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语言和强权行动:冷战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

作者：刘永涛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主流趋势的新时代。不过，国际社会也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新难题和新挑战，局部动荡和地区冲突持续不断。有关国际干预的情形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①除其他政策手段外，军事干预乃是一些(尤其西方)国家卷入或处理国际/别国事务、实现本国对外战略利益及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它与当今世界倡导以外交和对话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主流理念相悖，因此，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话语/身份政治的角度提出一个经验上的观察，即冷战后美国政府在制订周密的海外军事干预行动计划的同时，还精心策划了一整套服务于这类军事干预计划的语言战略，使二者具有相互支撑和构成的关系。譬如，对于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美国政府往往声称它是出于捍卫西方价值、观念和信仰(而非追逐他国领土或海外市场)的缘由。有关西方“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的语言，为美国政府实施海外军事干预(甚至发动战争)提供“正当”理由。反过来，这类干预又为美国政府推行其全球“民主化”战略提供了一种强制途径。于是，在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情形：一方面，美国政府声称要把“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作为人类行动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却以使用武力/暴力等非民主手段卷入或干预他国内部事务。这种把使用/操纵“民主”语言和采取军事强权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构成了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行为的一个明显特征。

　　捍卫和推广西方意识形态和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或者说，所谓理想的、高尚的“民主”语言如何成为美国政府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的一种动力?本文从国家身份与对外政策关系的视角，理解和说明冷战后美国政府“民主”语言和海外军事干预行动之间的相互构成性关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复杂政治后果。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既体现在物质追求上，也表现为捍卫自我观念和价值方面。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工具，军事干预为美国政府谋求实现其全球地缘战略目标服务，即除了追逐美国的国家物质利益外，还有着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①把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信奉的观念和价值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做法，制造了一种西方“原教旨主义”“全球化”现象，即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推广。它不仅给美国政府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制造了“理由”和“借口”，而且排斥和压抑着世界上其他不同文化的价值和观念，给冷战后地区安全动荡、民族/宗教仇恨、暴力及冲突升级制造了新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既是强势的，也是脆弱的。

　　本文首先从话语/身份政治角度叙述语言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国家对外政策往往受到身份政治的驱动，关乎如何通过语言手段确定和处理本国和他国之间的社会关系。然后，本文说明冷战后西方社会竭力推广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信仰的观念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原教旨主义”世界。随后以美国政府军事打击南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军事空袭利比亚为例，分析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民主”语言建构起对外政策中的“自我”和“他者”身份，为其采取海外军事行动“正名”。最后揭示冷战后美国政府所捍卫和推广的“民主”和“自由”价值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指出以这类价值为名义而采取的海外军事干预(及战争)行动给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国内带来的复杂政治后果。

　　二、语言和对外政策

　　一般地讲，对外政策理论探究国家如何理解它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对其做出回应的方式。不同的对外政策理论依赖哲学中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视角认为，国家对外政策主要是一种物质实践活动，有关观念及语言使用(或话语)并不纳入对外政策研究的范围。或者说，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进程及其后果的决定性力量，主要与实际的物质行动(而不一定与作为文化范畴的观念和语言)有关。物质行动和语言使用被认为是彼此分离的两码事情，而且语言往往被看做是靠不住的东西。因此，在一般的国际政治研究及对外政策分析里，语言通常作为外交上的一种辅助因素而被低估和不予重视。

　　然而，语言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在话语/身份政治视角看来，语言和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同从事其他社会实践一样，政治家和决策者主要通过语言进行对外政策活动。一定的对外政策或者被书写、或者被口头表述出来。这并不是说国家之间发生战争、贸易争端或文化冲突就是语言上的事情，而是说语言始终存在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中。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政治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正是利用(文字或口头上的)语言讨论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部署国家资源、发出军事命令或战争威胁。

