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的——基于关键时刻外交决策的分析

作者：梅仁毅，陈崛斌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9月下

　　核心提示： 摘要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每当战略机遇期到来时，其外交战略决策都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建国初期，美国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并在北美大陆积极扩张。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开始适时海外扩张。一战后，威尔逊政府尝试争夺世界霸权，在失败后，美国迅速地回到孤立主义的传统道路之上。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美国充分利用自身的超强实力，实现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外交战略决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每当战略机遇期到来时，其外交战略决策都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建国初期，美国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并在北美大陆积极扩张。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开始适时海外扩张。一战后，威尔逊政府尝试争夺世界霸权，在失败后，美国迅速地回到孤立主义的传统道路之上。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美国充分利用自身的超强实力，实现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外交战略决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和教训。

　　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建国时，面积不过80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40万。英、法、西班牙和印第安人从海上、陆上给美国带来巨大威胁。美国的首要任务只是如何生存下去。然而，在随后的100多年里，美国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崛起。19世纪末，建国仅仅120年以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二战后，美苏平分世界权力;冷战结束后，美国成功确立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众多迹象表明美国正逐步走出困境。

　　美国为何能够成功地迅速崛起，是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都会思索的问题。中外学者已经从美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教育甚至是美国民族特性等各个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经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笔者注意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国际环境和美国国内曾出现过多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而在这些关键时刻，美国作出的一系列外交战略决策促使美国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了迅速崛起。

　　1775年至南北战争结束：不卷入欧洲事务

　　1783年以来，欧洲殖民列强从南面、北面和西面对国力有限的美国形成包围之势，美国只能小心翼翼地寻求自我发展的道路和对外扩张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之下，“建国不久的美国能否在危机重重的世界格局中生存下来”①成为美国的首要任务。在这个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与欧洲列强，尤其是英法两国的关系。在这个时期，“英美两国关系紧张且波折不断，危机和战争的阴云时刻笼罩着美国”②，因为“英国是唯一能够对美国利益形成重大威胁的强国”③，美国的对英政策必须能够保证美国安全和发展，而对于美国而言，维持英法之间的均势最有利。

　　第二，世界贸易权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国贸易政策由三个基本因素构成，即：航海自由、对美国产品开放门户及世界主要贸易国间的货币自由流通。④

　　第三，在避免招致欧洲列强反对和敌意的前提下进行领土扩张，奉行门罗主义和天定命运论。整体而言，当时的美国选择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同时利用欧洲列强间的矛盾和战争在北美大陆进行扩张。麦克杜格尔认为，“节制政策可以尽可能少地暴露自己”。⑤

　　“不卷入欧洲事务”在美国独立之前就已经出现，并在美国独立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最早出现在托马斯·佩恩1776年1月出版的《常识》中。佩恩认为，“不卷入欧洲列强间的争斗符合美国利益……”。

　　如何应对1793年英法战争是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第一次真正考验。作为独立战争的遗产之一，美国当时还是法国的盟友。经过激烈争论，华盛顿总统决定采取审慎的政策，并随后发表了中立宣言，申明美国将不会与任何交战方结盟，尽管美国作为中立国仍旧积极与交战双方发展贸易。1769年，华盛顿在告别演讲中提道：“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这也成为华盛顿最重要的外交遗产。这种不卷入政策或者说孤立主义也成为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而随后美国多届政府都奉行了这一原则。

　　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外交政策继承了这一传统。亚当斯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让自己远离所有欧洲政治和战争。”⑦杰斐逊则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寻求“同所有国家和平相处、商务往来、真诚友好，而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秉承着这种精神，美国1794年与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1800年与法国签订了《蒙特芳丹条约》。

　　尽管美国努力尝试在欧洲事务中保持中立，但是在外交实践中不可能完全与外界隔绝。由于欧洲局势的复杂性，美国也为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付出了一定的代价。1796年12月，法国宣布与美国断交，并且在亚当斯总统任期的前两年一直与美国处于准战争状态之中。1793年拿破仑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美国仍企图保持中立并与交战各国保持贸易关系，英国对美国进行了贸易封锁，并强迫美国水手加入英国海军。1810年，英国与美国断交，直至1812年，美国为了保护航海自由对英国宣战。

