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国召唤新的外交战略理念

作者：王建伟  来源：联合早报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六四”风波之后，面临国内动乱，国际孤立的严峻局面，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国内发展经济，避免和西方的对抗，享受到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成功地融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简言之，“韬光养晦”为中国在最近20年的迅猛崛起铺平了道路。

　　但是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不断上升，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的今天，这一方针是否仍然适用，中国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外交大战略，已经引起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烈讨论。尤其是去年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形势的风云变幻，凸显出中国外交正面临全新的挑战，使得这种讨论有了更强的现实意义。

　　最近在媒体报端看到的主流意见，似乎主张中国在外交上仍需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但是笔者认为在中国全面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外交需要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和理念框架。总体而言，“韬光养晦”已经不适应中国外交的当今现实和长远需要。

　　首先，“韬光养晦”的提法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可以对外宣示的中国外交战略方针提出来的。中国的官方外交文件至今从来没有正式提到过“韬光养晦。”事实上“韬光养晦”含义晦涩，很难被国际社会所透彻理解。它一经披露，就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读和误解，甚至被认为是居心叵测，暗藏杀机。可以说“韬光养晦”作为一种国际话语，并没有对宣示中国的和平外交，起到多少正面的作用。如果说在中国羸弱的时候提“韬光养晦”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那么当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的情况下再讲“韬光养晦”，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存在决定意识。当中国的综合国力取得实质性的提升之后，它必定要反映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事实上，近年来尽管中国外交政策的话语体系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外交实践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折射出实力增强所带来的自信提高，底气渐足。中国外交近来在如气候变化、美国对台军售，南中国海问题、美韩黄海军演、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强势表现就是明证。

　　所以西方舆论描述近来中国外交变化的“三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必胜论”，虽然有故意渲染，夸大其词之嫌，但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在这种情况下，再讲‘韬光养晦”听上去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不那么真诚。这也是为什么胡锦涛去年已经对邓的战略稍加调整，改成“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积极”两字似可诠释中国外交正在发生的转型。

　　第三，随着中国的崛起，它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界定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利益正在经历从周边化到地区化再到全球化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经贸利益、海洋利益、在非洲拉美等外交“新边疆”的地缘政治利益、资源利益、外空利益等等都在不断增长，已非邓小平那个时代可比拟。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关键是中国新的外交战略理念，需要像美国的国家战略那样，将自己不断增长的地区和全球利益讲清楚，道明白。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最近的一篇长文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界定还是狭义的，没有包括中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和全球利益。他把中国的战略意图简单地归纳为“和平发展”也流于空泛，没有道出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实质内容。

　　最后，中国的崛起也不可避免地抬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值，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要像过去那样事事低调，作壁上观，搭别国的便车，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某些问题上，中国这个头不当也得当。例如最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高，各国都把眼睛盯着中国，中国想息事宁人，无所作为已经不可能。与其如此，还不如抛开“韬光养晦”的羁绊，因势利导，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反应为积极塑造，既要作贡献，也要得回报，既要承担责任，也要维护权益。

　　总之，“韬光养晦”已经基本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的一些具体做法可以延续，但是作为一种对外宣示的外交战略概念已经不合时宜。在外交理念上，中国也应当与时俱进。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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