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向未来的历史谋划

作者：陈安杰  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了属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奇迹，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摒弃了霸权主义的政策逻辑，它旨在强化和平发展的“王道”思维，并把它内化为民族的自觉。中国在批判西方“国强必霸”逻辑法则的基础上，作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谋划。这一谋划并没有遮蔽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没有消弭中国的社会实践，而是表明西方国家的“霸权”崛起路径在中国不能走，唯有和平发展道路才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逻辑。这对于坚定当代中国的道路自信，引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强必霸”：西方国家的逻辑法则

　　纵观西方国家发展的历程，无不印证了“国强必霸”的逻辑法则，突出表现为对外扩张、积累财富，推行霸权，实行帝国主义。英国是西方最早工业化的国家，通过工业化强大起来的英国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多少福祉，而是疯狂的掠夺和扩张，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英国的殖民地在19世纪猛烈扩张，合并爱尔兰，强化对印度的统治，以龌龊的借口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针对英国在华的残暴行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1](P621)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封建统治，使民族国家不断发扬光大，进而使用暴力进行殖民扩张，不断扩展法兰西国家的势力，其背后是疯狂的掠夺和非正义的战争。雨果给巴特勒的信中提到了两个强盗：一个强盗叫法兰西，一个强盗叫英吉利。一个掠夺，一个纵火。这就是自命为“文明”的欧洲人，对他们眼中的野蛮人，所干的“文明”的勾当。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所言，“一个半世纪后，中国人对此依然难以释怀。”[2](P60)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为开拓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甲午战争就是日本在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战争”[3]，这种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美国希望日本充当其侵略中国的马前卒，英国企望日本牵制俄国，德国和法国预想趁日本侵华获取新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如此沆瀣一气，遮蔽不了他们罪恶的本质。

　　西方社会发展的文明史与其说是以在西方的话语下所宣扬的科学、理性、民主和自由为内容的文明发展史，毋宁说是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并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理念在粗暴行动上的昭然若揭所组成的一幅幅不堪入目的画卷。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羊吃人”的残酷现实在欧洲随处可见，在疯狂开拓殖民地的同时也疯狂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财富，甚至不惜发动惨绝人寰的战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P36)这个世界就是属于资产者的世界，资产者之所以乐此不疲，甚至不择手段地创造属于他们的世界，就在于有一种被马克斯·韦伯(MaxWeber)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独特的伦理在支撑着他们。“这种贪婪哲学的特质看上去好像正是那些有信誉又诚实的人的理想，尤其表现为一种观念，那就是人人有责任增长他自己的资本，并将资本增长视作最终的目的。科恩伯格把这总结为他们从牛身上揩油，从人身上榨钱”[4](P46)。马克思对此也进行过精辟地论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P871)要言之，西方社会近代的发展就是裹挟着剥削和掠夺，建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贫穷落后基础之上的。如果广大后发国家也遵照西方国家的这种发展逻辑指导自己国家的发展，难道西方国家能愿意成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对象?

　　西方国家的发展逻辑及其世界格局的走向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架构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这一架构把文明或文化的差异看做至关重要的因素，由这一因素导致的冲突，必将引起世界秩序的重建。而由多种文明组成的世界文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不外乎三种，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由于“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6](P135)这也是伊斯兰世界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原因之所在，但在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却普遍表现的是拒斥和反感，因此，伊斯兰教仍是其民族合法性、权力诉求、国家发展的利器。相对于其他文明，西方的力量呈现的是一个衰落的文明，表现在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领域的力量的下降[6](P62)。随着西方文明的式微，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日渐崛起，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并试图“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6](P147)

　　从亨廷顿的逻辑话语中，他仍把中国的争霸称之为是一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自然结果”，因为世界上其他大国，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日本、美国，都是在经历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按照西方的逻辑法则，中国在崛起后也必将走向同样的发展路径。这种推理逻辑，听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却遮蔽了与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发展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传统”等重要因素，因此，“亨廷顿对当今文明之冲突的整个理解是无内容的抽象化”[7]。这种“抽象化”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在解释东西方发展问题时就成为一种关于传统社会转型的思维架构。由于处处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出现结论偏颇，甚至与事实相悖，都是不难理解的。针对西方的逻辑法则，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8]

　　二“、王道”思维：中国和平发展的逻辑

　　“王道”是相对于“霸道”而言的，前者强调讲道义，强化规范治理的理念，而后者则体现的是赤裸裸的霸权原则，无视规范秩序[9]。纵观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一直把和平主义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原则。这种和平主义强化的正是“王道”思维，并使这一传统代代相传，并一以贯之。我们不妨从西方人的眼中来认知中国和平主义的发展情结。

