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与中美关系：软实力建设与合作型外交

作者：孙哲  来源：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中华民族之复兴，并不是要回到中华民族历来引为自豪的汉唐盛世文明状态，其全新境界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的建设应该包括三方面具体内容： 一是从中国历史发展角度，讲述中国梦的探索历程，解释为什么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二是从中国融入世界角度，说明中国梦虽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但它并不排斥其他文明成果，相反，中国梦呈现一种包容的精神状态，体现着中国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中国努力为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的真挚愿望;三是从中国梦的应有内涵来看，中国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追求承载了中国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沉重使命。中国发生的深度变革，是紧紧围绕十八大确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展开的。通过顶层设计，中国将从道路选择、理论体系、制度文明等方面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以确保法治中国、市场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和美丽中国总目标的落实。

　　从中国软实力建设和民主转型的角度来看，中国梦不仅是一种有形表象和国家行为，更代表着一种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中国梦的提出，使中国外交的发展动力有了从“外需”到“内需”的根本转变。 中国梦对中美关系意味着机遇和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美和而不同与包容互鉴的相处之道，这对中美管控分歧、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一、中国梦与中国软实力建设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里程。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与奥巴马会晤时也表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从内涵上来看， 中国梦首先意味着中国将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中国梦的提出， 更加具体明确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和路线图以及时间表， 即在中共成立100周年时的2020年要实现中国的小康社会，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的2049年要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在有关中国梦的世界对话讨论中，不少观点集中在如何加强并借助国际媒体进行传播，通过国际公关手段，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梦的内涵等技术性思路，缺乏从软实力内在形成的逻辑角度对中国梦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遇到的国内、国际障碍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

　　鉴于仍有不少外国评论特别是美国评论对中国软实力建设提出种种质疑，一些人偏爱把中国国际形象的问题归结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对“民主能否也能在中国制造”抱有很大疑问。我们必须对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素即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持更为坚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在不走老路、邪路的前提下，中国需要坚持渐进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信条和民主体制，逐渐削减自身的“软实力赤字”， 综合保障实现中国梦所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即人民的民主自由和社会的公正进步。而要提升中国梦的世界吸引力，我们必须正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同时推进国内民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换言之，中国首先要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稳步推进国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的建设。

　　众所周知， 软实力是“塑造与影响他人偏好的能力，” 其来源有三个主要的方面：“对他人的文化吸引力、在国内外所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与道义权威”。 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的内容理解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和亲和力。 进一步说，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不仅包括依靠文化价值、生活方式和商业等手段来创造出无形的影响力、通过道义上的主导去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能力的提高， 还要包括通过整合国内政治资源，改造政治体制和优化外交手段的方式来提高中国民主模式的吸引力等关键内容。

　　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有形表象、精神内涵和国家行为及其结果的总体评价”， 我们不能忽视中美关系中的制度因素， 也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

　　毋庸讳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国家对华政策中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民主情结”。

　　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大打民主牌，令中国十分被动。对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些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辩论。具体来说，这些国家用多党制﹑大选﹑议会民主等自己所熟悉了的坐标来判断中国的发展，或多或少对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持有怀疑和偏见。以美国为例，从两国交往之初传教士希望中国基督教化，到新中国成立引发美国国内“谁丢掉了中国”的辩论，再到美国对“六四事件”所作出的过激反应，均可窥见美国力图按照自身的想象改变中国的强烈愿望。当前，美国国内对中国国家形象争论比较多的仍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同样也会面临“民主问题越来越缠绕中国”，“人权问题也不可能长期回避”等敏感议题。 中国未来的进步以及它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崛起，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国执政的精英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两个相关的问题上。

　　仔细分析，历史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民主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其自身价值观出发,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当今时代，各国并未形成对民主的共识。就民主的实践形式而言，美国、日本、法国等西方国家各自的模式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由于历史经历、国情等不同，对民主的理解和采用的实践模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异。但是一些西方国家以自身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视中国为不民主的国家，试图以自己对民主的理解来评判中国的民主，这无疑体现了民主的话语和制度霸权。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争端至今仍在继续。尽管中国以自己对人权概念的理解而奋起反击，但在人权话语基本上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国家形象无疑受到了损害。