　　美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这些早期战事凸显了美国对经济和贸易的重视。美国不仅反对经济上的孤立主义，甚至愿意为了保护贸易开战。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孤立主义只是政治中立，而非全面孤立。⑧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与其他国家保持距离，同时跨大西洋贸易迅速发展，这也为美国国内发展带来了急需的资金。相比其他欧洲国家，与英国的贸易关系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尽管英美两国两次交战，但是两国的历史渊源、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纽带却是贸易与投资的坚实基础。英国是美国农业产品的出口市场，美国则是英国纺织业的重要市场。此外，英国在美国有大量投资。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手中的美国政府债券超过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

　　1812年的美英战争给了美国一个沉重的教训，即在国力薄弱时与欧洲列强开战只能带来巨大的损失。罗伯特·费雷尔也指出，“为了航海自由这样的抽象原则而危害美国的生存是不理智的”。⑩1812年战争再次证明了孤立主义的明智。在此后的多年中，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得更加审慎。每次与英国剑拔弩张时，美国都成功避免了再次与英国发生战事，反而从“英国治下的和平”中最大程度获利。英国也意识到无法遏制美国，从而选择给予美国一定程度的尊重。此外，英国与欧洲大陆列强的对抗仍在继续，而英美双边贸易和投资发展使得两国的矛盾有所缓和，英国甚至希望在一些问题上谋求美国的合作和支持。简而言之，“(英美)两国政府……都努力控制双方矛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11在英美对抗时，美国往往会做出让步。

　　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君主制国家成立神圣联盟，旨在帮助欧洲恢复战前国际地位，这导致英国与其他反法同盟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在恢复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地位的问题上，英国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利益极力反对。为了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英国向美国寻求合作，建议以英美联合声明的形式反对任何国家在拉丁美洲重新建立殖民统治。然而，门罗政府拒绝了英国的请求，而是根据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建议由美国单方面宣布了门罗主义。亚当斯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听英国的话”，也不能“放弃未来在美洲大陆获得西班牙(和俄罗斯)殖民地的权利”。

　　门罗主义包括三个基本原则：第一，美洲是美洲人的;第二，不干涉原则，即美国不干涉欧洲争端，欧洲人不得染指美洲;第三，不得殖民原则，“任何欧洲国家均不得在美洲大陆进行殖民扩张”。从本质上看，门罗主义重申了孤立主义原则，并将孤立主义适用的范围扩大到美洲其他地区，反映了美国扩张的野心。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信中，这种野心昭然若揭。信中写道：“你的是你的，大陆的其他部分归我们。”

　　门罗主义是美国在外交上天才的尝试，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尽管门罗政府并不准备积极地实施这项政策，但这仍是“根据1823年欧洲政治局势采取的一个谨慎而明智的外交策略”。门罗主义的妙处在于：美国将自己塑造成拉美民族独立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道义上赢得了拉美各国的赞赏;尽管美国拒绝了英国有关联合声明的请求，但门罗主义从本质上与英国反复辟方案相同;门罗主义为美国未来在拉美扩张敞开了道路。

　　1820年～1850年期间，美国经济迅速发展，进口额翻了两番，增长至1.44亿美元。1853年，外国在美投资高达2.22亿美元。1815年～1860年间，美国出现了三次运河建设浪潮，截至1860年，美国国家运河体系完工，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和交通的发展。1830年～1850年的20年间，美国共接纳了250万移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继续的劳动力。到1860年，美国人口达3150万，其中移民及其后代占1/3。

　　在这个阶段，美国不断在北美大陆扩张。早在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的土地就不断遭到美洲殖民者的不断侵蚀。美国也利用欧洲列强矛盾不断扩大领土面积，例如美国于1803年从法国手里廉价购得路易斯安那地区，1819年从西班牙手中攫取佛罗里达。到1846年，美国通过与英国签订协议顺利取得了俄勒冈，进而将美国国土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美国扩张政策最大的受害者是墨西哥：1845年美国吞并德克萨斯，美墨战争结束后，1848年美国攫取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至此，除1867年从俄罗斯购买的阿拉斯加外，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已经完成。