　　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家对外政策关乎如何确立和处理与他国的社会关系。在话语/身份政治视角看来，本国实力和身份乃是体现在与他国关系的基础上。因此，对外政策需要制造一个作为“自我”的本国身份和作为“他者”的别国身份。国家身份和对外政策往往又是以语言叙述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对外政策话语总是表达着自我和一系列的他者”，而且它们之间具有相互构成性关系。①一方面，一定的对外政策依赖于对“自我”及“他者”国家身份的具体呈现。一定的国家身份规定着国家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对一些国家来说，对外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乃是由参照这类身份关系所决定的。因此，身份政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行动和利益追求。另一方面，一定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乃是明确和界定本国和他国身份的过程。正是通过一定的对外政策话语，这类国家身份以及它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被建构和重建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身份并非客观或自然存在的东西，而是经由不断的叙述、讨价还价、重构等社会实践活动而建构的产物。只有确立了国家“自我”及“他者”身份之后，对外政策才开始处理和应对处于这种身份政治下的国家间关系。

　　于是，语言和对外政策之间非但不相互分离，而且彼此关联在一起。事实上，语言不仅运用于外交或谈判中，描述或再现国际关系“现实”，而且具有塑造并建构对外关系的功能。不同的对外政策话语叙述着不同的对外政策“现实”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如果说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乃是确定(或说明)国家面临的外交难题、解决和应对这些难题所需采取手段的过程，那么对语言的使用和操纵变得尤为重要。语言可以成为政治家和决策者制造和想象“外来威胁”或“敌人”、操纵和控制“危机”的基本工具。也就是说，“安全威胁”、“外交危机”或者“敌人”等这类主体对象可以经由一定的对外政策话语而被建构起来。在这里，语言使用本身成为对外政策行动的一部分。反过来，一定的对外政策行动强化并支撑着其政策话语。前者用来证明后者“描述”的内容具有“正确性”及“客观性”。如果说海外军事干预需要理由的话，那么政治家和决策者正是利用一系列经过精心设计的语言，建构起采取军事干预行动的“理由”。

　　于是，在社会权力关系的作用下，对外政策话语不同于一般的大众话语。就其内容上讲，它是有关国家政治/政策立场及价值选择的一套陈述;就其功能而言，对外政策话语可以是劝说性、威吓性和生产性的。至于它的使用，人们应该关注这些方面：讲话者是谁?讲话时处于何种环境?讲话的内容是什么?讲给谁听?使用语言的方式怎样?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理解特定对外政策话语含义的关键要素。譬如，决定对他国或地区进行(军事、政治或经济)干预之前，干预国往往会以一定的方式对被干预国或地区(以及那里的人民)给予必要的语言描述，说明采取国际干预行动的“紧迫性”和“正当性”。

　　三、冷战后西方社会原教旨主义盛行

　　长期以来，美国及其盟国一直把它们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所信奉的意识形态视为唯一正确的东西。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些国家欢呼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和“优越性”，美国更是利用冷战结束后所享有的“单极时刻”，致力于向全球推广西方“民主”、“自由”和“自由市场”观念及价值的“历史使命”，因为全球霸权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于是，西方“资本”和“民主”两样东西在后冷战时期获得史无前例的扩张。它所带来的一个政治后果是，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不同观念和价值受到来自西方观念和价值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

　　把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信仰的观念和价值说成具有普遍意义，并将其作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对外输出，制造了冷战后西方社会“原教旨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所谓原教旨主义，本来指20世纪初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极端宗教运动，它虔诚地遵循着一套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包括《圣经》文本正确无误并具有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质疑或挑战这些信仰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权威至上”的意识形态运动，把一定的宗教信仰视为“绝对真理”和“权威”，把不同观点和看法视为“异端”和“邪说”。冷战结束后，原教旨主义式意识形态盛行于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它不断输出和扩张，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深刻影响，令世界仿佛重新回到思想上的“新黑暗时代”。①

　　在政治方面，随着冷战结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开始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乃是唯一正确和可接受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都优越。这些人乐观地认为，全球采纳并实现西方“民主”和“自由”体制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有关“历史的终结”、“民主过渡”和“民主和平”言论在西方知识界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处于这种政治原教旨主义前沿的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不断培育着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把自我身份视为文明的、高尚的、优越的，不能容忍那些持不同观念和价值的“无赖/流氓国家”身份。不容忍他者乃是权威和霸权者所具有的一般特征。

