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和中美关系的研究

作者：仇华飞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04期

　　美国智库按其政治倾向主要分为三类：进步性(progressive)、保守性(conservative)、中间性(centrist)，②但不管这些智库倾向性如何，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政府出谋划策是它们的主要特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美国智库专家们研究中国是为其推行全球战略服务;另一方面，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有助于改变美国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对美国智库专家中国外交战略的研究进行研究，客观地展示当代美国学者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多维视角，为抵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偏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美国智库是学者与政府官员进行紧密接触的舞台，著名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等机构通过组织对热点问题的研讨，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扮演着重要的二轨外交角色。美国服务于国防、情报、安全等部门的智库素来有“旋转门”之称，他们中不少人既精通汉语、擅长理论和模式的构建，又曾参与过或正在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出谋划策。他们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作为学者，他们要保持学术的“客观公正性”，但为了美国国家利益，他们的观点又常常体现政府的意志，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他们的研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凸显美国智库专家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关注美国智库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的三种政治倾向，为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定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美国智库运作的独立性、开放性决定了智库专家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从美国智库专家研究中国外交战略入手，分析美国智库学者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三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聚焦美国智库学者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系统研究，构建美国中国学研究新的问题领域。

　　一、保守派主张遏制中国和平发展

　　兰德公司(RAND)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先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继而又扩展到内外政策各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①相比较而言，兰德公司专家们的政治立场偏于保守，他们对中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军事详情和战争意图方面。台海是兰德公司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战场，兰德曾在研究报告《确保进入重要战略地区：发展长期战略》中提到，到2012年，中国在台海问题上将采取征服型的战略。其另一份报告宣称解放军行动的第一原则是在台海冲突初期掌握主动，也就是在美军增援部队到达战区之前发动攻势。这份报告用重点篇幅论述了应对解放军“奇袭”的方法，如增强导弹防御、增加部队、调动航母扩充武力等。②实际上，报告的真实意图是利用“中国威胁论”为扩充美国军备制造舆论，阻挠中国和平崛起。

　　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还声称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中美之间存在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甚至提出“保卫太平洋”的口号，目的是想通过夸大中国的军事威胁，为美国编造增兵西太平洋、增强导弹防御、提高军费预算和对台军售的“合法”理由。这些报告成了美国限制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正常发展设置障碍、拉拢西方盟友的利器。兰德公司的一些保守派专家经常大谈中国准备利用在亚太地区的地缘优势，从防御转为采取攻势战略，称一旦与美军发生冲突，解放军将先发制人，甚至得出过中国转向进攻型国家战略的论断。构想“解放军战机奇袭美国航空母舰”相关内容，③制造中美军事对抗的紧张气氛，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有较大的影响。

　　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中，“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的偏右立场足以与兰德公司相媲美。该中心研究的目标是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对有关战略、安全政策和资源分配等问题进行基于事实的决策。一段时期以来，该中心的一些军事问题专家和官员鼓吹“中国威胁论”，为美国等西方保守势力主张遏制中国发展推波助澜。2009年9月，美国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NortonSchwartz)上将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AdmiralGaryRoughead)上将签署了一份机密备忘录，试图通过空军、海军的共同努力开发一种新的作战概念，即所谓的“空海一体战”(AirSeaBattle)。①虽然五角大楼声称，与中国开战并非不可避免，但描述“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备忘录却表明，美军正在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这场‘游戏’将使美国空军、海军、太空和特种部队与一个拥有各种手段的军事竞争对手为敌，这些手段包括多维‘反介入’网络、太空控制能力、弹道与巡航导弹、攻击潜艇部队……冲突时间点设定为2028年。”②作为“空海一体战”的始作俑者，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为抛出此概念精心准备了数年之久，发表了一系列夸大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如《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长期防务计划》、《为未来舰队发展制定时间表》、《一个长期的空军战略》、《七个致命想定》、《五角大楼的无用资产》、《为什么有空海一体战》、《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等，③为美国实施海空一体战略制造舆论准备。

　　这些报告均以“中国正在大幅度提升自身军事力量，当前的目标是使其力量和影响力到达远离他们海岸的地方，打破这一地区过去20年维持的空前和平和繁荣的军事平衡”为由，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增加国防开支。正如该中心主席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F.Krepinevich)所说：“执行空海一体战概念需要在美国的防务计划、部队体系、部队态势上进行改革，但是目前美军的现状不足以支持这一作战概念，我们需要在经费水平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地进行调整，迅速采取行动。”④以防止“中国威胁”为由，打造空海一体战略体系。