　　二是这些国家从民主和平论的理论假设出发,把中国视为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威胁的来源。民主和平论的潜在逻辑是，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是紧密相联的。对内不民主也会导致对外诉诸武力。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不“民主”使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因此成为了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曾经在西方喧嚣一时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要跟随全球的民主趋势，这样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冲突才可能消除，“要使中国知道北京需要顺应它自己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只要它奉行的政策要经过真正的审查和辩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威胁就会减少。”

　　三是借台湾和香港的民主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和平演变”。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确实给中国大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因为它是与台独活动步伐紧密相连的，客观上给我们作出精确客观的判断制造了困难。例如，到今天为止，仍有很多国外政客认为台湾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民主政体，相反,中国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行动则被说成为“专制大陆”对“民主台湾”的威胁。

　　西方国家对华外交民主牌的第四个方面是批评中国支持国际上一些独裁政府。

　　中国虽然是一个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但就相对落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而言同时也属于发展中国家。这种不对称现象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在发展中国家，这是新中国外交几十年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坚定原则。但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上处于不发达状态，在政治制度领域也同样处于发展中状态，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标准。中国与这些政治、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交往难免与某些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政策发生冲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不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坚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开展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即使那些在美国眼中被视为独裁、无赖的国家，中国也不愿将人权、民主等别国内政作为衡量是否与之交往的标准。相反，中国按照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它们发展双边关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此评论说：“中国人能做的最聪明的事情是不介人任何武装冲突，只是致力于经济增长”。 中国这种带有“务实”色彩的外交导致了一些国家的强烈不满。 这些国家指责中国为了自己的能源或战略安全与伊朗、苏丹、朝鲜、缅甸、委内瑞拉等国家进行经济或传统领域的合作。由于这些国家大都是美国处心积虑改变政权、实施“民主输出”的对象，中国便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替罪羊，被指责为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利益而和“独裁国家”站在一起，成为世界民主化的“障碍”。例如，一位学者就认为“中国在作出有关其盟友的决定方面并不优先考虑人权。北京的援助和贸易支持了缅甸和苏丹的残暴政权，使它们能无视西方制裁，此外，北京据说帮助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实力可能损害美国最重要的利益之一: 传播民主。”

　　中国政府在与那些正在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国家打交道时越来越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做法。2006年5月，中国外交人员曾表示，希望赞比亚总统伍瓦纳瓦萨举行的民主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如果各项条件得到满足，中国将免除赞比亚拖欠的两亿五千万美元债务。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希望另一个国家的选举自由公正，也是有史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将对外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进程挂钩。马里兰州立大学教授欧内斯特·威尔森认为“这一行动看来的确显示中国政府政策的转向，即在非洲把民主和经济活动挂钩。” 美国学者的看法也许代表了他的一种主观愿望，中国政府不会从总体上改变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

　　最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同样担心，中国正在利用自己的软实力来吸引其他国家，从而抵消西方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影响。例如，数年前有关“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讨论就引人注目。 乔舒亚·库兰茨克曾在《新共和》上撰文指出，“也许最重要的是，北京希望将其自己的社会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带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像美国在历史上致力于——至少在口头上——传播民主一样。” 《时代》周刊前涉外主编乔舒亚·库珀·拉莫也担心，“中国正在实行一种增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并向国外推广其发展模式的外交政策，”发展中国家“遵循中国模式可能阻止民主化。”

　　应当确定的是，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到世界上去输出自己的制度。“在中国，最多有济弱扶贫的公平思想，从不会有先进启发后进的心理负担，更不会有美国那种推动对外文化改造的冲动。” 今天的中国绝非1940年代后期的苏联，因为“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 “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考虑，中国在今后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交往过程中，必须就民主问题提出自己的明确主张。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不管是对华遏制派还是接触派,都希望能“有一个促使中国政治变化的干涉主义议程”， 同时希望中国的政治制度朝向西方民主要求的方向演进。

　　民主已经成国际社会舆论的主流，中国只能适应，不能回避。通过推进民主转型来提升中国软实力，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要素之一。

