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筱阳: 美国“印太”海上安全战略部署及其影响
作者:曹筱阳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2014 年第 8 期
随着中印海上力量的发展和竞争加剧,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在能源、经济、安全方面的联系加强,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争端的持续升温,重视和强调“印太”成为美亚太战略的重要内涵。①
目前,美国已将这一概念提升到战略高度,甚至就“印太”海上安全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并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而不断充实。②美国这一战略部署调整必将引起地区国家的连锁反应,对地区安全和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将产生复杂的影响。
一
在美国战略界和决策者的视野中,“印太”是一个战略整体。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距离印度洋海域遥远,而目前又面临财政紧缩、舰艇数量不足等困难,因此在战略上转向“印太”是个宏大的事业,相当于重绘美国全球战略。为此,美国应确保舰队数量足以应对挑战,应部署70%-80%的海军作战力量到“印太”,应调整美在“印太”的前沿部署、把以东北亚为中心的基地设施转移到欧亚大陆南端。③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指出,如何在操作层面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系起来,是美国战略思维面临的“下一个挑战”。④为维护海上安全、维持美国的海洋主导地位,美国就“印太”海上安全正在进行一系列战略部署。
首先,加强在“印太”的海空军力量部署,对美国在“印太”的军事基地进行调整、升级和改造,以应对变化中的环境和安全挑战。太平洋上的关岛和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是美国调整军事基地的重点。在将“印太”视为一个战略整体的前提下,美国强调与盟国和伙伴的无缝运作,关岛和迪戈加西亚对美军的快速反应、机动尤为重要。除了在关岛强化军事部署、与日本共建军事训练基地、拓展与日澳韩等国的演练外①,美国投入2亿美元对英属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进行了大力扩建和改造,其中包括:停泊美国核攻击潜艇以进行有限的维修和人员休整;与英国协商,使该基地成为美国潜艇供应舰“埃默里·兰德号”(USSEmoryS.Land)的母港,以对美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维修和供给。②“埃默里·兰德号”迁往该地区表明该岛礁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得到确认。③
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升级计划对美保持在印度洋的支配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英国在迪戈加西亚的主权归属面临原住民诉讼和气候变化所致海平面上升引起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印度洋地区寻求更多的准入和军事基地的使用机会。2013年美开始与马尔代夫谈判签署《驻军地位协定》,以增强美军在印度洋的存在。④为加强对“印太”海域的监视,美国海军决定将于2017年在迪戈加西亚、关岛等地部署最新一代“MQ-4C”战神无人侦察机。⑤
作为“广域海上监视”(BroadAreaMaritimeSurveillance,BAMS)系统的一部分,“MQ-4C”无人机系统将对广阔海域和沿岸地区提供实时情报监视和侦察信息。
与此同时,美国加紧调整其在亚太的前沿部署,其主要部署区域由东北亚转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结合部,部署内容更加突出创新性的准入协定和轮换部署。目前,美与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达成新的存在和准入协定,并在寻求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达成新的训练和准入机会。⑥
美国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首艘濒海战斗舰“自由号”已于2013年春开始在新加坡部署,第二艘预定于2014年部署。濒海战斗舰的部署,有助于拓展美国在南海的训练机会,提升美海军在南海周边的作战能力。澳大利亚由于位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结合部,被视为美国在印度洋盆地进行海上部署的最佳点。这一岛屿大陆允许美军在两大洋之间迅速进行战略调动,避开马六甲海峡的瓶颈,同时远离中国常规弹道导弹力量和其他攻击性武器的威胁。⑦
因此,澳在美国“印太”战略部署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奥巴马政府与澳就美在澳轮换部署海军陆战队员、战机和预置其他军事资产达成协议。首批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已于2012年4月抵达澳达尔文基地进行轮训,到2016年轮换部署的总人数将达2500名。这是美国军力向印太地区调整的重要举措。根据澳2013年《国防白皮书》,澳将改造位于印度洋的科科斯群岛和澳西部的里尔蒙斯(Lear-month)航空设施。未来这一改造取得进展后,美国军用飞机包括无人侦察机将进入科科斯群岛,美轰炸机将入驻里尔蒙斯。另外,美澳还在协商美国军舰进入澳西部珀斯港附近斯特灵海军基地的问题。⑧
美澳情报合作也更加密切。美已经在澳部署了一些大型无线电监听站,双方在澳中部的松树谷联合防御设施实施卫星跟踪项目,建立紧密的情报共享关系。美澳决定2014年在埃克斯茅斯市(Ex-mouth)建立一个共同运作的空军C波段大功率雷达地面监测站,在澳西部部署一套非常先进的太空监视望远镜。届时,美澳联手监视太平洋、印度洋的能力将大大增强。⑨
美国还恢复了与新西兰的军事合作关系。美新于2010年签署《惠灵顿宣言》,承诺全方位推进两国关系;2012年《华盛顿宣言》的签署为两国在海上安全、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方面加强防务合作开辟了道路。①