　　“中国威胁论”已成为一些美国智库保守派专家研究对华战略的思想出发点，被称为美国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的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曾在“中国的全球崛起”(China’sGlobalRise)圆桌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崛起将成为西方世界的威胁，因为中国正将自己定位为全球舞台上的大国。中国正在沿着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的途径前进。⑤卡根认为，19世纪的美国崛起的行为模式跟中国现在非常类似，即从一个经济大国演进到政治大国：首先，19世纪美国的经济崛起使得美国依赖于国际市场，因此激发了其影响其他地区的欲望;其次，物质力量的增长伴随着美国决策者全球雄心的增长，所有的崛起大国都遵循这样的行为模式。卡根认为，与中国崛起不同的是，美国当时取代英国仍然是一种自由国际秩序内部的权力替换，而不是像后来的崛起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一样，带来文明和文化上的冲突。依照卡根的观点，中国崛起也将会带来这种“文明的冲突”。中国与美国无法和平共存，因为两者之间在政治文化上没有任何的亲和性(如英美那样)。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纽带将无法避免一场政治冲突。①

　　卡根还声称，中国向国外推广形象和软实力的努力效果有限。从欧洲到东亚许多地方，美国模式仍然更受欢迎。但要保持这种统治地位，美国必须维持优势。只有当美国的制度能够运转，实现其他制度无法实现的承诺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才会增长。他强调，美国应重申对亚洲的承诺，将国际关注焦点重新转至中国后院，迫使中国重估其在周边地区的野心。卡根敦促奥巴马政府必须在国内外以紧迫回应中国的紧迫，静观坐视不可取。②

　　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秩序依然是当今国际关系的特点，国际社会还没有建立一个拥有合法强制力的世界政府来规范所有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指望通过美国所创立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来实现亚太地区的安全共治是不可能的。新保守派特别强调意识形态以及文明文化的对立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卡根认为，即使是像欧洲这样跟美国同处西方文明圈的地区，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也越来越少，在国际政策上越来越不一致，何况中国这样完全处于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对于以卡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而言，中国的崛起不会仅仅停留在美国所设定好的国际体系框架内发挥影响;相反，中国一定会以自己的文明文化特质来改造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③当代国际治理理论中的“交往理性”注重通过“交往理性”解决全球性及地区性问题，强调行为主体间平等自然的关系，反对任何军事的、政治的问题，以及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等问题，开展不同文明的交流和对话。中美作为当今两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世界大国，应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双方的分歧，共同应对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素有“强硬路线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半个世纪以来，该中心聚集了大批国际问题专家及政坛精英，奠定了自身在美国乃至世界战略与政策研究机构中的前沿地位。近年来，虽然其对外政策方面的主张较前温和，但仍有一些人坚持强硬的保守路线。2012年初，与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相呼应，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美国“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评估报告，报告指出，美军的军力态势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严重倾向了东北亚，日、韩两国”，以聚焦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威胁。“中国近来在南海及整个太平洋岛链的行动就是例证，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风险增长最快”。“为了取得成功，美国战略平衡需要在一些领域有更多作为。”评估报告还称，如果不加以改进，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可能难以变为现实。报告同时建议美国国防部应该向太平洋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攻击性潜艇、导弹系统及其他火力，并进一步清晰界定亚洲战略，以应对不断强大的中国。④利用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论”，美国企图让中国的邻国相信亚太地区需要华盛顿的势力和保护，“以便让它们‘团结在美国的旗下’在该地区实现针对中国的‘战略再平衡’”。

　　一些保守派学者还敦促美国插手南海事务，他们指出，美军目前的部署重点偏重日、韩所在的东北亚，旨在吓阻朝鲜半岛、日本和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冲突。但最近中国在南海及亚太岛屿的作为显示，南亚和东南亚的危机正快速加剧。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必须在这些地区加强，同时与东北亚主要盟友合作，以便在中国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提升时，增强吓阻能力。在他们看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对领土的积极主张，以及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的提升，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友、伙伴造成显著的潜在军事威胁。他们主张向关岛增派更多攻击潜艇，或将一个中队12架B-52轰炸机常驻关岛，以形成美军的关键优势，反制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策略。一些人表示，要避免中国军事能力快速提升可能导致的冲突，美国必须达成“保证”与“劝阻”的适当组合，以便在冲突发生前维持一个有利和平的环境，美国的军事部署必须展示妥善率和能力以赢得战争，尤其是面对东北亚的冲突。①