　　二、国内民主转型是决定中国梦能否实现的关键

　　提升软实力要求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中国民主转型首先是国内民主转型，只有国内民主转型，才能在国际上具有说服力。从这个角度说，国内民主转型决定着国家形象的成败， 是中国梦能否最终实现的关键因素。

　　其实， 当今世界，“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 早已“变成了一个广受赞誉的词”而被赋予了一种道义感召力和软实力效用。因为各国历史迥异，国情千差万别，民主概念在内涵上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在民主问题上尚未形成制度、文化和实践上的共识。 但是，如果较为广泛地把民主定义为多元复合存在的国家形式，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与精神状态的协调统一，那么，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国内政治建设必将更多地强调民主建设;而以“和平发展”为指导原则的中国外交也必将进行新的民主转型。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国家形象才能是一个更为成熟的、更为世人广泛认同的民主中国形象。

　　中国内政和外交的民主转型是大势所趋，“世情”、国情所致。所谓“世情”，是指作为一个开放了的文明大国，中国决不可能也决不会置身于世界民主潮流之外。作为“后发型”民主国家，中国需要借鉴早发型民主国家的“他山之石”， 继续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中国以正面姿态进行的自身民主建设，也可以不断推动全球民主事业的发展。所谓“国情”，是指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义务更多地考虑国内人民对政府角色提出的要求， 同时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向世界加以说明。“发展第一”要求中国对外政策服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如吸引外资、扩大贸易、增加出口、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等等，要求尽可能地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 但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要求中国外交同样要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政治建设的外部环境。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回应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三解现象”，即，国内外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不了解”;国内外人士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误解”;国内外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曲解”。

　　大力发展国内民主有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塑造， 有利于充实中国梦的内涵。这是因为，“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 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 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增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吸引力问题。 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西方民主模式;二是如何看待中国民主模式的特殊性;三是如何增强中国民主的吸引力。中国的基本主张是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亦即中国不反对西方模式，也不强调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民主对话和民主协商。

　　应当说，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十分强调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尽管这其中也走了不少弯路。1980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就强调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我们既不赞同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的制度，也反对别国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中国。他认为，“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 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告诫我们：在西方民主话语占据霸权地位的现实情况下，与之争论并不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但被动的消极防御也不是长久之计。要使人权和民主外交从外交清单中排除出去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加强自身的民主建设，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 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在加强自身民主建设方面， 中国政府近年来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胡锦涛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讲话一直被全球华人媒体频繁提及。中国自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进步是中国增强国际地位、吸引世界目光的软实力之所在。又如， 在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还首次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政府文告――《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由来、中国实现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主要特征。该白皮书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战略指导原则。

　　近年来，我国执政党多次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这些政策主张涉及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策机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民主集中制等领域，内容十分丰富。

　　根据俞可平先生在《增量民主与善治》中确定的评价中国民主的15项标准来看， 中国在包括法治、公民政治参与、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基层民主、民间组织状况等诸多方面，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就整体而言﹐中国仍是稳定而富有活力地在发展的。观察中国最近几年的政改动态﹐无论从制定政策的程序上看﹐还是处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整治国内形式多样的腐败现象﹐中国在政治运作上都表现出从“粗放型”向“精密化”方向转型的特征。也就是说， 中国政府在决策上比过去更加周密谨慎﹐更加注重细节﹐更加以更踏实的调查研究来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尚处在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但毕竟在朝着有中国特色的方向在前进。

　　笔者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下的具体国情， 不应该是本国专制落后的历史传统遗迹， 因为它天然就是国家推动现代化的大敌。 社会主义永远不应该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 恰恰要不停反省、不停筛选自己的文化积淀， 不停地实现自我变革。无论历史多么悠久， 成就多么辉煌， 仍然要时时刻刻把人民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公正进步当做第一追求目标。