　　1845年，《民主评论》编辑约翰·奥沙利文提出了“天定命运论”的概念。尽管美国认定自己注定要扩张，但当时并未有明确的提法，因此奥沙利文声称，天定命运的权利“允许我们扩张领土，并拥有上帝给我们的整个大陆，以进行我们的自由和联邦自治政府这一伟大实验”。

　　自此，“天定命运论”就成为美国领土扩张的理论依据。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奥沙利文在“天定命运论”中加入了新教、种族主义和理想共和制等因素。美国人自视为上帝的选民、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因而与生俱来地拥有权力征服劣等民族和种族，美国人的使命是给其他民族带来基督教、民主和共和制的文明之光。16在理想主义和自视正义的伪装之下，美国的扩张似乎有了神圣和利他主义的光环。“天定命运论”让美国人不再担心领土扩展带来的道德问题。

　　尽管孤立与扩张似乎自相矛盾，但在美国建国初期却共同主导着美国历史，也成为美国独立后的头150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双生主旋律。孤立主义只是针对欧洲列强，即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并不适用于北美大陆，在这里美国要做的是扩张。孤立主义旨在保护美国免受外部冲突带来的风险和损失，进而为国内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美国孤立主义是对欧洲纷扰的防御型策略，却在美洲大陆则采用了完全相反的进攻性策略，通过防止欧洲列强染指美洲保证美国自己的行动自由权。17简而言之，针对欧洲列强的孤立与针对北美大陆的扩张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孤立是为了扩张。

　　南北战争结束至20世纪初：海外扩张与全球性强国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阻碍美国快速发展的奴隶制被取消，美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速道。截至1900年，美国人口增至7100万，在帝国主义列强中仅次于俄罗斯。美国年均钢产量达1000万吨，3倍于列第二位的德国。美国铁路里程从1860年的30600英里蹿升至1900年的193300英里。1865年～1898年间，美国的小麦、谷物和食糖产量分别增长了256%、222%和460%，同期石油产量也从300万桶增长到5500万桶。有数据表明，1873年至1913年，美国年均增长率高达5%，并于1885年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集中展现了美国的工业实力。美国正式成为世界强国。

　　“历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总是有规律地给国际格局带来变革。”18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野心日益增长，美国的边疆也同样地不断延伸。当时，英国是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大国，而美国是新兴大国，但是为什么现状大国与新兴大国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呢?除国内政治和道德因素外，下列分析也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回答这个问题：

　　一是美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将不断增长的实力转化为海外行动。扎卡里亚指出，1865年至1889年间共有22次海外扩张机会，美国把握了其中的6次，扩张速度约为27%。19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不是因为美国实力不济，而是因为美国政治体系的特性。由于美国在海外扩张时并未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并未损害英国的核心利益，英国因此并未采取激烈的遏制措施。

　　二是随着美国海军实力提升，美国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激进。欧洲政府和媒体中出现了大量有关“美国威胁”的讨论和文章。与此同时，美国舆论也确实变得更加激进。1895年，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出现了领土争端，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曾对英国政府说：“目前，美国实际控制着南美洲，美国在相关地区的政策就是当地的法律。”20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在与英国核心利益相关的问题上，美国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圆滑的策略。21例如，19世纪90年代在尼加拉瓜(1894年)和委内瑞拉(1895年～1898年)的问题上，英国两次对美国形成过威胁，而美国均做出了让步。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也意识到“有必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借助美国保护英国在西半球利益的重要性”。1898年委内瑞拉争端得到解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英国正式承认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此，英美两国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友好。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扩张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起点，美国逐渐成为全球性强国。借帮助古巴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之名，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并轻松赢得了这场“辉煌小型战争”的胜利。战后，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攫取了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而占领菲律宾意味着威廉·西沃德(1861年～186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建立美国海外帝国的梦想得以实现，也开启了美国扩张历史的新阶段。为了提高在古巴的影响力，美国软硬兼施迫使古巴议会在古巴宪法中加入了所谓的普拉特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美国有责任和义务在美国认为必要的时机对古巴进行干涉。

