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大国外交理论准备和中国智库的担当

作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毛莉)4月2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在中国政法大学做了题为“大国外交理论准备和中国智库的担当”的学术报告。

　　“任何大国在崛起的时候，都需要有理论。如果只有高楼大厦、只有GDP，只有公路、铁路，就好像水泥没有钢筋。”在报告开篇，杨洁勉谈到了中国当前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在前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因为是从很低的起点出发，所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硬件、物质建设方面，有其历史根源和合理性，而中国发展到今天，亟需加强理论建设。

　　如何加强理论建设?首先是对中国千百年来学术、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杨洁勉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优秀和糟粕并存，应时和久远兼具。中国传统思想中优秀的有什么?有自成一体的思想和战略。如中庸平衡、辩证思想;讲信修睦、和平非战;国大于家，精忠报国等等。之所以中国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这与我们的国家观念有关。霍去病、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这些人的名字应当被深深铭记，林则徐讲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种精神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了。杨洁勉特别强调，中国的传统思想不只孔子一家。有管子的“以人为本”、老子的“天人合一”、孔子“和合思想”、孙子的“战略谋略”、墨子的“兼爱非攻”、韩非子的“法术势”。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由其时代背景和局限性，今天的我们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思想，并且内化到改革开放中。

　　杨洁勉说，要加强理论建设，还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的讲话指出，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杨洁勉对中国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成果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总体思想、战略思维、政策原则和大国特色几方面的内容。

　　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60多年的共和国外交史上，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建设者，又是中国外交的实践者，在把党的思想路线转化为对国家外交领导的探索和创新的各个历史阶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江泽民外交思想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

　　杨洁勉总结说，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结合中国国情，二次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结合世界实际(世情)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超越原有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第三、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用前瞻性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如小康和大同，和谐世界、中国梦等，以此鼓舞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为此共同努力。

　　在谈到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时，杨洁勉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主要由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等三大部分组成。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即中国对自身和世界关系的总体看法，主要由时代观、体系观、发展观、安全观、利益观、民本观等要素组成。杨洁勉认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动态的，今后几十年的焦点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定位问题。中国要在客观全面定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总体目标。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是中华民族战略谋划的优秀传统思想。”杨洁勉在谈到中国外交的战略思维时表示，战略思维是总体思想和政策原则之间的桥梁和过渡。杨洁勉认为，中国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基本原则、奋斗目标、主要议题、基本途径和保障措施。战略思维就是中国对自身和世界关系互动的总体思路，对国际战略全局形式和未来走向的判断，总揽和驾驭国际战略全局的理论体现，主要由全球战略、地区战略和领域战略等要素组成。

　　杨洁勉接着谈到了政策原则。他说，政策原则是国家或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行动准则。政策原则用以规定中国外交为完成各项任务所应遵循的行动原则。中国外交政策有“三大原则”：一脉相承、全面规划、富有弹性。

　　谈到大国特色时，杨洁勉引用了外交部部长王毅的一段话：今天我们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要从博大精深的文明积淀中汲取养分和力量，向世人展示我们中国人的从容、自信、开放和进取。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杨洁勉对中国智库、特别是外交智库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从中国外交智库的发展来看，中国在1956年成立了第一所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于1960年成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于1964年成为首次设立国际政治系的三个高校。

　　杨洁勉还谈到了中国智库“走出去”的情况。杨洁勉说，中国智库有五大任务：理论创新、战略思维、政策规划、舆论引领和队伍建设。中国在走向全球大国、乃至全球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智库任务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和多向，我们要重新审视、规划和践行智库“走出去”。

　　杨洁勉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在内的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快速增长，今天中国社科界“走出去”的不仅是人才、还有资金和学术网络。在改革开放初中期，中国学者在国际名牌大学很少有机会作演讲，能讲的往往也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现在中国学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和推介的课题具有当代、乃至未来导向型意义。此外，中国社科类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走出去”时，正在改变过去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分散性，逐步增加了计划性和统筹性。

　　杨洁勉还谈到了中国智库“走出去”的难点。中国社会科学总体水平不高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改变。学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智库“走出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杨洁勉认为，我们的综合国力要转换为学术水平还需要时间，因为人才的培养有滞后性。社会科学对资历和经验的要求使人才培养周期要远远长于某些自然科学，一些社科领域的特殊性使我们在一些尖端和重要领域难以引进海外人才。而缺乏国际一流人才严重拖延了中国智库“走出去”的进程。

　　在报告的最后，杨洁勉说，中国智库“走出去”要善用、改造和创新现有机制。创新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我们首先要先搞清楚现有机制的长处和短板。中国现有研究和教学单位已经同国外建立了长期和广泛的合作，因而具有“走出去”的相当基础。中国特色的智库具有许多特点和优点，如国家的机制和资金保障，而许多国家的智库靠自身奋斗，有的难免自身自灭。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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