此后,两国之间的联合演习和军事合作迅速增多。2014年6月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访美后,两国关系进一步强化。同时,美菲军事关系日益推进。2014年4月28日,在奥巴马访菲期间,两国正式签署为期10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定》。根据协议,美军获准进入菲军事基地、增加在菲轮换部署人员数量、在菲预置武器;美菲将加强军事演练,美将帮助菲军事力量进行现代化。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缅外交关系的改善,加强与缅甸军事合作成为美国的重要考量。从地缘上看,缅甸在陆上连接南亚和东南亚,在海上扼太平洋与印度洋交通要冲,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具有突出地位。2012年10月,美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司令弗朗西斯·维辛斯基中将率团访问缅甸,成为美缅军事关系开始解冻的标志。2013年,缅甸首次作为观察员观摩“金色眼镜蛇”演习。美国希望把缅甸纳入其“印太”战略轨道,制约中国在缅甸的影响。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和部署将进一步展开。③
其次,支援盟友与伙伴国的海上能力建设。美国2014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表示,美正通过联盟和伙伴关系,提升伙伴的能力,包括导弹防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空间弹性和灾难救援等,以处理不断增长的地区挑战。④
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美国应优先发展盟友和伙伴的能力,以增强其独立监控、阻止和击退中国胁迫行为的能力,尤其是阻止低层次的争端升级。这样,美国的军力可以进行更高端的威慑。⑤
美国支援盟友和伙伴的海上能力建设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个途径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提升盟友、伙伴的军事能力和与美国的协同作战能力。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已经扩大其演习规模和范围,分配超过1亿美元用于美太平洋司令部辖区内的联合军演。此外,美国军队每年在亚太地区参加150多项军事演习,⑥
主要是海上联合军演如“环太平洋”(RIMPAC)、“金色眼镜蛇”、“卡拉特”和“肩并肩”,且美国参与联合军演的重点区域明显转向“印太”海域等。近年来,美国与印度举行联合军演的次数超过美与任何他国的军演次数;两国海军联合军演的规模最大,年度演习就有“马拉巴尔”、“蛇神”(HabuNag)、“眼镜蛇行动”(SpittingCobra)和“潜水与营救行动”(Salvex)等。⑦
另一个途径是军事培训和军援。美国通过“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IMET)、“对外军事销售”(FMS)和“对外军事资助”(FMF)以及“1206条款”等项目对盟友和伙伴进行军事援助和支持。IMET项目对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援助呈增长之势。以2011年为例,援助金额超过百万美元的国家为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⑧
这8个国家除菲律宾和泰国为美国的盟友外,其余都是印度洋沿岸国家。美国对印度的资助从2001年的50万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136.4万美元。印度军事人员可以从美国150所军事院校的2000门课程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⑨
在印度洋、太平洋接合部,美国根据“1206条款”正在实施多个项目,其援助重点也由起初提高受援国的反恐能力转向提高它们的海洋领域意识、海上侦察和拦截能力,如帮助斯里兰卡、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关键的海上通道建立或更新雷达站。
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尤其将海上安全作为其对外援助的重点。美国军援对象主要是其东南亚盟友和伙伴,援助重点是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自南海争端升温以来,美国对菲军援大幅增长,主要集中在支持菲军海洋领域的态势感知和海上安全能力,也包括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美已在菲部署侦察机,并拨款3000万美元用于建设雷达监控站以监控菲在南海的领空。①
2013年12月,美国务卿克里访问越南时宣布,美将为东盟国家提供325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确保它们在“领海”的巡逻能力。②还有一个途径是武器销售和技术转让。为加快防务转移,增强伙伴国海军作战能力及与美军的协调能力,美国对现存出口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将主要物资更快地出售或移交给其盟友。③
2013年5月16日生效的《美澳防务贸易合作条约》允许美向澳出口某些防御物资和服务,而不必获得出口许可证和其他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批准。该条约将促进两国国防工业合作,使两国军队“以最快的方式获得最先进的技术”。④
同时,美国增加了对“印太”结合部国家的先进技术转让,如向澳转让驱逐舰的宙斯盾技术、为新加坡制造S-70海上直升机、与印澳签署购买P-8A“海神”反潜机合同。⑤
另外,美国过去对印度的技术转让限制正在逐步放宽。美对印的先进军事系统和武器销售额2001-2012年总计约100亿美元。印度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项目,计划在未来7-10年投入1000亿美元更新其苏式武器装备。美国武器供应商认为未来印度将成为尖端装备如侦察和探测系统的巨大市场,美军工集团渴望从这块巨大的蛋糕中分到更多份额。⑥
第三,鼓励“印太”盟友和伙伴加强相互间的安全合作,主导并推进“小三边”合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印太”地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双边安全对话和联系网络日趋活跃,包括澳日(2007年)、日印(2008年)、澳印(2009年)和澳韩(2010年)等双边安全合作。⑦
继美日澳、美日韩三边对话后,美日印三边合作也迅速发展。由于印度主张“不结盟”和强调“战略自主”,美日印三边合作的出台尤其引人注目。美、日、印于2011年12月在华盛顿启动了首次三边对话,于2012年4月、10月和2013年5月分别在东京、新德里和华盛顿举行第
二、第三和第四次对话,三边合作走向机制化。
美日印三边合作的重要议题是海上安全合作,其目的是在“印太”地区建立由它们主导的安全保障体系。