　　对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是美国咄咄逼人的另一个例子。为了防止欧洲对西半球的渗透，西奥多·罗斯福1904年12月在国会讲话时明确指出，如果因为某个国家“无力或不愿在国内或国外实现正义，因而危及美国利益或招致外国势力干涉损害美洲国家国家利益时”，美国可能被迫“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

　　巴拿马运河问题是又一个关键点。美国一直以来都希望在中美洲地峡开凿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一条运河。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凿运河的决心更坚决。1903年1月，约翰·海伊与哥伦比亚政府签订协议，美国获得巴拿马地峡6英里宽运河区99年的租赁权。不过，哥伦比亚议会单方面否决这项协议，这让西奥多·罗斯福大为恼火，称哥伦比亚人是“无能的土匪”。随后，在罗斯福政府的怂恿下，巴拿马叛离哥伦比亚并宣布独立。叛乱一爆发，罗斯福立即派遣美国军舰“纳什维尔”号前往阻止哥伦比亚军队登陆，在随后两天内，共有6艘美国军舰被派往叛乱地区。在巴拿马代表团抵达前，自称为巴拿马外交部长的法国人布南—瓦里拉就与约翰·海伊签订了条约，美国获得10英里宽运河区永久租赁权。

　　美西战争后第二年，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中，美国对华外交政策面临着挑战和机遇。1899年和1900年，美国向在华列强发出两份照会，要求列强保证各自势力范围贸易开放，同时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在第二份照会中，美国将自己伪装成中国的保护者，格外具有欺骗性。事实上，美国政策只是基于对美国自身实力的务实评估，而统一的中国能够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商业利益。在西奥多·罗斯福看来，“门户开放”通过限制列强在华影响力、确保贸易开放，有助于美国在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5同时，“门户开放”也表明美国外交的另一个传统就是以最低成本谋求最大成效。

　　“门户开放”政策与门罗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为了防止列强分裂中国，英国曾向麦金莱政府提议发表支持门户开放的联合声明，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这与19世纪20年代在神圣同盟问题上的情况相同。因此，1899年“门户开放”政策出台后，尽管英国有所保留，但最终仍然表示支持。与门罗主义承认英国地位相同，“门户开放”政策也努力避免危及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可以说，“门户开放”政策在表明美国利益同时避免了与列强发生冲突。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表明美国有效地利用了英国与其他列强的矛盾为自己谋利，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智慧和连贯性。

　　20世纪初至珍珠港事件：尝试谋求世界霸权

　　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而“英国治下和平”的旧世界体系正在衰落，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然而，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因素迫使美国在外交上采取了克己政策，在运用美国国家实力和取代英国的问题上犹豫不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孤立主义复苏，并再次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这表明，美国还不清楚英国衰落对美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从20世纪伊始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越来越活跃。西奥多·罗斯福手持“大棒”占领了巴拿马运河、肆意欺凌拉美洲近邻，并以罗斯福推论为根据证明了这些干涉行动的合理性;此外，罗斯福还在日俄战争中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威廉·塔夫脱政府尝试运用金元外交政策促进美国海外经济利益发展，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执行的威尔逊主义则致力在海外推广美式民主。不过塔夫脱和威尔逊的政策都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相反，金元外交和威尔逊主义让美国深陷与他国的矛盾之中。