　　首先提到的是被西方汉学界誉为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敏锐的洞察力，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与西欧以及其他社会中的类似方面进行比较。他指出，在中国争斗并不缺乏，甚至整部中国历史都充满着大大小小的争斗，然而，自从这个世界帝国进入历史时代之后，就逐渐地实现了和平主义的转向，自此便不曾有过理性的战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统一帝国没有海外的殖民地关系。对此，他进行了分析，中国之所以缺乏上述种种的掠夺资本主义，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中国社会一般的政治与经济特征以及独特的传统文化。“在家产制官僚政体的条件下，政府的态度是‘静态的’，并没有采取‘动态的’态度，因为中国不存在(不复存在)有足够强大的扩张性资本主义的利益……”[10](P234)。另一位要提到的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他是长期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深谙中西方社会发展规律。他对有近百年对外殖民扩张历史的西方世界与强大的中华帝国进行对照，发现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并非为扩张、掠夺黩武，而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帝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11](P58)利玛窦的研究充分说明，中国的和平主义传统是根深蒂固的，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并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代代传承，历久弥新。

　　19世纪中叶，傲慢的西方把自己强加于中国时，腐朽的清王朝难以应对西方社会的冲击，尤其是欧洲列强以及日本的侵略，数次遭受列强的剥夺和侮辱。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在抵抗外辱的同时，也在发奋图强，探寻救国救亡的道路，尝试西方的经验和主义，试图对中国加以改造。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杰出代表郑观应、马建忠提出了“君民共治”的观点，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君民共主”的主张，结果都没有成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吸取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失败教训，发动了辛亥革命，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仍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依然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的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2](P1470)实际上，“先生”骨子里就不希望中国发展起来，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中国保持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在“先生”的坚船利炮下，“中国人终于认清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真实面目。”[13]

　　中国坚持走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历经艰辛探索和在不断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4](P383)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强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5]。这是中国的庄严承诺，也是永远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整个世界日益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战略的主题上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这条道路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内在关联。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没有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做法，而是坚持有所学有所不学，明确选择了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的发展路径。这条道路体现了中国鲜明的和平发展特质和严整的内部逻辑架构。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以求的追求。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建立的。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16]。

　　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创造了甚称奇迹的发展成就，这是中国坚持和平主义的“王道”而并非霸权主义的“霸道”的必然结果。尽管这种和平发展的理念会面临质疑和挑战，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意味的却是国家发展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

　　三、和平发展：中国走向未来的历史谋划

　　近代中国日渐式微不能撇开中国的文化传统，更与长期闭关锁国养成的养尊处优的中国精英阶层的独特的自我意识有直接关联。按照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他认为最突出表现就是文人学士重视生活上的种种礼节，鄙视体力劳动，认为那是平民百姓做的事情，这与近世欧洲初期，有才智的人往往既有学问又精于技艺大相径庭。他把中国科学不发达归结于“儒家思想支配下国家基本属于农业性质和官僚政治性质，以及统治阶级传统的力量强大。”[17](P75)而并非中国人缺乏能力，不是由于天生才智而是由于社会条件造成的这一结果。基辛格在喟叹中国近代衰微的同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中国几百年的上国地位造成了天朝对现实的一种扭曲认识，自高自大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受辱。”[2](P42)传统中国这一妄自尊大的观念直到近代仍未消弭。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固有的文明样式，并不能完全契合于现代意义的发展逻辑。中国的道路选择取决于中华民族上百年的现代化实践。中国是在非常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本国现代化任务的，在谈及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时，就不可能避开这一现实。最为关键的是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的特质和精华的部分，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的真正意义。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就文化的精神品质来讲，深切地反映在“儒教”文化上。韦伯在比较了东方的儒教与西方的清教在理性主义的差异后，认为儒教作为一种理性的伦理能缓解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因为它对世界万物采取的是一种随和(unbefangen)的态度，而清教伦理往往导致与世界处于一种强烈的紧张关系。从哲学的角度考察，儒教的“随和”是内化在“君子”的世界观之中的，体现的是一种“包容”。“在儒家看来，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人的本性与气质，从伦理上看是善的。”[10]显然，中国人的包容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它必将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征程上，不断发扬光大。

　　就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而言，中国不避谈现代化。但它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化，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并非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也不是西方化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做出的历史性抉择。如何面对现代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规避西方化的种种诱惑，恐怕包容互鉴，加强向世界各国的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是不能不考虑的。

　　中国如何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实际上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正如温家宝同志在剑桥大学演讲中强调的，中国要做“学习的大国”[18]。中国虚心向外部世界学习，向世界各国学习，学习的对象不仅有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也有像新加坡这样的东方小国，不仅有传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甚至还包括时常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国家，中国可以算得上是最好学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没有忘记向自己的经验学习，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正面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不断发扬光大，反面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避免以后重蹈覆辙。

　　中国反复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世界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在自身付出代价和走过许多弯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关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诚然，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强化了“和平”的特质，立足和平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和平崛起，换言之，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是建立在阻碍其他国家发展基础上的，也没有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而是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场域中，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关切，体现中国发展的理念，实现互利双赢。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与交流，虚心听取世界的声音，同时，也期待世界各国能以客观、公正、多维的角度认识一个全面的中国。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认同，坚定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所在，因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实践，又摒弃了西方霸权主义的发展逻辑和扩张掠夺的崛起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它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展望。

来源时间：2015/4/7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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