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没有战略谅解的战术合作

作者：王建伟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9期

　　10年前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本土200年来第一次遭到袭击，它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大国关系立刻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全球反恐时代，或者说“后后冷战时期”的到来。

　　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9·11”之后不久对美国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宣称，在反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世界各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反恐，要么和恐怖主义站在一起反对美国。这虽然反映了布什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上“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却也道出了“9·11”之后的国际大环境。

　　“9·11”之后中国战略选择的成因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9·11”恐怖袭击并非针对中国，其缘由也和中国毫不相干，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显然无法作壁上观，而必须表明立场。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面临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巨变，审时度势，在第一时间做出了战略选择。据吴建民在 《外交案例》一书中披露，江泽民立刻召开会议商讨局势和对策，在事发后五个小时就给布什总统打电话，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对美国人民表示慰问和哀悼，并表示愿意加强和美国的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江泽民的这一举动使中国成为最早向美国表明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立场的大国之一。它让中国在后“9·11”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中在一定时间内掌握了先机，在新形势下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根据吴建民回忆，他曾经当面问江泽民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江泽民回答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在这次恐怖袭击中受害的都是无辜百姓，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慰问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反对恐怖主义也是中国的一贯立场。

　　江泽民的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中国外交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在面对反人类的恐怖暴行的时候，各国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分歧，发出同一个声音，这使得中国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汇入国际主流价值，避免因为态度暧昧而陷入道德孤立的境地。其二，恐怖主义不仅是美国的敌人，也是中国的敌人。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新疆等地日趋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越发表明，当时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是有远见的，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反恐斗争和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反恐合作。

　　当然，除了人道主义的考量之外，中国领导人必然也有战略上的判断。“9·11”之后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是，它有没有改变“冷战”后美国独霸的世界基本格局?事实证明，由于恐怖主义一般没有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力量和资源作为依托，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相反，由于“9·11”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动员其资源、使用其力量的机会，它在短期内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苏联解体之后的美国独霸局面。基于这一判断，中国在“9·11”之后坚定而明确地表达了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立场，有条件、有选择地加入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向美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情报援助，还打破传统外交的惯例，异乎寻常地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这些战略选择总体而言是明智的，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美国战略调整和中国战略选择的后果

　　抚今追昔，“9·11”之后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中国的战略选择，至少带来了以下几个后果。

　　——打破了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P ·Huntington)“文明冲突论”中关于中国的预言。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历史的终结” 和“文明的冲突”之间的争论。“9·11”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这场争论。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能全部解释“9·11” 的根源，但是，他关于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将以新形式表现出来的论断被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

　　然而，亨廷顿关于中国在这场文明冲突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论述却是错误的。在他的论述中，在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较量中，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对手的是伊斯兰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这两种文明有可能联手与西方文明对抗。但事实是，“9·11”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对抗西方文明，反而与西方文明联手，共同对付伊斯兰文明中的极端势力。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华文明自从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尤其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与西方文明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融合，这和伊斯兰文明中抱残守缺、拒绝现代化的原教旨极端势力截然不同。

　　——暂时中止了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以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的全球战略。

　　布什上台前后，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一直致力于找到一种能够保持美国霸权地位长盛不衰的全球战略。“9·11”之前，这一战略已略具雏形。择其要者，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将从西欧转向东亚，理由是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日益西方化，以及东南欧种族冲突逐渐得到控制，美国在欧洲不再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相反，在东亚，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台海地区和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美国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布什政府外交团队主要成员认为，只有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大国在力量上有利于美国的不平衡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因此，美国的霸权或优势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美国应当无限期地阻止任何其他大国成为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对手。为此目的，如有必要，美国可以使用武力。从这一构想出发，中国很自然地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关注焦点，被看成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国家。在这一战略调整中，中国成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重大因素。

　　但是，“9·11”出人意料地打断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进程，改变了美国的战略环境。首先，它表明，对美国的现实威胁不是来自某个大国，而是来自非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第二，和美国决策者担心的相反，不是东亚，而是中亚和中东成为威胁美国利益的国际冲突的滋生地。第三，“9·11”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大国在反恐问题上都作出了与美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战略抉择，这就说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并不一定会被传统的大国争雄所主导。所有这些都说明布什政府“9·11”之前的战略思考有很多盲点。“9·11”的冲击使美国的决策者开始反思其外交战略，美国的战略重点被迫从东亚转移到中东。布什在2002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也提出，由于面临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大国处在同一条战线上。虽然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并不一定导致冲突。他断言，现在面临着自从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大国有可能和平竞争的最好机会。

　　——改变了布什对中国的看法。

　　布什上台前后对中国并不友好。他在竞选期间把中国定位成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在他执政之初，从对台军售到南海撞机，中美关系危机不断。“9·11”之后，小布什从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出发，认为在美国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中国作为“战略竞争者”即使不趁火打劫，也会幸灾乐祸。出乎意料，中国领导人却是雪中送炭，不仅及时通话慰问，还予以情报上的支持，这对布什触动很大。他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在对华政策上做出了几次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干预。

　　第一次是在“9·11”之后，布什由于国内反恐斗争的需要，取消了原定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三国之行，但决定按原定计划出席当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APEC高峰会。会议期间，他同江泽民首次接触，数度晤面。在访华期间，他不再使用“战略竞争者”来描述中美关系，并同意和中方一起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第二次是2002年的亚洲之行。布什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北京列入他的访问日程，声称这是他答应了江泽民的事情，不能改变。同时，他选择在2月21日，也就是尼克松在30年前开始破冰之旅的日子，到达北京，表示他要继续推动中美关系的善意。此外，“9·11”之后，一直搁置不用的中美热线突然真的“热” 了起来。布什和江泽民几乎每个月都要通电话。在布什总统的亲自过问下，“9·11”之后，中美关系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成为布什政府八年施政中在外交上少有的亮点。

　　——使中国有较大的战略空间来开展卓有成效的周边外交。

　　“9·11”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转移到中东，相对减少了对东亚地区的注意力。尤其是布什政府在新保守主义的劫持下，夸大敌情，矫枉过正，想利用“9·11”带来的“黄金机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全球军事和政治霸权，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从而导致美国陷入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无暇顾及亚洲。美国领导人常常缺席重要的地区组织会议。相反，中国却利用这一时机，以经贸关系为主要杠杆，大大增强了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一直到奥巴马上台，美国才开始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

　　结语

　　总之，“9·11”之后，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历史机遇，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而在短期内为中国外交赢得了较大空间，为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创造了条件。但是，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美国全球战略的新保守主义色彩，使得中美关系的改善只能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无法达到战略高度，换言之，是一种“没有战略谅解的战术合作”。

　　事实上，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恢复交往以来，中国多次在重大关头支持美国。这些举措从短期而言，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中美双方缓解矛盾，稳定关系;但是，从长远看，它们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足以消除双方在战略上深刻的互不信任，不足以形成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时值“9·11”十周年，中美关系能否达到真正的战略默契和谅解，还有待双方的不断尝试和努力。 ■

　　王建伟为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主任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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