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同盟战略与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中美关系

作者：刘阿明  来源：《美国研究》2008年4期

　　[内容提要]民主国家同盟是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是对美国大西洋战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诠释,在亚太地区则通过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得以体现。近年来美国与日、澳、印等所谓民主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交流与合作,显示出美国对外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考虑。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若变成现实,美国势必加大输出民主和人权的力度,从而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种情势无疑将使中国对外战略在21世纪面临某种不确定性,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在所难免。

　　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恒久主题之一。自建国以来,美国在进行领土和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一直进行着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的扩张。维护和扩展自由、民主价值观以及美国式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方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其核心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其外交和安全战略目的的重要工具,因为美国相信奉行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越多、区域越大,它就越安全。秉持这样的理念和做法,美国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迄未停息,其最新的动作便是跨越民主、共和两党,有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强调组建民主国家同盟以重塑世界秩序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研究报告《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出台。

　　一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评析

　　从美国卷入国际政治开始,很多美国政治家相信美国的安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更大范围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研究报告沿袭了这种“安全关联”理念,提出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力主将美国的意识形态作为重塑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标准。报告认为,经由美国意识形态改造的国际秩序不仅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实现了美国的理想,在实践中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会使美国更繁荣、更安全和更有影响力。

　　《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于2006年9月推出,又称《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 Project)。该计划着眼于塑造美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今天面临的不再是像冷战时期苏联共产主义那样的单一外在威胁,而是其他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病、亚洲和中国的崛起、中东和能源危机等等。这些威胁根源不同,主体不同。冷战时期针对单一敌人的围堵战略不再有效,如何同时应付所有这些威胁成为美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目标。报告建议,为了应对多种危机和挑战,确保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应鼓励并援助世界上一切受拥戴的、负责任的,以及尊重人权的政府,建立一个符合西方政治标准的全球性民主国家同盟,以加强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使“民主和平”得以确认并制度化;推动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全球性制度的改革。引人注目的是,报告将“中国的崛起及东亚秩序”单独列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之一,预示着中美关系的未来并非坦途一片。

　　普林斯顿报告反映了美国对联合国的不满,认为联合国深陷危机,安理会尤其必须加以重组,以纳入印度、日本和巴西等大国。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也应进行修正。在现在的状态下,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任何决议都拥有否决权的情况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至少在那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事项上,这种否决权应当取消。鉴于安理会改革困难重重,报告主张,如果联合国改革不能进行,而联合国又变得越来越不相关(主要是与美国的相关性),那么美国干脆组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而代之。这个新的组织就是民主国家(Concert of Democracies)。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国家同盟,但必须以遵守同盟的协议为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不对同盟内的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同盟要求各成员国政府保证其公民免遭各种灾难,包括种族屠杀和人为饥荒。当成员国政府未能这样做时,民主国家同盟就有义务进行干预。民主国家同盟是普林斯顿报告的核心概念,而该同盟的组织原则即是民主。

　　从理论层面看,报告以民主和平论为指导,明确阐发了民主和平的要义。民主国家同盟之得以建立,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打仗,即使民主政府并不一定比专制政体更倾向于和平。从现实层面看,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战略以经济主义为主体,而布什政府则以军事主义为主体。对普林斯顿项目的主持者来说,这些战略都没有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可以说力图用民主的概念把各战略的长处加以整合。一方面,该战略具有克林顿政府接触政策的成分,要求通过接触来促进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使这些国家朝着民主同盟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中国,报告不提倡单纯围堵的做法,而主张鼓励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给予中国应享有的国际空间,以便诱导中国的变迁。另一方面,民主同盟也包含“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民主同盟虽然承认主权国家,但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履行同盟所界定的义务时,国际干预、甚至是武力干预就有了合法性。