　　总之， 中国梦虽然是民族梦， 但它坚定反专制传统， 坚定追求和平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独立于其他文明成果之外的“另类”， 而应当是结合中国实际兼容并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 中国的使命在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以宪法为根基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这种治理体系，在笔者看来主要可以归纳为“三大民主”的具体落实：一是由人大制度展开的、事关行使国家政权的“人大民主”;二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三是以政协、多党合作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等为主要内容的、非行使国家政权的“社会民主”。三大民主分属于“国家”、“执政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它们互有区别，又紧密相关。因此，从总体上讲，三大民主应当同时推进、互相促进，以达至整个中国民主政治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软实力战略呼吁中国合作型外交的民主转型

　　中国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必将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以历史眼光传承和平发展理念，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需要，不断寻求扩大与世界各国利益交汇点，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参与更多世界事务治理。而在实践中，世界信息化、全球化的特征对中国国家的外交理念和实践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外交指导思想变化的标准，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转型有三个阶段：第一次转型是从屈辱外交向革命外交转型;第二次外交转型是从革命外交向和平与发展外交转型;第三次转型是从和平与发展外交向总体合作型外交转型，其中民主外交可以说是我国总体合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外交与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紧密相关，经历了从激进到务实的两次整体转型。在前两次转型中， 民主因素虽然未被突出强调，但也在不同阶段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

　　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外交开始了第一次转型。当时，毛泽东确立了外交三原则：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 这个方针确立的根本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了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因此，中国不得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两大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斗争。基于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中国外交开始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而“输出革命”。

　　实践证明，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直接造成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被动和孤立。 而反苏、反美“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局面直到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苏武装冲突等事件之后才得以调整。“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反苏统一战线”战略,使中国最终放弃世界革命的外交目标，开始寻求中美关系的改善。

　　中国外交的第二次转型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完成的，其突出特点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外交政策不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中国外交趋于务实化。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再充当第三世界的“领头人”，而是提出判断时代主题为“和平与发展”的新思路。中国开始注重经济外交，强调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即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例如，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要改变过去的“‘一条线’战略”。 1989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再次重申，“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 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这是中国外交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表明中国的国家定位完成了从革命性国家到建设性国家的转折。

　　没有国家利益作指南，一个国家的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就没有秩序或可预见性。 在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同时，中国对外政策由表及里、由点及面地实现了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重大转变。回顾大陆与英国和葡萄牙处理香港、澳门问题;与东盟国家就南海问题达成的合作共识;大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在货币问题上的表现;大陆对朝鲜半岛的长期政策和参与多边对话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大陆对原东南亚国家反政府游击队的政策改变等事例，就可看出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特性更加鲜明，其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也更具理性色彩。这次转型也使中国进一步明确了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原则。中国政府摒弃了孤立发展的旧有外交认识，确立了对当今国际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的利益格局的新外交观念。正是在“共同繁荣、共同合作”的外交理念指导下，中国坚定地与国际社会一道，开始共同对付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等全球性问题。

　　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得比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远为机敏和出色”。 今天，中国在推动国内民主建设的同时，外交上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民主转型。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民主外交是民主内政的自然延伸， 另一方面，民主外交也是融入全球化后软实力战略的需要。

　　假如说“民主外交”将促进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的话，那么这次转型传递出的积极信息，就是民主因素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影响的逐步上升，中国的民主风格和国家特色必将引起世人更广泛、直接的关注。

　　具体来说，中国外交的民主转型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在外交价值原则上，中国要高举民主化的旗帜，进一步明确新的加强与全球合作的“民主外交观”。在提出“中国梦”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参与全球治理的梦想，也是一个推动建设公正、民主、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梦想的同时， 中国应该坚决落实“正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开展外事工作”， 强调国内民主政治建设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双重统一，以求达到内谋“和谐社会”、外求“和平发展”的新境界， 向世人说明一个道理， 即在实现自身梦想的进程中，中国将通过自身的努力，拓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进之路，将“中国梦”赋予更丰富的国际内涵。

　　二是在外交体制上，中国要逐步推进外交社会化和多轨化，大力加强与企业、社会组织乃至公民网络的联系。

　　长期以来，本着“外交无小事”的原则，中国外交决策的权力高度集中，几乎所有的重要外交决策都由领导核心、集体领导团体、政治局常委会决定。 此种体制性的缺陷随着中国对外关系领域不断拓宽和外交事务的复杂化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日益繁杂、纷纭错落的外交任务令外交机构应接不暇、日益增多的机构对跨部门和跨地区的协调工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市民社会领域国内外互动导致外交部门事务繁重等等。

