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学者谈中国政经
作者：Richard C. Bush III，陈小树/译 来源：共识网
2014年12月18、19日，布鲁金斯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邀请日美两国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一场对话，与会者围绕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阐述了各自的见解，并进行了讨论。举办对话的目的是希望两国学界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更为一致的认识，以此作为两国共同应对中国作为强国重新崛起的政策基础，这也是两国同盟目前的主要任务。
在本次对话中，19日上午的部分是公开的，你可以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Brookings.com上找到视频与录音，完整的文字记录和其他一些演讲内容。
无论在美国还是日本，人们对于中国及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议题有一系列不同的看法，这并不值得奇怪。讨论的议题不同，两国的中国专家之间以及两国专家内部观点分歧的程度也不同。观点的差异在预料之中，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差异源自何处。
在经济方面，日美学者的观点相当接近，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经过讨论，学者们一致同意：中国的经济崛起无论对于美国、日本还是其他经济体都是有利的。东京大学的友男丸川(Tomoo Marukawa)指出日本方面对此的态度是微妙的。一方面，许多政坛商界的领袖能够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益处。但另一方面，日本民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崛起抱有惧怕和嫉妒的心理，惧怕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经济崛起必定导致中国的外交上的强势和军事上的扩张，嫉妒是因为中国取代了日本坐稳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在日本，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很有市场，部分是因为这种论调能缓解民众心中的惧怕和嫉妒。
与会者均同意中国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已经到达了极限，现阶段中国亟需改变策略，拉动内需、鼓励创新，推动金融自由化，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放松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迁移的限制，并将服务业向外资开放，以引入竞争。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以上改革的必要性，并且已经着眼于正确的领域。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接受结构调整带来的增速减缓。
最后一点共识是改革的过程将充满困难，其中的关键是应对以下三点挑战：
首先，克服国有企业的阻力将会相当困难，因为它们是既得利益集团，保持现状对他们有利。第二，改变地方官员的考评标准很有必要，需要让他们放弃GDP至上的观念。第三，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市场经济中心地位的前提。2014年11月举行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大体上强调了依法治国，这是正确的做法，尽管其细节内容并不尽如人意。
在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多少份额，扮演何种角色这一问题上，与会学者进行了一些辩论。根据传统观点，国有企业处于特权地位，享受优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罗迪(Nicholas Lardy)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私有部门业已成为并将一直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看法。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指出即使国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逊于私企，它们依旧得到国家的优先支持，从而对经济造成了扭曲。在我们的公开会议中，友男丸川(Tomoo Marukawa)指出：自2009年开始，中国国有企业资产占GDP的比例开始上升，先前这一比例一直保持下降。另一名与会者指出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差别。对内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中国对待外国公司的方式还存在问题。
在政治体制方面，意见的分歧有所扩大。倒不是日美两国的专家各执一词，更多的是学者们无法与本国同僚在以下命题上达成共识：在精英政治、央地关系、官僚利益等诸多议题中，何者对于理解政治结果和政治体制最为重要?当然，在日美两国学者之间，对于各因素重要性大小的判断也很可能存在差别。总的来看，日本学者相比他们的美国同仁更加强调精英政治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东京大学的高原明生教授(Akio Takahara)发现关于高层政治的看法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分别强调了体制中两个不同的方面，“制度学派”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高层政治，而“政治斗争学派”关注政治斗争。他说到：“真实情况可能是两者的折衷。”政治的参与者可能通过或围绕制度来争夺权力，而如果他们增强了自身或者削弱了对手的权力，就能够使制度更好地为他们的目标服务。另外，掌权的个人还可能利用公职的任免权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攫取财富，也就是贪污腐败。这样就损害了机构的独立、统一和效能。
相关地，体制中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与制度和政治斗争一同起作用，可以完善我们对议题的认识。
其一是政策实施的模式。一种是科层制程序，依照法规、规范、指示和监管进行。另一种是通过政治运动，利用广泛动员，对机构的正常运作进行干涉以及采取一定程度的威慑来达成目标。政治运动在毛泽东时代频繁发动，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也并未绝迹。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和时下的反腐斗争都是突出的例子。然而，无论从政策的实质和实施手段上看，改良主义的倾向是明显的。
其二是各个行政层级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央、省市、地级市、县、乡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层级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稳固，主政各省市的官员享有相当的权威，在与上级的互动中享有自行其是的权力，亦有充分的机会牟利自肥。他们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并维持社会稳定，他们治下的政绩是优是劣有明确的考评办法。习近平制定的改革明显意图改变政策导向，但还缺少一个度量官员绩效的标准。改革会对各层级官员的权威和自治造成潜在的影响，因此，改革在长期中是否能够落实延续还是一个未知数。此外，反腐运动会在官僚集团内部造成严重分裂，因为这减少了寻租的机会，危及了官僚的利益。
其三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的行业和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向自由化大幅迈进。而习近平上台以后，趋势开始变得复杂。一方面，经济改革如果能取得成效，便可以弥补政治改革造成的哪怕最严重的后果，而司法体制的建设巩固同样能提供纠正滥用职权的渠道。然而另一方面，政府进一步收紧了对政治活动本已严格的限制，同时政治(活动)的定义也变得越来越宽泛。
与会者都同意：相比他的前任们，习近平更快地巩固了权力，也拥有更大的个人决策权，庆应大学的加茂具树(Tomoki Kamo)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有人认为这一情况是由于习与他的领导班子感到不安，所以有压制异见，防止公众背离的需要。另有学者认为这种权力的整合巩固是锐意改革的先决条件。也有观点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权力的集中和诸如反腐运动一类的举措也会造成副作用——中央接收外界反馈变得更加困难。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50217121205.html
来源时间：2015/2/23 发布时间：20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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