　　显而易见,民主国家同盟的概念与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一直努力构建的所谓“意愿联盟”或“民主联盟”有很大不同。民主同盟要整合所有民主国家,协调同盟内部的利益,来应付非民主国家造成的问题或者所谓的国际威胁。《普林斯顿计划》的确认识到了美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或威胁,但它所设想的解决办法则有违全球化大趋势。成立民主国家同盟,自然就把很多国家排除在外,实行区别对待。问题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经导致各国高度的相互依赖,要想在政策实践中通过为各国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而行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奏效的。

　　普林斯顿报告并非空穴来风,纯属臆造,它实际上植根于和反映了美国对外战略的某些经验和做法。早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即在军事、政治和贸易等政策上,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实行双重标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兴趣已经大大减弱,而不断倾向于依赖和其他民主国家结盟的政策。因此可以说,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在很多方面只是顺水推舟而已。较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提出的其他各种对外战略,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可预期性。

　　当然,《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目前并不是美国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是否原封不动地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计划超党派,反映了两党所关心的议题。它又以民主为其组织原则,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鉴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遭到国内外日益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这份文件的出台为布什政府调整对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只是这一调整未必能在布什任内完成。同时,由于《普林斯顿计划》的参与者涵盖了两党,因而不论哪个政党入主白宫,都可以根据这个计划,重新设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如果民主国家同盟成为美国21世纪的新战略,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贸易等各个方面无 疑都是严峻的挑战。

　　二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与亚太地缘政治

　　按照《普林斯顿计划》主持人的设想,民主同盟战略是提供给美国决策高层用以重塑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选择方案。当前,对国际格局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地缘政治构造莫过于跨大西洋板块和亚太地区。如前所述,跨大西洋地缘政治生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该战略的理论注脚和现实图景。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亚太地区可谓是对民主同盟战略的成色的真正检验。

　　近年来,在亚太地缘政治博弈中,作为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亚洲版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同盟倡议”(Quadrilateral Initiative)也许可以说是最新、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之一。g007年5月25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议时,美、日、澳、印四国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四国同盟倡议的理论基础一如民主同盟战略一样是民主和平论,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亚洲“组成一个包括韩国、台湾、新加坡可能还有泰国在内的民主大家庭”,而“建立这样一种联盟关系的……唯一理由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但在倡议的实施中,美、日、澳、印四国对同盟的方向、目的及针对对象却持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显示出“民主”和盟友在某些场合下的矛盾和冲突。

　　作为一种理论,民主和平论在欧洲可能已成为一种政治规范,但在亚洲却很难说也是如此。与欧洲是在许多民主国家之间建立共同体不同,亚洲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迥然相异,尤其是政治制度更是千差万别,以至于建立政治信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亚洲要享有持久的和平,那么按照民主和平论的精神,亚洲民主国家彼此结成战略伙伴、携手促进共同的规范就成为必需的条件,这种规范使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合作和稳定成为可能。

　　但是,四国同盟的第一次会议却未被大张旗鼓地加以宣扬,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刺激中国,而中国早些时候确实已经向东京、新德里、堪培拉和华盛顿发出了外交照会,要求解释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同盟。作为对中国外交关切的回应,四国同盟中的大多数国家分别向中国保证其行动并不是要组成民主国家轴心,试图弱化四国同盟举措的战略意义。例如,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曾宣称四国同盟“不具备安全含义”。在2007年7月对印度的访问中,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Brendan Nelson)表示,澳大利亚希望将四国同盟局限于贸易、文化与其他非防务和安全领域。如果号称战略倡议却被局限于非战略性事务,那么所谓战略同盟便会名不副实。

　　现阶段,澳大利亚虽然既与日本达成了新的安全协议,又与美国保持着强大的同盟关系作为其安全的基石,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难以想象,如果澳大利亚根据协议安排允许日本军队在澳受训,它还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澳大利亚需要权衡利弊得失。正是得益于中国极大量的资源进口,澳大利亚才迎来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因此,澳大利亚现任政府正致力于与北京建立战略关系,它在四国同盟倡议中是最犹豫不决的,并已宣布退出可能举行的后续四边战略谈判。澳新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2008年3月的首次出访活动,选择美国、欧洲大陆、英国和中国作为目的地,而不包括日本。舆论认为,陆克文的这次访问,标志着澳大利亚对亚洲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日本转向中国,显示了澳欲成为中美关系桥梁的愿望。澳大利亚一再强调,无论是2006年3月启动的美、澳、日三边安全对话,还是2007年3月与日本签署的《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都不是针对中国的。