　　应当说，中国外交内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成分正在逐渐提升。例如，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在“协办外交”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就曾经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协办”，中央充分地利用了上海的积极性和地方政府的资源。还有“博螯亚洲论坛”等活动，都是地方“协办外交”的积极成果。正如一位多年与中国打交道的欧盟官员所言：“中国正变得开放和自信，能够在许多敏感问题上坦诚地与欧盟对话，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进步。”

　　但是，外交社会化和多轨化是当今外交发展的新趋势。20世纪外交民主化的过程，显示出“外交从国际精英的小圈子向一种新的或国际关系的民主概念转变，这种转变也要求对外交的公开解释和开放，尽管这增加了外交的复杂性。”在全球化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外交都不可能置本国和他国民意于不顾，“无论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还是在重大危机时期，都要充分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立足于本国民众可能的反应，也要尽可能考虑其他国家民众的反应”。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不同的渠道，就当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表达他们的看法和建议。这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关注和对祖国外交事业的关心，同时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意识。这是近年来所出现的可喜现象。” 现在，公众可以通过网络评议等渠道发表自己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学者和思想库对外交部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大众对外交议题的控制和参与方面，中国外交部门也开始主动回应公众对外交的关注。近年来，外交部在新闻司专门设立了公共外交处，以处理国人对外交的关心。“走进外交部”等活动还让公众了解过去被抹上神秘光环的外交实质，赢得了公众对外交工作更多的支持。

　　三是在外交运行上大力加强法治化，提升外交为民和外交人性化的地位。

　　国家作为人民的最基本的保护者，外交以人为本应在情理之中。 进入21世纪，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外交更加明确了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外交工作要惠及全体人民的宗旨。与此对应，中国外交正在转变为全民外交，中国政府不断加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加强领事和侨务工作，依法维护我国海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例如，目前中国在外的华侨、华人约有3000多万人。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天平开始向民间事务倾斜。中国外交部在2000年曾首次出台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中国公民在国外旅行、工作、学习或居留期间，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2006年5月，这份《指南》得到修正，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 中国外交部在涉及中国公民的国际纠纷上，反应越来越迅速，处理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根据外交部领事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外国仅设了7个领馆，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仅有3个。现在，中国在外国设立的领事机构共有65个，外国在国内设立的领事机构有79个，在港、澳地区设立的领事机构有118个，中国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互免签证协定共约有140多个。中国的外交官员们投放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处理民间事务，而抽象的“国家利益”也开始具体转化为公民与企业的利益。 从外交部长同网民交流、莫斯科友谊大学火灾中国留学生伤亡事件、在英国海滩非法移民遇难事件、中国公民在利比里亚危机中撤离、哈萨克斯坦泥石流中国人遇难、以色列亚辛遇难的中国公民安全问题、苏丹中国工人被绑架等等事件中都突出了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关心。在所罗门群岛骚乱为代表的数次危机中，中国外交部门组织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让华人华侨感受到了血浓于水的温暖。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人与人、心与心交流的涓涓细流，跨越着国度、信仰、文化的界限，滋润着中美友好的参天大树。” 只要中美共同努力，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心灵沟通之桥，让两国十几亿民众加深了解、增进友谊，中美人文交流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两国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四、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国内民主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协调推进

　　中国梦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同时推进国内民主和外交转型，适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事实上， 民主内政与民主外交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国内民主建设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内在”基础，而国际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则是中国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外部条件和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主张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他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 ‘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他特别强调，“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而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要“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

　　1992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概念，指出所有国家都有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世界上的事情要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1997年江泽民出访非洲六国、 2000年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的谈话、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2003年江泽民的新年致词中都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使这一主张更加成熟。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这一主张的核心内涵时， 特别强调： 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在国际事务中，只有遵循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民主精神，才能有效地扩大各国的共识，深化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中国的主张适应了国际潮流。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指出，在社会存在的各个层次上考虑民主的原则关系重大，在各种共同体内部，在国家内部，在国家的共同体内部，都是这样。作为能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更具有参与性和较少权威的社会的一个过程的民主化概念既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