　　与19世纪后半叶相比，在20世纪头10年，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采用了传统路线。阿尔弗莱德·马汉指出：“这个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策略是在拉丁美洲保持支配地位、在远东谋求合作、对欧洲保持节制。” 26除了类似1906年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等少数以谋求均势为目的的尝试外，美国努力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美国被迫越来越多地卷入欧洲事务，直至1917年正式参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国蒙受了巨大损失，唯有美国从中获利。在一战前3年中，美国与以往一样宣布中立，并与交战双方发展贸易而大发战争财。尽管美国参战为协约国赢得一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其他协约国仍然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一战给美国带来的最大收获是战后美国从债务国摇身一变成为债权国，并占有了世界40%的黄金储备，进而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一战结束后，威尔逊政府就尝试让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早在1917年7月，威尔逊就说：“我们应当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而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世界。”281918年初，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从外交(公开外交)、经济(航海自由、取消贸易壁垒)、军事(裁减军备)和政治(民族自决、公正处理殖民问题、建立国联)等方面为战后世界开了一剂药方。按照威尔逊的理想，在国联体系下，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理应成为世界领袖，进而按照美国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格局，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然而，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计划却遭到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协约国的阻击。经过讨价还价和妥协，与会各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或被更改、或被搁置。这样的结果让美国的自由和平主义者极为失望，并最终导致威尔逊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十四点计划”最大的障碍来自美国民众传统的孤立主义立场。在高涨的孤立主义情绪面前，威尔逊束手无策。最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凡尔赛和约》，并拒绝加入国联。代表美国的不卷入、单边主义传统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参议员博拉认为，过多卷入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事务只能腐化美国的洛克式民主传统。在他看来，战争和全球霸权都不能带来任何实际利益。

　　1920年总统选举中，威尔逊败北，美国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并在哈丁政府的领导下回归了单边主义，即完全根据美国国家利益独立决策。在随后的20年中，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极强的民族主义特征。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曾经作为军火商大发战争财的历史为人所知，单边主义倾向越发明显。罗伯特·费雷尔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尽管存在于地球之上，却不是世界体系的成员。尽管美国外交政策秉承和平原则，但是美国却并未参与以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国际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并非真正的孤立主义。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裁军会议和相关和约正是践行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1921年～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旨在通过限制各国海军实力实现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根据会后签署的《五国海军条约》，美国海军实力得以晋升到与英国海军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九国公约》则将门户开放政策升级为国际协议。尽管世界各国做出了各种努力以实现和平，20世纪30年代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军事行动还是给国际和平带来了沉重打击。在这些国家践踏《凡尔赛和约》、《华盛顿条约》和《非战公约》时，美国只是采取了道德制裁和不干涉策略。

　　1931年日本对华发动了侵略战争。美国根据史汀生主义宣布拒绝承认日本侵略军在华获得的任何赃物。另一方面，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西班牙内战则彻底动摇了欧洲和平的基础。在欧洲，美国同样选择了中立。1935年～1937年间，美国通过和修订了一系列中立法案，避免卷入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界大战。不过，美国在远东和欧洲地区的这些民族主义政策并未能让美国独善其身太长时间。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发动奇袭，随后美国对日宣战。在之后的4年中，美国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战争胜利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美国士兵和物质援助参与了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战争。美国最终放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策略，进入了全球争霸的新时代。

　　从二战至冷战结束：“美国治下的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一方面，德日意战败，不得不看同盟国眼色行事;另一方面，英法两国损失惨重，几乎无法独立面对战后废墟。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列强在战后都不得不放弃了战前争夺霸权的企图。二战后，美国唯一可能的对手是苏联。二战进一步磨练了苏联红军，但是，由于苏联在二战中负责正面阻击德军主力，苏联西部地区在战争后变成一片废墟，因此，对于苏联而言，首要任务是恢复。

　　尽管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美国仍是二战唯一真正的胜者。战后初期，美国国力处于世界的巅峰。1948年，美国工业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3.4%，同时拥有世界四分之三的黄金储备，美国出口额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此外，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军事强国，在50多个国家拥有1200万驻军，更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正是在这种实力悬殊的背景下，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并着手在英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被称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国际新秩序。麦克斯维尔·泰勒将军在回忆二战初期国际局势时曾提到，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让美国人相信，有了原子弹，美国就可以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并迫使世界接受“美国治下的和平”。32相应地，二战后美国外交战略出现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不卷入政策转变为国际主义，而美国人的使命观和自命不凡却从未改变。

　　实力的增长也导致美国的野心日益膨胀。在设计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时，美国的决策者意识到苏联将是主要障碍，全球策略上的冲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差异及缺乏互信必然导致冷战的爆发。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遏制政策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核心，共产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实力有所起伏，美苏对抗与缓和交替出现。