　　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奉为一种经典。它否定政府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监管作用，全面鼓励企业私有化、低利率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被视为不可挑战或质疑的权威。作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个理论在冷战后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强行推广到全球其他地方。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贷款、投资和提出经济“结构调整”等要求，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纳这类市场经济理念，其结果不仅“加剧了国际经济的不平等和全球不稳定”，而且给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国家自身)带来复杂的经济后果甚至灾难。②即便如此，资本主义市场需求乃是首要的，对自由经济的信念不可怀疑和动摇，哪怕是以牺牲个人和国家的福祉作为代价。

　　在文化上，保守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东山再起。在美国，新基督教右翼力量不断扩大，其影响日益渗透入美国社会及政治的诸多方面。它们以宣扬西方“人权”、“传统家庭价值”为使命，在地方、州和全国范围内发起激进社会运动，阻止国会通过有关放宽堕胎和同性恋等自由立法。在新基督教右翼力量看来，只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同一(而非差异)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因此竭力反对任何的文化多元或文化相对论。此外，它还宣扬“白人种族优越”和“军事力量至上”观。在美国社会，一方面存在着指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情绪，另一方面则弥漫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力量的情形。利用不断地游说美国政客(包括国会议员)并借助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试图把美国国内信奉的法律观念、宗教以及家庭伦理推广到全球，使其成为处理对外关系和衡量他国行为的“国际规范”。

　　这种把自己诠释和信仰的观念和价值(像“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人权”等)视为“权威”和“真理”，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推广的做法，旨在从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确立起西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谋求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一个主要方面乃是确保它在全球范围的话语支配权。把自己的观念和价值输出给他者往往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非暴力方式，主要利用艺术交流和媒体传播等途径把自己的观念和价值传播出去，使它们逐渐被他人所接受和认可，成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和信仰;另一种是暴力方式，它是在非暴力方式不奏效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由政府、军队和警察以强制手段把自己的观念和价值推广出去。

　　四、西方“民主”为海外军事干预“正名”

　　在国际关系方面，对外干预通常被理解为是一种国家行为，即一国试图通过使用一定的胁迫手段，对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完整或政治意志产生影响。干预行动往往出于各种目的，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人道主义救助等考虑。对外干预有诸种形式，军事干预乃是通过暴力/战争的手段对他国事务施加作用和影响。

　　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受身份政治驱使，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海外军事干预行动。这些军事干预行动帮助建构了冷战后美国谋求充当“全球领导者”以及作为西方“民主”及“自由”的主要体现者和捍卫者的身份。美国一直自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不过，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像美国那样多的战争经历。从独立战争开始，几乎每一代美国人都经历着战争。战争、冲突和海外军事干预不仅帮助建构了美国的国家身份，助长了这个国家的“自豪感”，而且编织了美国具有与众不同的“美德”和“不服输”的神话。①确保冷战后美国的国家身份，这不仅是美国提出“世界新秩序”战略构想的基础，而且还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任何对美国“全球领导者”地位以及对西方“民主”及“自由”价值的挑战，乃是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挑战。

　　如果说海外军事干预(以及战争行动)需要“理由”或“借口”，那么捍卫和推广西方“民主”及“自由”价值乃是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动用国内外各种政治及社会资源使军事干预(和战争)行动“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口实。这类政治话语为将要采取的暴力行动提供必要的政治和道德“包装”，劝说国会及民众理解和支持海外军事干预行动，说服美国士兵为了某种“崇高使命”前往海外军事冲突地区或战场，使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剥夺别人的生命。不仅如此，它还使国内任何反对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的声音受到压抑和处于沉默，因为反对军事干预意味着反对“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因此，对于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来说，对语言的使用和操纵格外重要。能否成功操纵和使用说服/劝说性语言，成为衡量他们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为了实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美国政府往往精心设计和安排一系列在逻辑上看似相互关联的语言战略。冷战后，美国政府(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采取的大多数海外军事干预行动都是在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者说，有关“民主”和“自由”的话语伴随着海外军事干预政策。本文以美国政府军事打击南联盟(1999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03年)和军事空袭利比亚(2011年)为例，分析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如何受身份政治的驱使，为采取军事干预(及战争)行动，在实施语言战略方面所呈现的话语建构特点以及目的。