虽然三国原定于2014年6月举行的第五次三边会谈被推迟,但据印度媒体称,印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其前任一样对加强与日本合作抱有兴趣,未来美日印三边合作定将进一步发展。⑧
随着三国利益交集点的增加,未来美日印三边对话的内容将不断充实、战略协作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在官方对话之外,日本冈崎研究所、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印度联合服务学院和美国范登堡大学(VanderbiltUniversity)美日研究中心就“印太”安全问题先后于2011年11月、2012年10月和2013年3月举行了三次三边战略对话。与会学者建议:三国应提高在安全领域的对话,建立非同盟式的海上安全联盟。该联盟不是以任何特定国家为假想敌的“遏制同盟”,而是松散、自愿的共同体,为海上安全提供公共产品;未来要超越三国范围,吸收更多志同道合的海洋国家。美国学者奥斯林提出,在“印太”地区实施“同心三角”战略,外三角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应作为美国“印太”安全合作之锚;内三角连接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应在提升沿海安全和南海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①
随着印度洋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地位的上升,美国还积极推动美印澳三边安全合作。美国传统基金会、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联合出台了一份研究报告———《目标共享、利益交织:美澳印“印太”合作计划》,其中主张加强美印澳三边合作,以补充美日印和美日澳合作。这几组独立的三边合作将促进四国之间的协调,为最终适时重建美日印澳官方四边对话提供基础。②
该报告认为,美、印、澳在防务与安全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将增强印度洋的海上安全,有助于维护整个“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③这一倡议由于针对中国的明显色彩而未得到三国官方的正式采纳,但是三边关系中相对薄弱的印澳安全合作近年来不断发展。澳前总理吉拉德2012年访印时提出加强与印度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尤其是在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合作,与印度达成向其出售铀以作民事用途的协议,为两国安全合作发展扫清了障碍。2013年6月,印、澳防长举行会谈后宣布:两国将加强战略与防务合作,重点加强两国海军在亚太和印度洋的合作,并将于2015年举行联合海上演习。④
最后,主导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边行动。印度洋地区包含了许多所谓“失败国家”,存在恐怖主义、海盗、非法枪支走私、贩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印度洋地区打击海盗、反恐等方面,美国都起着主导作用。美国2009年主导组建了“联合特混舰队151”(CTF151),为维护印度洋海上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开展多边海上安全合作。CTF151的主要任务是在亚丁湾和索马里的印度洋海域开展打击海盗行动,其指挥权由巴基斯坦、韩国、新加坡和土耳其海军将领轮流执掌。除此之外,美国还领导CTF150和CTF152多国联合舰队,为维护亚丁湾、阿曼湾、阿拉伯海、红海和印度洋区域海上安全共同行动。美认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维护海上安全,因此,在“全球海上伙伴关系”(GlobalMaritimePartnership,GMP)框架下,加强“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以维护海上通道安全。GMP具有灵活性,是对美国现存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补充。美希望通过联合盟友、伙伴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培植并加强“印太”地区海上伙伴关系,以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和就可能的危机作出快速反应。⑤
二
“印太”作为一个地缘经济、政治和战略概念,正在美国学界和决策界凝聚新的共识,并在美海上安全战略部署中付诸实践。美如此重视“印太”有其深刻的动因。其一,因全球经济和政治重心日益向“印太”转移。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经济持续低迷,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引擎。美国花旗金融服务集团201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印度将在2050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⑥
印度洋国家与太平洋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印太”国家的贸易额2011年已超过8万亿美元,⑦目前还在不断增长。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显著上升。“世界10大港口中有9个集中在这个地区。这一地区的海上通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超过一半的全球集装箱货运和70%的能源经由这个地区运往全球各地。”⑧
再者,“印太”也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里有世界上10个最强军事力量中的7个、世界上规模最大和装备最精良的海军,以及5个宣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①
由于强劲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实力,“印太”地区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中国的崛起被视为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发展,标志着世界政治重心向“印太”转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查斯·费里曼认为,“印太是世界新的经济重心,这里的力量平衡也在随之演变……印太目前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支点”。②