　　美国对民主和平论怀有坚定的信念,但这一理念总是与它在亚太地区的关键利益相对冲,因而华盛顿对四边同盟的支持也远不是毫无保留的。自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掠取菲律宾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维持亚太地区的权力均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当前美国不得不对其亚太战略进行谨慎的谋划布局:美国想确保中国和平崛起,不致成为其利益的威胁;美国也希望通过深化日本的安全依赖,阻止日本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强国;基于美印关系的大幅改善——这可谓布什政府为数不多的外交成就之一,美国还试图说服印度将现在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升格为一种军事协作。不难发现,这种模式的亚太战略本身蕴涵着内在矛盾,同时达到上述几种不同的政策目标对美国来说决非易事。

　　事实上,从冷战后期结成权宜同盟起,美国和中国越来越成为相互依存的伙伴。经济上,美国依赖中国的顺差和储蓄来为它居高不下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而中国则通过对美国的巨大出口维持着高经济增长。政治上,正如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外交博弈所显现的那样,美国与中国在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促使两国在相关议题上携手合作,不断为“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增加新的实质性内容。

　　伴随着中美互动的加强,美日安全同盟的战略基础却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与冷战时期不同,美国和日本不再有共同的敌人。日本感受到中国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的越来越大的“威胁”,2007年日本防务白皮书称“(中国的)目的是要建立在远离其海岸水域进行作战的能力”,而美国却把中国定义为非敌非友,美情报机构对中国军力扩充的最新评估认为,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断成熟的一部分”。因而,日本对于未来是否可以继续依赖美国的核和安全保护伞的怀疑正逐渐浮上台面,特别是当中国与日本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怀疑反过来引起了亚太地区广泛的安全担忧。

　　对于四国战略同盟倡议,美国倾向于在积极派和消极派之间保持平衡,态度显得较为谨慎。在华盛顿看来,日本已经有了双边和三边安全安排,将这些安排扩大成四国模式可能使与中国的持续合作越来越困难——中国一直在警告反对建立一个“亚洲的北约”。也许印度在美国关于四国战略同盟的考虑中是个例外,因为美国希望经由四国安全同盟框架将印度塑造成一个盟友。正如不断提升的美印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两国即将达成的搜索和互助协议(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ng Agreement,AC—SA)所表明的那样,通过双边途径,华盛顿已经逐渐扩大了它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藉此,美国试图与印度军队打造行之有效的合作作战能力。华盛顿也盯上了未来几年可能与印度达成的数百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并准备卖给印度特种部队六架C-130j超级大力神军用运输机及其装备,总价超过13亿美元。目前,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这样的军火生产商正在游说向印度出售126架喷气战斗机、价值110亿美元的一笔生意。

　　美国极力拉拢印度的愿望能否实现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一贯以自己的战略自主性为骄傲的国家,印度仍然不太情愿进入美国紧密的战略怀抱。一方面,传统上美印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印关系的基础并不牢固。印度只想与美国保持一种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变成华盛顿的一个盟国。美印防务合作的进展是渐进的,其中四国同盟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印度自己对待四国同盟的方式是低调的,它暗中支持建立民主和平,却不愿做任何可能触怒中国的事,以避免中 国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压力。尽管2006年12月印度与日本在一份共同声明中承诺“在印度、日本及其他有着相似思维的亚太地区国家之间关于共同利益原则的对话的有用性”,但在2007年6月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辛格总理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报了第一次四国会议的情况,并表示“绝对不会结成团伙”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印度在亚太地缘政治博弈中并非只有“民主同盟”这一条路可走。如果印度在一个有助于推进全球力量平衡的欧亚战略三角中能够公开地与俄罗斯和中国联手,那么它似乎没有必要小心翼翼地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寻求亚洲的民主和平和稳定。