　　在语言战略的话语建构方面，至少在内容上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首先，把对方政权的身份建构为“敌人”或“威胁者”，把它们与作为“我们”的美国社会区别开来，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或发动战争之前，需要确定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面临外部“敌人”的威胁。在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看来，敌人是指那些反对或挑战美国信仰和观念的人，即站在西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对立面者。在美国的政治话语里，南联盟、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乃是这些价值的反对者，也是美国所倡导的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挑战者，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在对南联盟实施军事轰炸之前，克林顿政府及北约组织把南联盟塞族领导人说成西方社会的“敌人”，指责他们利用科索沃危机对阿族穆斯林人实施“种族大屠杀”。①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把伊拉克政权与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联系在一起，称萨达姆和“我们”不一样，“他不能容忍美国”，“他憎恨我们对自由的热爱这一事实”。②在奥巴马政府看来，利比亚人民一直被暴君统治着，自由在这个国家遭到践踏。利比亚国内发生动乱后，奥巴马政府指责卡扎菲政权拒绝把“民主”和“自由”给予它的人民。③在这里，“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是不热爱和平的。于是，美国政府派兵军事干预科索沃危机、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军事空袭利比亚，乃是从事具有“崇高目的”的事情，即推翻那里的统治政权，把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带给那里的人民。

　　其次，使用一定的政治话语，把美国不喜欢的政权建构为“邪恶者”。冷战结束后，“邪恶”一词重新出现在美国公众的政治话语里。它不仅具有宗教色彩，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新秩序”话语。在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那里，当今世界明确地划分为水火不相容的“文明世界”和“邪恶世界”。“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所表达的道德、自由、平等、对生命重视等价值，是与上帝所倡导的价值相一致的。因此，美国与它不喜欢的政权之间的冲突乃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当克林顿政府指责发生在南联盟的“种族大屠杀”时，当布什政府把伊拉克列为“邪恶轴心国”之一时，当奥巴马政府把卡扎菲政权视为“邪恶”的“独裁者”时，它不仅意味着美国政府把它们建构成为“邪恶者”，而且在逻辑上为美国政府采取海外军事行动提供了“道德”支持及“合法性”。

　　最后，被干预国政权的政治行为还被“罪孽化”。在美国对外政策话语里，将他国政权的政治行为“罪孽化”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把它所建构起来的“敌人”直接称为“犯罪者”：南联盟领导人被比喻为法西斯式“种族屠杀者”，萨达姆被称为“谋杀者”。二是罗列“敌人”所犯下的罪状：南联盟塞族军队“挨村挨户地搜查、轰炸平民、焚烧民宅”;①萨达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他的邻国”、“反对他自己的人民”，并“对邻国及本国人民使用生化武器”;②卡扎菲政权攻击和杀戮平民百姓，“把自己的人民比喻为‘耗子’，威胁要挨家挨户地惩罚他们”。③通过反复叙述这些政权对人民的残暴、非人道性和犯下的罪孽，美国的“民主”语言不仅唤起一般民众对这些政权的仇视和憎恨，而且制造了一种有必要采取军事干预加以阻止的“紧迫感”。

　　这种语言战略具有“战争”动员的目的，它至少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这类语言描述并建构了一种被干预国国内恶劣的“非民主”及“非人道主义”环境，其听众对象包括被干预国的民众、美国国会和选民以及世界舆论，旨在说服他们接受并认可对这种环境进行军事干预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即使在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有关国际事件的叙述和看法往往是一般民众了解和理解这类事件“真相”所依赖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这类语言背后强烈地表达了一种“美国理想”，即美国肩负着道德义务和历史使命：作为冷战后全球(民主)秩序的“捍卫者”和“领导者”，美国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以“解放者”身份把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从“邪恶的”政权统治下拯救出来，把“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带入这些国家。于是，克林顿政府称，“当我们的盟友设法拯救无辜的生命，维持欧洲的和平、自由及稳定时，美国有责任站在它们一边。这就是我们在科索沃的所作所为”。①当美国军队开始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实施轰炸时，布什政府将这一军事行动的代号称为“伊拉克解放行动”。在军事打击利比亚方面，奥巴马政府称“我们不太愿意使用武力来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和价值遇到危险时，我们有采取行动的责任”。②既然捍卫和推广“民主”和“自由”乃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那么美国必须采取军事干预手段对这些国家实施政权更迭，解除它们的武装，从而最终铲除其“威胁”。