同样,“印太”也汇集了世界上已有的各种麻烦和问题,既有传统的安全问题如朝核问题、台湾问题、复杂的领土领海纠纷等,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海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对该地区甚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未来大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与博弈将更加激烈,其相关战略调整及其与地区国家的互动对未来世界格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二,因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上升。随着中、印经济加速崛起,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印度和东亚经济体对“印太”海上通道的依赖不断加深,印度洋的战略和商业重要性不断凸显。2010年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出版《季风:印度洋与美国强权的未来》,强调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此后,美国战略界对印度洋的关注持续上升。美国学者迈克尔·格林和安德鲁·希勒认为,美国在印度洋的利益主要有三个方面:保持印度洋作为国际商业通道的安全,保持海上通道尤其是咽喉通道的航行自由,管理印度洋地区的大国竞争。③
2014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份关于印度洋地区的评估报告认为,印度洋地区具有全球影响的战略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海湾地区石油出口的稳定与安全;二是未来与印度相关的冲突,包括印巴核冲突;三是海上通道与商业安全。此外,美国能源进口需求下降后,能否继续保持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中国建成蓝水海军,其空军和导弹投射能力增强后,中美在印度洋地区是竞争还是合作?这些都将影响印度洋地区的安全。④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古原井俊(ToshiYoshihara)认为,印度洋的地位已经超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中印边界争端仍是潜在的爆发点,中印陆战一旦发生就会扩大到“印太”水域;中国正对其水下力量包括核动力攻击潜艇进行现代化;印度洋是美国军方就一系列亚洲紧急事态与中国进行高端常规冲突进行军事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巴之间仍有可能爆发冲突。⑤
其三,因“印太”和印度在美国战略中的位置日益上升。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美国将维持海上通道安全和航行自由视为其在亚洲的核心利益。随着中印海上力量的发展和竞争加剧,西太平洋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能源、经济和安全方面联系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争端的持续升温,对“印太”的重视和强调成为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重要特征。2010年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迈克尔·奥斯林发表《“印太”公地的安全战略》,以“印太”概念为核心探讨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⑥
2011年起,美国的防务政策文件和政府高官频繁使用“印太”这一概念描述美亚太战略。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出:“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关键驱动力。这一地区从印度次大陆延伸到美国西海岸,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由于海洋运输和战略而日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⑦
2012年美国《国防战略指针》认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东亚到印度洋地区和南亚的弧形地区的发展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①
“印太”概念强调把太平洋与印度洋看成一个整体,保障美国海上力量的调度和通行自由。美国学者奥斯林认为,“印太”在未来几十年是最重要和最具有活力的地区。美国和“印太”地区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超过1万亿美元,占美国双边贸易额的33%;“印太”地区的产出占全球1/3。这一地区与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紧密相连,全面的美国“印太”战略应该包括外交、信息/情报、军事和经济等内容。②
印度在美国战略视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也是美国提出“印太”概念的重要原因。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通过签订美印《民用核协议》,开辟了美印关系的广阔前景。奥巴马政府延续其前任对印政策,并进一步提升印度在其战略中的地位。印度作为西方眼中的民主国家,由于具有巨大经济潜力、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扼守印度洋中部而成为美国借重的对象。许多评论家认为,印度在美亚太战略中被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关键伙伴,不断提升的美印安全关系是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对冲或制衡。③
美希望印度为地区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以形成新的地区权力平衡。“印度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强势存在对美国而言是一种宽慰,印度可能成为地区海域的潜在安全提供者。”④
2012年美国《国防战略指针》明确表示:“美国将与印度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支持印度成为地区经济之锚和更广阔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提供者。”⑤