　　所有这些因素——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极及美国在积极和消极之间的游走——让日本成了四国同盟中唯一一个充满热情的国家。事实上,在亚太地区组建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同盟的构想正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在他的名为《走向美丽之国》(To—wardA Beautiful Country)的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本书在安倍上台前几个月出版。安倍就任首相后,日本政府开始落实所谓四国战略同盟构想。2007年5月下旬马尼拉举行东盟地区论坛之际,日本力邀美、澳、印三国举行磋商。同年8月下旬,安倍首访印度,竭力游说印度积极加入四边战略对话。然而,除了日本之外,其余三国对继续这样的战略对话并不热心,第一轮磋商连下一轮对话日期都没有敲定。印度虽然高调欢迎安倍访问,但同时明确表明,印度“与日本的关系不会以与中国关系为代价”,有意保持相对平衡的外交战略。鉴于上述事实及继任的福田内阁采取相对务实的外交路线,日本要想实现其战略谋划的“如意算盘”并不容易,第一轮四国战略同盟对话冷清收场即为一例。

　　当然,尽管四国同盟倡议的始作俑者是日本,且美国出于策略考虑尚未公开予以大力推进,但其幕后却隐藏着美国深深的背影。《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是美国副总统切尼2007年2月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时促成的。对于中国的走向和东亚秩序,美国决策高层骨子里宁愿相信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作出的判断:“崛起的中国不会融入西方建立的东亚安全体系、自由价值观和自由世界秩序。所以,……事实上(美国)已经在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譬如加强美日军事联盟、加强同印度的战略关系等。”

　　在此种背景下,虽然澳大利亚和印度有所保留,但四国同盟今后仍有可能会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地缘政治链条。美日印在四国同盟成立会议前不久在东京附近举行第一次联合海军演习,以及2007年9月四国同盟会同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代号为“马拉巴尔一07”的联合军事演习绝非偶然。后者是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海上多边军演之一,旨在建立将亚太民主国家连为一体的安全结构,加强四国军队间的合作和协同作战能力。国外分析家指出,演习的地点是精心挑选的,为的是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及其盟友能够粉碎北京通过进入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港口、从而确保控制重要海上运输线的“珍珠串”战略。纵观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外交上的种种作为,其防范或制约中国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因此,长远来看,美国与亚洲“民主”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亚洲安全具有不容小视的影响,亚太安全形势暗含愈趋紧张的可能。

　　三　意识形态语境下的中美关系

　　根据《普林斯顿计划》的描述,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全部是地区或全球性问题,只有“中国的崛起及东亚秩序”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和议题,被列入讨论议程。文件作者承认,快速发展的中国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一种强国崛起现象,这表现为中国和美国有着众多共同利益,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世贸组织等重要的国际机制,并且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等等。这决定了美国不能仅用阻遏的办法来对付中国,而应像文件所规划的那样,必须从软硬两方面双管齐下与中国交往,促使中国改变。

　　无论实际效果如何,从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提出到四国战略同盟倡议的实施,意识形态考虑始终是美国战略思维的一条主线。民主同盟和四国倡议均把促进民主和人权置于重要地位,又一次突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恒久主题。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自20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涉足国际政治以来,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总体上追求四大核心目标,分别是权力(国家安全)、和平、经济繁荣和原则(促进民主),它们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四项基本内涵。其中安全与繁荣可以被视为现实的国家利益,促进民主可以被看作意识形态利益。在特定条件下,这四大外交政策目标是兼容的和互补的,可以通过同一战略予以实现,如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和1990~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在这两个例子中,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相辅相成,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涵盖了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一般模式,即不仅要实现意识形态目标,而且要谋求现实国家利益。在意识形态目标的推动下,美国对改造中国抱有盲目的乐观和自信。华盛顿的对华遏制派相信,只有在一种开明的政治之下,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社会稳定。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基于其在经济领域里的良好表现,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因此,华盛顿实际上拥有强有力的筹码来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基于这样的判断,冷战后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中大打意识形态牌;例如,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增进我们的安全、促进我们的经济繁荣与推广民主的目标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一战略下,美国对华政策把道德关怀置于安全与经济利益之上,再度凸显了对华关系中的人权标准。即便是倾向于现实主义外交的布什政府,也没有对意识形态因素弃置不顾,它已将促进民主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目标。布什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中,以及白宫2006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集中讨论了在国外传播民主的问题,并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在全球范围促进民主的倡议。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自然符合这一战略的意识形态框架。前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就曾在他那篇著名的讲话中声言,“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问责。”为了使“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中美)关系”“根深叶茂、常青不衰”,美国要“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