　　美国智库中，“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具有浓厚的军事背景，以研究亚太地区为重点，高度关注中国的崛起，该智库一些专家鼓吹美国应更新和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以应对中国，重构东北亚新安全秩序。②该智库专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D.Kaplan)长期关注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南海问题。他在一篇题为《未来的冲突在南海》(TheSouthChinaSeaIstheFutureofConflict)的文章中，预言未来在南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将会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卡普兰称，随着地球的人口和经济轴心转移到巨大的“欧亚岛”最东端，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与冲突将迥异于20世纪，20世纪主要冲突在欧洲，当时的焦点是所谓的陆权，而东亚的地理轮廓预示着一个海军世纪，焦点在海权。也正因如此，他认为，海上作战与陆地作战有着显著区别，首先需要制定一个宏伟战略才能赢得胜利，或者说避免战争。

　　卡普兰认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国与现在的中国拿来类比是有缺陷的，因为当时德国因欧洲地形关注于陆权，而现在中国则因东亚地形更关注于海权。相较于东北亚，东南亚已深入后冷战时代。占据南海西海岸的越南，革新开放之后寻求与美国更紧密的军事关系。中国在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之后成为当今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迫切想要海军冲破“第一岛链”，挺进西太平洋。③他认为，中国与东南亚诸岛国的关系如同美国和加勒比海岛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承认加勒比海现状和欧洲列强在该地区的各类领土主张，不过它也试图占领该地区。对加勒比海“盆地”的统治令美国更有效地控制了西半球，这使得它能向东半球延伸霸权。按照卡普兰的观点，今天中国对南海也有相似意图，希望海军能控制从印度洋到南海以保障来自中东的能源供应。卡普兰称，由于在世界文明史上遥遥领先的中国曾经在近代被西方列强瓜分，这让它更有一种历史情结，驱使着这个国家想要挺进南海，前往太平洋。他断定，与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和东亚其他一些国家都还存在着某种老派的民族主义，19世纪以来就一直吸引着知识分子，即便中国未来变得更多元，民族主义也会持续增强。④卡普兰视民族主义为中国政治的主要驱动力，这种判断是十分褊狭的，即使中国存在民族主义，它仍然也是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和瓜分的结果，美国保守派专家们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观点绝不会被中国人民接受。

　　二、知华派重视对中国崛起的研究

　　在美国众多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机构聚集了许多“中国通”。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历史悠久，以“自由派”、“开明的思想库”著称。历史上，该智库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该会自称提供“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被誉为美国从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中最有可信度的研究机构之一。①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们大多在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使领馆任职。贝德(JeffreyA.Bader)曾任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及小布什政府的中国处处长、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美国贸易副代表和美国驻香港副总领事等职，属于典型的知华派人物。此外，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C.Bush)、②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布雷纳德(LaelBrainard)、东亚军事问题专家欧汉龙(MichaelE.O’Hanlon)③等都对中国问题有很深的研究，他们发表的观点通常比较客观公允。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DouglasPaal)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其职业外交生涯，他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外交与安全，台湾政治、经济与两岸关系，东北亚与东南亚政治与外交等问题，在台海问题上倾向中立，曾撰文批评李登辉和陈水扁。包道格认为，美国与亚太地区每个国家的关系都十分重要，并需要特别谨慎地对待。美中关系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有意识地沿着对抗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和美国在地区与国际和平及繁荣中有着共同利益，必须找到合作及避免有害竞争的办法。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得发展更加开放的交流和增进互信变得至关重要。两国都需要在政策及务实领域互信尊重和公平基础上建立有益且可预见的关系。④包道格指出：“鉴于中美关系中日渐迫近的挑战，奥巴马应该打破先例，在双方新任期内尽早邀请习近平到夏威夷进行一次不预设内容的周末长谈。对彼此不信任以及合作能力的这种探索应当受到双方的欢迎。而这样的提议会被视作美国总统实力———而非软弱———的表现，也是对其中国对手尊重的表现，从而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提供一个建设性的基础。”⑤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BonnieS.Glaser)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研讨会上分析中方在钓鱼岛海域的行为时指出，可以看出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行动很有协调性，法律、外交、经济等手段多管齐下，其协调性好于2010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表现。

　　葛来仪不赞同中国已经改变和平崛起战略和睦邻政策的说法，但她认为实行这些政策确实是有条件的，前提是中国会比以往更有力地施行对主权的主张。葛来仪指出：任何被视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战都会得到坚决的回应，中国将不犹豫地惩罚试图以中国的代价来执行领土主张的国家，抓住机会改变现状，以形成有利于中国的新现状。中国领导人当然知道这种行为会有风险，并使邻国更离心离德，更拥抱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这并非中国喜欢的结果，但中国愿意在短期内付出这一代价，愿意在低沸腾的状况下保持现有做法;中国愿意改善与邻国关系，但也能容忍一定程度的摩擦。她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周边国家从长远看将更依赖中国，这些国家将不得不更顺应中国的利益，只要局势还控制得住，中国会继续实施其主张，而美国在反弹时又必须非常谨慎。”①关于南海问题，葛来仪认为：“美国和地区的决策者们应创建信任、阻止冲突和暴力升级的机制”。“中美、越南和菲律宾等在南海行动活跃的国家遵守海上安全规程并加强沟通，鼓励中国和东盟制定并实施南海行为准则等，建立新的对话机制促进各方交流和合作”。②