在2014年3月的《四年防务评估》中,美国表示支持印度作为“印太”地区有能力行为者的崛起,加深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⑥
此外,中国在海上崛起也促使美重视“印太”地区。随着中国实力上升,中国在美国眼中已成为地区权力平衡和不稳定的主要影响力量。中国在东海及南海争端中采取强硬姿态,引发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古原井俊认为,美国的战略关注目前几乎完全转向海上亚洲,这是二战结束后70年来第一次。⑦
奥斯林认为,确保“印太”安全是美国和自由民主国家未来面临的主要外交挑战。美认为“印太”公地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中国,因为中国保有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能击退美在本地区的军力,封锁美于争端水域之外,也能控制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战略水域。⑧
三
随着“印太”地区正在成长为全球战略与经济中心,这里日益成为大国博弈、领导权争夺和潜在冲突的战略要地。美、澳、印、日等国纷纷在“印太”进行战略博弈,中美印三国在“印太”海上部署不断拓展,未来“印太”海上秩序的建立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对中印两国海军实力增长的包容、对中美海上权力转移进行调适以及中美双方的危机管控。尽管美国的“印太”海上安全战略部署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清晰的“印太”大战略,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本质、对美国以“印太”来界定其亚太战略存在争议,但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部署的确在稳步进行,它将对地区战略形势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一是将助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奥巴马政府在“印太”的军事部署和战略调整,对亚太地区的军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报告,2009-2013年间,世界五大武器进口国有三个在亚洲,分别是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⑨
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在2013年世界军费开支前15位的国家中,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和澳大利亚分别排名第2、7、9、11和12位。①
随着海洋对于各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上升和近年来海上争端的加剧,亚太各国纷纷斥巨资加强海军军备建设。例如,2012年,菲律宾通过武装力量现代化法案,拨款20亿美元以提升军事能力。②
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文莱、新加坡等国都加紧采购和升级各类战舰和军机。③由于潜艇是一种有效的海上区域封锁装备,东南亚国家纷纷采购潜艇。新加坡正对其潜艇舰队进行现代化升级,马来西亚已接受2艘“鲉鱼”级潜艇,越南已订购6艘“基洛”级潜艇,印尼正从韩国购买潜艇,泰国和菲律宾确认了拥有潜艇的计划,澳大利亚最近要求建造12艘大的常规潜艇。而且,美、澳、马、菲等国也加强了反潜作战能力建设。④
2013年8月,印度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日本的准航母“直升机驱逐舰”开始服役。在增强空军实力方面,日本已经订购F-35联合攻击战斗机,未来新加坡和韩国也可能订购。印度正与俄罗斯在T-50战斗机项目上进行合作。⑤
亚太地区武器进口的大幅增长与美战略转向不无关系。美国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挑事”,渲染中国的威胁;美国强调要增强盟国和伙伴的能力,提升与美国的协同性和军事一体化。这些都推动地区国家竞相购买美式先进武器。正如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勒米尔(ChristianleMiere)早前所指出的,虽然目前亚洲国家购买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尚不构成军备竞赛,但是美“再平衡”战略蕴含着危险。中国军力的发展,尤其是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引发了美国对中国限制其力量投射自由的担忧,美国提出“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介入”来应对。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再平衡”可能导致中美军事竞赛,这在历史上第一次引发了无心和不可控制的安全困境。⑥
二是加大区域内海上争端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随着东亚海上竞争的加剧,美国对东亚海上争端投入更大的外交和军事资源。美国通过防务政策文件和政府高官讲话,对中国的“自信”和“强势”频频提出批评。2014年3月美国新安全中心出台一份报告,其中用“定制胁迫外交”(TailoredCoercion)来描述中国在海洋争端上采取的外交和准军事行为。该报告认为,中国正在采取修正主义行为,对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构成威胁。⑦
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奥巴马政府高官虽然一再表示对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但是强调行政控制的重要性,肯定《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控制的所有领土、包括钓鱼岛。在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防部长哈格尔重申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⑧
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日前也对日本媒体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公开就钓鱼岛问题表态。同时,美国正在调动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前往亚洲,并将其大部分部署在日本。美日还就修订联盟指针进行协商,修订后的指针将加强协同性和联合能力。⑨