　　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就必须实现外交角色的转变，为构建新的国际体系而努力。中国积极全面参与塑造新的国际机制这一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创造和平、民主的国际环境。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批准禁止核试验条约、防扩散机制以及各种人权公约，中国在不断学习国际规则、学习按照国际惯例处理外交问题。2001年6月15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3年积极斡旋推动召开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等，都说明中国对国际体系和多边机制由积极参与，发展到积极推动和带头筹建多边组织或机制。

　　中国遵守现有的大多数国际规则对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有促进作用的。中国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 通过广泛参与地区及全球性国际机制，创建部分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审慎而精细地进行外交实践，中国外交正在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赢得称赞。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愿望在增加，中国塑造和主导国际规则的能力也在增强。 这些都成为中国软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可以说，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初步树立了“温和而坚定”的国家形象。中国的做法， 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

　　笔者认为，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内民主的共同推进方面，我们应该更加明确以下几点方针：

　　第一，要进一步明确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其内容不仅指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还包括不同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平等，同一国际组织内部不同主权国家间的平等，跨国利益集团或国际组织摆脱某些大国的控制进而要求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努力，以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对独立趋向，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应该寻求全方位的途径，调动国内各种资源，为这个目标而不懈努力。

　　第二，要充分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把握国内政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两个大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形成，一方面形成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扩大了国际政治的行为体范围，各跨国利益集团的活动正形成一种独立于国家体系的全球市民社会，它们都是积极的民主化力量。我们必须明确，国内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国家的民主化不是国家间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没有国际民主的进步，也就没有国内民主的巩固与发展”。

　　第三，要认识到国际关系民主化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汉斯.摩根索不赞成将人权、民主等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掺杂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去，认为外交政策的第一考虑应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约瑟夫.奈则在《美国为什么不能独断专行》中强调“促进民主也是一项国家利益，是软实力的源泉。” 国际关系民主化作为一个引起争论的热点问题，最突出的挑战在于如何认识民主输出问题，如何认识跨国民主实现的可能性。片面迷信“世界主义民主”的构想，认为21世纪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必然是公民拥有多种公民身份的世界，民主必须允许公民参与、适应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进程和流动，并对公民负责的看法是不现实的。从世界实践来看，输出民主或使民主跨越国界是困难重重的，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国内民主模式向国际政治领域延伸时的不适应。 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建立“适应性民主”的艰巨性。 对此，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强调自己的原则和国家特色。

　　五、结语：中国梦与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2013年6月初，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系统全面阐述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在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这种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发表题为“美国在亚洲的未来”的演说时反复强调，“我们寻求与中国实际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赖斯使用了中国的原话(新型大国关系)，但她也增加了一个重要信息——实际建立(operationalize)。

　　中国梦的建设与中美关系未来息息相关。不论是从中国国家形象发展战略的宏观定位高度，还是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具体操作实践的角度，我们或可考虑有意识地将饱含人性的“中国梦”与咄咄逼人的“强国梦”脱钩，并将前者作为一个跨文化交流平台，实现中国、中国人、中国梦想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重塑。

　　笔者坚信， 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和民主外交的转型更多地取决于自身制度革新而非对他国主动的公关活动，任何外在的强制都无法真正赢得尊重和认同。中国下一个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的塑造不是简单的“面子工程”，中国的发展需要实实在在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软实力的建设与中国的国内民主建设和民主外交转型密切相联，但其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将民主的体制、信念和价值观纳入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要想在与民主相关的诸多外交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进一步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赋予民主以自己独特的内涵和解释，并力求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例如用中国的实践来说明民主的理想和现实，民主的实质和程序，发展中国家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等。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要求我们在政策上的论述必须要有政治实践上的创新行动相呼应。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体现了中美两国需要合作、避免历史上大国冲突的老路， 而且对中国内政外交转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方面， 我们期待中国拥有更多政治智慧和敢于担当的改革勇气。

来源时间：2015/2/5   发布时间：2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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