　　基辛格(HenryA.Kissinger)是著名的中国通，作为资深外交官，他本人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奠基者和见证人。在谈到未来中美合作与冲突时，基辛格指出：现有的世界秩序是在没有中国的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有时觉得不用受到这种秩序规则的约束。规则中凡有不妥之处，北京已建立了各种替代性安排，比如同巴西、日本和其他国家正在建立的单独的货币渠道。一旦这种做法成为常规，并且扩大至许多活动领域，那么就可能形成竞争性的世界秩序。由于缺乏共同目标，也没有形成议定的克制规则，制度化对峙就有可能加剧，超出倡导者的各种推测和意图。在一个进攻能力空前强大和侵入手段大为增加的年代里，对这种行为的惩罚将是严厉的，也许是不可改变的。③

　　基辛格认为，危机管理并不足以维持一种全球性的且受到两国内部以及两国间众多不同压力缠扰的关系，这就是他主张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并认为美中至少在普遍关注问题上能产生共同目的感的缘由所在。但如果任何一方将此视为击败或损害对方的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那么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基辛格强调，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会不在意所遭到的系统性挑战。一旦发现挑战，就会应战。双方都需要真诚合作，并找到一种沟通方法将各自的设想告知对方和整个世界。④托马斯·芬加(ThomasFingar)在《中国有关世界秩序的愿景》中写道，中国尽管取得了种种成就，但仍是一个弱国，却渴望通过一直对其十分有利的进程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芬加推测，中国之所以将会谋求维护其所继承的基本国际秩序，恰恰是因为该体系一直对其十分有利。因此，虽然中国受到了有关以自己为顶点的等级秩序的理想的强烈影响，但是这一传统所带来的冲动却并没有———起码目前是如此———推动它朝着寻求全面改革现有体制的方向发展，而是从内部改善自身的地位。使中国自身崛起成为可能的是与别国的相互依存，这一事实限制了其改造现有秩序而又不付出高昂代价的自由。中国宁愿避免这种负担，只要其伟大崛起还没有彻底完成。①对于有人追问中国所谋求的目标是什么的问题，芬加的结论基本上是乐观的。但恰恰由于这种回答带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必须继续在亚洲保持该地区的框架。这种框架一直为战后的稳定提供担保，即使保持这些投入仍然会引起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意图的猜疑。美国重返亚太的举动引起亚太各国尤其是中国的高度关注，它们主要担心美国是否会回到冷战时代的遏制战略轨道。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逊(GrahamAllison)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进行解读。②针对这个问题，国际问题专家们给出三种解决方案。其一，美国承认中国在亚太的势力范围(sphereofinfluence)。这一方案理论上听起来不错，尤其是美国当前处于财政紧缩困境，但若如此，地区混乱并非难以想象。其二，美国阻止或遏制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不过，鉴于两国间的依存度，这个方案无异于让山姆大叔做害人害己的蠢事。其三，美国可以和中国分享权力。③

　　三、友华派坚持正确看待中美关系

　　美国智库中国问题专家中不少人不仅研究中国，而且积极主张对华友好，尤其是保持良好的中美经济关系。“凯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是美国国会著名智库，创立于1977年，以追求“有限政府，个人自由”为原则，标榜“客观”、“中立”，明确宣布自己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danism)的追随者。在论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时，长期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贾斯廷·洛根(JustinLogan)指出：“华盛顿正在用一系列双边联盟和伙伴关系包围中国。美国这些盟友和伙伴多少都是反华的。中国很容易将此视为一种军事遏制。”洛根认为，美国对华经济接触同军事遏制是不协调的。如果华盛顿不想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从而在亚洲安全问题上具备更多发言权，同中国开展贸易而让它变得更富裕就不合理。同样，如果华盛顿支持两国间发展活跃的贸易关系从而帮助缩短双方之间相对实力的差距，又为什么要遏制中国呢?尤其是考虑到贸易会让遏制变得代价更高，这么做有什么道理?他以美国官方的语言分析说，美国欢迎一个“强大、负责任和繁荣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而这种说法中的“负责任”和“建设性”未进行定义，从而削弱了它们的意义。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会要求控制其海上交通线吗?中国不断加强其对台湾的领土要求以统一两岸，这是不是建设性的呢?④洛根反问道，在这些问题上，华盛顿打算用衡量自己的方式来衡量中国吗?伊拉克战争是负责任的行为吗?美国设置数十个签约盟国是建设性的作为吗?如果是，那么中国同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结盟算不算有建设性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双重标准和思想混乱是‘重返亚洲’政策的核心问题。”⑤