在美国等因素的带动下,日本也发展“动态防御”,其防御的重点是西南诸岛。日本强化日美海权同盟,扩大与印度、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或领海争端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其首要考虑是“遏制中国”。美国的介入和表态使钓鱼岛争端进一步复杂化。
南海争端已经成为美调整东南亚军事部署的主要考量因素,菲律宾是这一调整的核心。在2010年7月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希拉里高调宣布南海航行自由、亚洲公海开放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并与越南、菲律宾等国一起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此后,美国对南海问题的表态愈发积极、强硬。2014年2月13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乔纳森·格林纳特上将在菲律宾国防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如果菲律宾与中国因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发生冲突,美国将帮助菲律宾。“来自美国的外交鼓励、军备协助和安全承诺改变了菲律宾以往应对南海问题的政策基础,成为影响和改变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有力推手。”①
美国的高调介入,助长了菲律宾和越南的幻想和冒险行动,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2014年2月5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称,中国在南海根据“九段线”宣示海洋权益与国际法原则不符。他要求中国明确阐释“九段线”的法律含义。②
这标志着美国改变其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模糊政策,正在从法律、军事和外交等多个角度介入南海争端。由于美国的干预,南海争端的解决难度日益加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的努力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是增加中美海上权力竞争和冲突的风险。美国的“印太”海上战略部署暴露出美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借助盟友和伙伴力量规制中国崛起,以避免中国在海上对美发起挑战。美国不断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和遵守国际法,对中国的“九段线”主张提出质疑,主张美国享有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活动的自由,这与中国反对在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活动的主张相对立。美国还与日、印、澳等国一起就南海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做准备。美国提出的“空海一体战”、“联合行动介入”等概念或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国的所谓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③
美国认为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对美军的行动自由构成挑战。为此,美国除调整作战理念、提出“海空一体战”外,就是加强军事部署和对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实质上走的是一条炮舰外交之路,肯定会引起中国的担忧和焦虑并采取反制措施,并可能带来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失衡。④
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战略重心将日益从西方的陆地转向东方的海上。⑤此间,中国军事实力日益上升并不断实行适应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海洋战略,中国在海上崛起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与美国遭遇,中美之间在海上的权力竞争和博弈加剧,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前景。中美之间摩擦和冲突加大的可能性主要和首先会显现在海洋方面。有中国学者认为,中美针锋相对的海上战略可能加剧两国的矛盾和安全困境,双方舰艇和飞机在海上频繁相遇使摩擦和冲突的风险大增,美国部分盟友将中美拖入对抗或冲突的可能性增加,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增大了中美未来爆发冲突或战争的风险。⑥
美国有学者认为,中美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具有不同的解释,因而未来冲突的可能性大幅增加。⑦还有学者指出,中美都力图避免发生直接对抗,但是双方的互动和对对方意图的怀疑可能加剧相互间战略对抗和地区安全困境。⑧
鉴于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美国在实施“印太”战略部署时既想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规制中国,又不愿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这就规定了美国将要保持微妙的战略平衡。综上所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战略部署可以说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扩展。“印太”本质上是个海域概念,美国对印度和印度洋的重视以及把“印太”作为一个战略整体并进行安全战略部署,表明海上安全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空前上升。美国的“印太”海上战略部署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必将继续推进,进而将对美国国际影响力和对外战略、“印太”地区权力格局和大国关系等诸多方面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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