华盛顿一直在就通过一种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议进行谈判，来追求对投资流动的规范化治理。中美在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协议上确实有分歧。然而,中国近期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都是美国的安全盟友)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显示这种差异是有限的。对该地区其它国家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其他国家而言，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他们并没有必要从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最终，各方都可以在那些存在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展开合作。

　　第三,中国的第五代领导人正在明确表明，中国也可以在处理多边贸易和投资政策方面有所创新，并进一步自由化中国当前的贸易和投资制度。尽管广度和深度有限,但中国的新自贸区是基于投资和贸易政策的创新,而非重复以往惯例，即为吸引投资而做出基于项目的让步，并且为了促进贸易而减少关税。亚投行和沿着“一路一带”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整合等举措都是大胆的。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要在争取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在区域竞争中获胜。

　　最后，中国仍然处于国内改革以及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之中。过去两年里的变化，无论是在国内经济治理还是在经济外交方面的变化，应被视为与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一脉相承的。使用“中国梦”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实际上是在承认，任性的行动终归是要受到限制的。的确,中国正在开始采取更大胆的措施——包括一些制度层面的改变——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机会。但是,中国还并没有能力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它也不去试图改写世界经济治理的既定规则。正如本文中一再指出的,中国领导人一直寻求的是要尝试扩大其在国际经济决策中的自治空间。

注：

[1]查道炯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教授. 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尤其关注能源-食品-水源之间的关系。他的最新著作是《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案例研究》 (合编，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971778.htm

[3]江泽民，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995年10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_03/15/content_2700416.htm.

[4]习近平, “寻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亚太的梦想” ，http://www.apec-china.org.cn/41/2014/11/13/[email protected]

[5]黄益平，中国增长的“新常态”,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10/14/the-new-normal-of-chinese-growth/

[6]田俊荣，吴秋余，新常态点亮中国经济, 《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5日, p. 17.

[7]Wang Hongying, “‘Linking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ack’: what’s in a slogan”, The China Quarterly, 189 (March 2007), pp. 1-23.

[8]见上海自贸区官方网站， http://www.ftz-shanghai.com/

[9]Wan Zheng, Zhang Yang, Wang Xuefeng, Chen Jihong, “Policy and politics behind Shanghai’s Free Trade Zone Program,”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Volume 34, 2014, pp. 1-6.

[10]Yang Li, “Assessing FTZ after First Year”, China Daily, November 28, 2014, p. 6.

[11]Yang Li, ibid.

[12]GladieLui,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Shaping of China’s Future Foreig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Tax Journal, Volume 40, Issue 4(July/August 2014), pp. 31-43.

[13]Anonymous, “Lew Says China Update of Shanghai FTZ List Contains No Major U.S. Benefits,” Inside US-China Trade, Volume 24, Issue 27(July 2, 2014). Archived in ProQuest database.

[14]Anonymou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Shows Broad Power of NDRC Officials”, China Daily, October 9, 2014,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4-10/09/content_18710223.htm

[15]For official information about China’s FTAs, see “China’s FTA Network” site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ficial website at http://fta.mofcom.gov.cn/english/index.shtml

[16]The 12 FTAs China has in operation are done with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Pakistan, Chile, New Zealand, Singapore, Peru, Costa Rica, Iceland, Switzerland, in addition to closer economic and partnership arrangements with Hong Kong and Macau (each with its separate status as an economic area under the WTO).

本文系作者为2015年5月23-24日“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提交的交流文章,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翻译。

来源时间：2015/7/22   发布时间：201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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