　　五、“民主”的脆弱和军事干预后果

　　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和基本观念。不过，它们的内容及其含义则是约定俗成的，其普遍性依赖于人类对其内容和含义的广泛共识和认同。冷战后美国把自己所信奉和诠释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视为人类的普遍理解和信仰，把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视为具有普遍意义，从而制造了一种将西方社会观念和价值“全球化”的西方原教旨主义世界。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美国的价值’并非是普世的，只不过是特定的、有偏见的标准。一个强国冠冕堂皇地利用这些标准，以此作为把自我意志强加于弱国的正当理由”。③不仅如此，这种“把世界置于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之下的企图是危险的”。④的确，西方社会原教旨主义“全球化”思潮带来了复杂的政治后果。

　　第一，它忽视了自身话语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价值话语，把世界上其他文化及社会对民主、自由和人权含义的理解和诠释排除在外。在21世纪全球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多样化的背景下，任何排他性语言或其他符号实践都可能加剧国际政治中不同观念和价值之间的相互冲突。①事实上，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已经成为冷战后国家之间产生分歧和矛盾的新来源。

　　第二，在对外政策层面，它纵容了美国及其盟国以武力方式强行输出自己观念和价值的做法，往往给被干预国和人民带来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痛苦。在许多情况下，海外军事干预带来的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它制造了新的仇恨和威胁。譬如，美国政府军事干预南联盟事务以及后来承认科索沃独立，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难题和讽刺：“解放”了的科索沃阿族人反过来对当地塞族人实施种族迫害，从而制造了新的人道主义灾难。伊拉克战争给伊拉克和美国本身以及它们的人民带来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伤害。美国政府参与对利比亚实施军事空袭行动，支持反对派力量的“民主诉求”，但动荡局势背后真正受苦受害的还是利比亚人民。在这里，西方“民主”语言一方面为美国政府采取海外军事干预提供理由，另一方面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本身的一个“恶魔”。

　　第三，就美国国内而言，对“历史的终结”、“民主过渡”和“民主和平”论的简单乃至错误解读，使美国政府更无顾忌地在“民主”及“自由”的名义下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以“民主”及“自由”的价值作为标准，但又以非常不民主的方式采取行动，这使得美国政府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经常与它使用的“民主”语言之间相去甚远。马克思曾经写道：“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②当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一个明显之处是它曾经最为强势的东西，即美国“理想”和“道德”的影响力。这种盛衰变化部分地由于世界舆论对美国霸权主义行为的不断抵制，包括针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和战争政策而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强烈反美情绪。西方“民主”和“自由”的语言不仅给美国的对外政策造成困境，而且这些语言本身成为这类困境的一部分。

　　看来，美国社会所倡导的“民主”和“自由”既是强势的，又是脆弱的。一方面，这类观念和价值被认为是体现美国国家身份的主要来源之一，并内化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民主”及“自由”的语言帮助美国建构了一个泾渭分明的二元世界，作为“自我”的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力量乃是建立并体现在与作为“他者”的别国关系基础上。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和价值又是美国国家安全中最为脆弱的环节。在美国的政治话语里，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那些对西方“民主”和“自由”抱有敌意和破坏的行为体。因此，这些价值不仅被放置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而且需要使用武力手段加以捍卫和推广。

　　进入21世纪，西方社会及知识界似乎不再谈论“历史的终结”，倒是有人开始提出“历史的回归”言论。①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世界不同地方出现，冷战后美国一度享有的“单极时刻”正在结束。任何意识形态不可强迫他人接受，更不可以用军事干预或战争方式加以推广。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应该是人们在私下关系中所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准则，包括平等包容、摒弃恶意和自我约束。②在这里，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美国应该有“新思维、新行动”。③在看待自我身份以及自己所处的世界地位方面，美国应该改变它似乎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摒弃几个世纪以来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观念，自我打破“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美国还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处理与他国及他国人民的关系中，尤其在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方面，美国并非总是无私或道德高尚的，在打击它所建构起来的“敌人”和“邪恶”政权的同时，也经常违背甚至破坏着自己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和规范。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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