　　在美苏对抗中，双方均保持谨慎态度，基本上遵守了雅尔塔会议划分的双方势力范围，因为任何一方的冒进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抗。在冷战40多年中，美苏双方都曾遇到过挫折和失败。比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演变成歇斯底里式的“麦卡锡主义”。与其说美国惧怕共产主义，不如说这是因为美国人对自己缺乏信任。麦卡锡时代，进步人士遭到迫害，美国人珍视的公民权利和自由遭到侵害。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让美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美国也冒险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几场热战，并为此付出代价。越南战争更是冷战期间美国最失败的外交决策。越南战争之前，美国国内反共情绪高涨，在世界各地极为活跃，而战争结束时，美国实力和影响力却跌到了谷底。为了防止发生 “多米诺骨牌效应”，20世纪60年代，美国逐渐升级其在越南的干涉行动，支持南越政府对北部共产党政权宣战。截至1986年，越南战场上共有50多万美国士兵参战。越南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人力物力，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反战游行导致美国内部分裂。越南战争也让苏联在两极争霸中占得先机，1969年的尼克松主义正是美苏实力平衡打破的反映。

　　此外，美国还或秘密或公开地支持美国认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众多国家，包括危地马拉、伊朗、古巴、刚果、智利、安哥拉、格林纳达和阿富汗。卡特总统曾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迫使美国“接受任何与我们同样惧怕共产主义的独裁者”，33在实践中美国也正是这样做的。为了支持这些自称反共的独裁者，美国的政策背弃了美国外交战略的初衷，迫使这些国家的精英走上反美的道路，这也玷污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国际声誉。而如何处置这些独裁者和他们的独裁继承人，也成为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巨大负担。

　　尽管如此，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整体上还是成功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冷战结束时，苏联解体，美国则在世界上独占熬头。强迫症式的反共情绪一方面让美国遭受挫败，另一方面，反共也成为美国用来团结西方世界的口号。在反共的旗帜下，美国能够更好地实施其全球战略，同时避免西方世界内部离心力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对于美国而言至关重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独享优越的经济地位，而经济健康发展也成为美国在冷战中最终战胜苏联的决定性因素;而苏联因为将大多数的资源都投入到昂贵的军备竞赛，造成20世纪80年代经济畸形，无法维系，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还表现其在逆境中及时调整的能力。在反共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美国的具体政策在不断调整。在美国实力雄厚时，采取了“遏制”和“推回去”等进攻性政策;而在美国实力受损时，则采取“缓和”等防御性策略。当越南战争极大损耗美国实力时，美国决策者能够及时审视美国政策，并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尽管这个过程无比痛苦和艰难。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尼克松主义”，一方面在过度海外干预上进行收缩，同时在美国实力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保护和促进美国核心利益。然而，由于尼克松的缓和策略未能有效遏制苏联，随后几届政府及时作出了调整。卡特尝试执行了人权外交，而里根则根据苏弱美强的局势决定进行反攻，展示美国的实力。

　　结语

　　回顾美国外交历史，我们可以了解美国如何从新生弱国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迅速崛起，从其外交决策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如西奥多·罗斯福所言：“诚然，我们国家(美国)的历史就是扩张的历史。”从建国之日起，成为世界道义和事实上的领袖一直以来都是美国追求的目标。历代美国决策者都曾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这就要求美国进行扩张。因此，扩张一直伴随着美国的成长。不论是孤立主义、国际主义还是反共，美国所有的外交战略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这个目标。

　　为了扫除扩张道路上的障碍，美国历史上参与了无数次的冲突、矛盾、战争和屠杀，并给敌对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美国人将印第安人驱赶到保留地，从墨西哥手里攫取了大片土地，以门罗主义为借口肆意欺凌拉美国家，在远东地区进行贸易渗透。美国用各种办法防止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同时借机从欧洲列强手中谋利。在冷战期间，美国也曾采用各种公开或秘密手段破坏和颠覆他国政府。