　　不过,或许是由于共和党现实主义外交传统的内在影响,或许是由于需要应对更紧迫更重要的事项,意识形态因素最终并未主导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议程。但意识形态考虑却使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走过了一个轮回。在执政初期,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付出的巨大代价,迫使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后期重新强调安全与经济利益,从倾向人权一端转而在两端之间寻找平衡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总体上是决策者在意识形态目标与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特别是在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上,美国必须不断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基于道德考虑的外交政策和优先考虑的地缘政治外交政策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和取舍。

　　实际上,美国对华发起意识形态攻势由来已久,试图按照它的模式改造中国的努 力几未间断。从最初传教士力求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和道德,到商人试图改造中国的经济体制,再到政治家谋求在中国建立代议制民主政府,以及人权组织重塑中国的人权观念,美国各种势力无不企图对中国施加影响,竟相致力于用美国文化改造中国,期望把古老的中华文明改造成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进而把中国纳入美国设计的自由国际主义体系。

　　与早年美国传教士劝说中国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不同的是,当代美国人试图在四个方面改变中国:经济上促进中国市场化,政治上向中国输出民主,在文化领域传播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在战略上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向。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稳定、开放、没有侵略性、接受自由市场规则、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与美国合作共同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这样的中国既可以促进美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在美中交往的200多年历史中,美国除了在中国谋求具体的经济利益外,按照自身模式改造中国是美国与中国交往的第二大驱动力。这是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最深刻的体现。

　　正因为用美国价值观改造中国是美国在中国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意识形态才成为诠释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用来理解长时段的中美关系史,也可以用来阐释具体事件和政策,超越了由权力一利益概念交织而成的固有思维藩篱,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嵌入了文化推动力,从而成为解读中美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模式。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始终存在中美两大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即美国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和中国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之间,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冲突。只有把美国对华政策视为既追求权力和利益,也追求实现美国国家使命和梦想的过程,把中美关系既看作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又视为两种具有不同记忆、追求、生活方式和价值偏好的文化实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实质和内涵。

　　然而,尽管意识形态在塑造美国对华政策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如何协调它与现实国家利益的关系却是美国决策当局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美国外交政策四大目标的一致更多时候只是一种偶合或决策者的愿望。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这四大目标之间往往是相互矛盾和彼此冲突的,例如在中美关系中就包含权力、繁荣与原则的对立。为促进人权与扩展民主而使用经济制裁手段,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固然可以服务于促进民主的目标,却无疑会损害繁荣的目标,同时制裁在安全上也无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此外,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考虑与现实国家利益的冲突还与后冷战时代的特点有关。冷战期间,鉴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贸易往来不足为道,美国对苏联集团的遏制可谓既捍卫了美国的理想和安全,一般也不会损害其经济利益。而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导致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渐加深,使诸如经济制裁之类手段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若以制裁推动人权,必然会损害美国对华关系的整体利益,妨碍美国大战略中其他对华政策目标的实现。

　　总之,意识形态诉求既是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重大动因,又是美国与中国发生摩擦的最深层原因。正是在意识形态目标的驱动下,美国试图改变中国,而中国抗拒这种改变,由此引发的中美矛盾和冲突更显剧烈和持久。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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