　　关于亚太地区安全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宝拉·布里斯科(PaulaBriscoe)称，要消除中国的担忧，同时保留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美国必须把中国纳入海上演习，先是作为观察国，但在近期内也可作为参与者。这将增强美中两国军人之间的信任和交情。在涉及与领土争端有关的问题时表现出外交成熟风范，尤其是当美国与争端的其中一方有共同防御责任时。强调再平衡的所有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增加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东南亚国家的联合训练和演习，这将提高它们打击毒品走私、维护航道畅通和在与该地区有关的重大问题上彼此协作和与美国协作的能力。尤其要考虑到美国主要是在延续已经开展的工作，比如将海军资产调配到太平洋。引起人们对再平衡的关注很可能不必要地增添了中国的担忧。①专家们强调，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仅是军事性质的，其主要宗旨包括：“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美国与新兴国家包括与中国的工作关系;扩大贸易投资;建立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优势;推进民主与人权”。美国必须牢记这些内容并让中国明白这些内容。②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贝里(JohnIkenberry)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③其核心论点非常清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认为，中国以及大亚洲的崛起是我们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美国的单极霸权将会不可避免地让位于一个两极甚至多极的权力格局。中国将成为一个支配性的大国，美国需要在多个方面承认这个事实，并接受之。美国今天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核心是：美国应当投入何种制度性的建构以便未来的权力转移对自己的负面影响最小?也就是说，当美国变得不再那么强势的时候，应当塑造什么样的国际体制和制度才能够更好地保护美国?那些害怕中国崛起的美国战略家应当是最为雄心勃勃的自由制度的建造者。伊肯贝里教授认为，西方应该抛弃对于中国崛起的恐惧，接受中国进入国际领导力量的行列，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但不会对美国二战以后所奠定的世界秩序和国际体制进行颠覆和完全改造，相反，中国会作为新的全球领导者来维护由美国所创造的全球自由秩序。围绕这个十分有意思的观点，各方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和回应。④

　　关于中国崛起问题，伊肯贝里提出自己的三点看法。第一，中国乃至亚洲的崛起是对西方所领导和形塑的战后规则和体制的再确认和加强。这种规则体系由美国所创立并加以维系，确定了现在全球秩序的基本格局。这种国际体系便于加入和参与，难以推翻或颠覆。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根本性地改变这一已经定下来的国际体系。第二，中国将会成为未来世界中最为支持美国所领导的战后体系的大国。这一点虽然跟直觉相悖，但与事实相符。因为这种战后体系，包括规则和制度，具有开放性和非歧视性的特征。这些特征都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崛起受益匪浅，因此中国不大会根本性地改变之。建立在规则体系上的国际秩序不是西方独有的东西，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受益，并加以完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是西方组织吗?伊肯贝里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他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战后体系的一部分是无论东西方国家都有动机去加入的职能机构。第三，美国的单级霸权地位将会慢慢地削弱。因此，美国现在应该扪心自问，到了2040年或2050年，当美国不像今天这样强大的时候，美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国际秩序体系?伊肯贝里教授将其称为“新罗尔斯式的问题”(theneo-Rawlsianquestion)，即美国需要退到国际“无知之幕”后面来思考国际关系格局，作出自己现在的选择。①

　　伊肯贝里强调，美国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具有强力的国家，同样也是一个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建构者。美国依靠规则和制度构建的国际格局今日仍然存在，并且会继续扩展到全球。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只是在实力和强力上有所增长，但对于国际体系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他们不会改变世界自由国际秩序，相反，他们会完善这个秩序。

　　客观上讲，“知华派”、“友华派”都是中国在战略上应该重视的力量。但知华派对中国的客观评价并不能真正反映中美关系的发展情况，“越知华越要反华”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人主要是一些曾经的驻华外交官和重要政府官员，他们首先代表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个人行为的好恶是严格受到国内制定的对外政策限制的。而友华派在美国国内还不占主流，主要工作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入，中国对外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美国国内知华、友华人数将会不断增多，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也会越来越客观，中美交往的国际国内环境将会不断改善。将美国智库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关注点，有利于我们解读美国知华派、友华派中国问题研究的思想基础。

来源时间：2015/3/24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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