　　从“天定命运论”到用基督教教化异族，从反集权主义到在世界范围内扫除暴政，美国的扩张似乎总是顶着宗教或道义的光环。美国总是能够从道义和利他主义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扩张行为，将自己塑造成上帝的选民，要给无知、野蛮的异教徒带来文明、宗教、自由和民主。这种利他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认同给予美国巨大的道义力量，为美国的扩张提供支持。

　　第二，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即美国对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我们”和“他们”的观念也没有变化。从华盛顿的告别演讲到罗斯福推论，从杜鲁门主义对集权主义的批判到小布什对恐怖主义的描述，美国对“我们”和“他们”的定位一直未变，即我们代表正义，他们代表邪恶。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人就从宗教上认定自己与欧洲人不一样。独立后，美国人又在政治上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孤立主义本身就反映了这种“我们—他们”的两分法，即美国要保护自己独特的优越体系免受外部世界的不良影响。上文提到参议员博拉的观点正是这种思潮的典型代表。在美国历史上，与“我们”对立的“他们”也在发生变化：从早期的欧洲列强、不开化的民族(印第安人、拉美人和亚洲人)，到二战前后的轴心国、共产主义国家，直到现下的恐怖分子。美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能够找到不同的“他们”作为“我们”的敌人。在美国人看来，“我们”毫无例外地代表着正义和美德，这种两分法的世界观使得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时占有道义高地，同时有助于促进国内团结，进而动员国内资源为了共同的目标服务。

　　第三，在扩张过程中，美国一直采取谨慎而非冒进的政策，一贯地以美国实力为基础，注意投入产出比。在建国初期实力有限时，美国避免公开挑战列强利益，而是强调与列强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即使不能赢得列强的支持，至少不会招致列强的敌意。这种策略有效地降低了战争的风险，从而为美国国内发展创造了长期和平的外部环境。在建国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美国清楚地知道当时的主导强国英国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最大。因此，美国的基本战略是不卷入欧洲政治，与欧洲列强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然而，在美洲大陆，在不危及欧洲列强的核心利益而招致敌意的前提下，美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扩张。这种策略为美国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

　　第四，美国相信，只有确保贸易和投资自由开放，美国的繁荣才有保障，进而确保美国体制的稳定。因此，美国在其外交历史中一贯地倡导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在这个方面，美国有两个基本认识：一是必须无条件地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二是国内市场本身不足以维系这种增长。34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重视自由贸易。在建国早期，美国一方面谋求政治和军事孤立，另一方面积极与欧洲发展贸易。为了保护贸易自由，美国不惜与欧洲列强开战，1812年美英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情况。对国内经济健康的重视也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二战期间，美国成功地将自己强大的生产力转化为战争力，并成为“民主的兵工厂”。

　　第五，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亚瑟·施莱辛格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美国也会犯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但是美国能够及时对错误政策进行反思、调整，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革。这得益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即只有能够带来实际成效的观念和政策才是有益的、好的。美国外交政策非常注重成效。如果一项政策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美国就会对这项政策进行调整。美国历史上不乏此类调整的案例。针对欧洲的孤立主义一度在美国建国初期有利于美国的扩张，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导致了对侵略者的绥靖政策，不利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进行扩张。针对这种情况，美国的外交战略做出了巨大调整，转向国际主义路线。冷战期间，尽管基本战略都是遏制苏联，但美国各界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美苏实力对比制定了“推回去”、缓和、人权外交和星球大战计划等不同策略。尽管各有不足之处，这些外交策略都有效地服务于美国反共、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目标，并共同构成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有机整体，最终促成美国的胜利。

　　第六，稳定和平的国内环境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是因为政治稳定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美国才具备了扮演世界领袖所需的物质基础。政治体制的发展和改善确保了美国的社会稳定。尽管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规模罢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60年代的社会动荡，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并未崩溃;相反，美国利用这些机会改善政府管理，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安全体系。此外，重视教育、制定有利的人力资源政策、强调创造性和开放性、注重政府监管等都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只有自己发展好了，才能够扮演好世界强国的角色。这正是美国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来源时间：2015/4/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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