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太多”、“借太多”困扰中国

作者：吉密欧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在中国上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北京大约有70万人口，如今的望京地区在当时只不过是一堆光秃秃的人造山坡——建造这些山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北方蛮族的入侵。那是1890年。现在，北京人口超过2100万，在地处北京5环以内的望京，四处可见半闲置或者建了一半的写字楼和居民楼。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如今已经超过美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是125年来的首次，但不断发展的望京地区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彰显出中国日益累积的问题。在恢复显赫地位之际，中国正要步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过去几年累积的巨大压力可能达到顶点。

    在望京地区，破旧的公寓楼群和熠熠生辉却空无一人的未来派写字楼交织在一起，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在过去十年由信贷刺激的房地产建设热潮。这种建设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经济增长7.4%，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仍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7.1%下调至6.8%，并预计中国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低于印度，这将是数十年来的首次。

    房地产市场评论员艾经纬表示，望京等地区代表着“巨大的房地产存量、潜在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以及人口状况的不利变化，这些将导致房地产市场低迷至少再持续3年”。

    尽管7.4%（抑或6.8%）的经济增速依然让西方增长缓慢的发达经济体羡慕，但这远远不及中国内地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30年里平均每年两位数的增速。

    就在2010年初，随着中国政府大力释放信贷和推动建设以抵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速还达到12%左右。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即便信贷和建设这两个主要的增长引擎几乎没有减弱，经济仍在放缓。

    “无序释放”

   尽管像望京这样的北京郊区是这种过度借贷和过度建设的代表，但中小城市的问题更为严重——在这些城市将永远看不到北京那种房地产需求最终应会赶上供应的局面。

    如果考虑相关行业，房地产建设占到中国整体经济规模（10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一左右，比过去十年中美国、爱尔兰或西班牙房地产泡沫最严重时期的比例还要高。近十年的狂热建设导致严重产能过剩，大片的空置公寓楼群环绕在中国大多数城市的边缘。

    去年，中国房价在过去十年脱离地心引力式的疯狂上涨——主要城市的房价上涨了3倍——终于停了下来。去年12月全国平均房价同比下跌4.3%。

    但官方数据显示，去年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总额仍增长了10.5%，而截止去年12月底，全国未售住房面积增长逾26%。

    该数据表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调整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经济学家警告称，当该行业开始收缩时——最早可能发生在今年——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下跌可能还会猛烈得多，中国可能迎来一波破产潮，而且很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世界银行(World Bank)本月警告称，“中国经济放缓可能演变成金融脆弱性的无序释放(disorderly unwinding)，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包括石油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已经感受到这种影响，同时巴西、德国、澳大利亚以及许多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也是这种影响的体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依赖中国需求。

    如今铁矿石和铜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已经下跌至接近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铁矿石和铜是所有建筑热潮中的关键原材料——而现在中国建筑活动还没有真正开始调整。

    金融脆弱性尤其集中于地方政府层面——各省官员无视预算限制和举债禁令，沉迷于信贷和建设狂潮。

    地方政府债务

    截止中国政府上次发布相关数据的2013年年中，地方政府未偿债务余额为18万亿人民币，短短两年内增长了80%。这还是在中央政府禁止地方官员过度举债之后的增长。

    但就在去年经济放缓，官员们被要求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支持增长之际，地方政府借贷似乎再次飙升。关于地方政府融资的部分统计数据表明，它们在2014年销售了1.66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券，而在此前两年每年的债券销售额只有9000亿元人民币。

    和房地产投资仍然继续增长一样，中国政府宣布的去杠杆化目标迄今仍未开始付诸实施，这意味着当它开始去杠杆化时，经济放缓可能更为剧烈。

    中国经济两大风险——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彼此关联则令形势更加堪忧。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研究显示，地方政府收入的35%依赖土地销售。同时，地方政府几乎所有的未偿债务都以政府所有的、往往被大幅高估的土地做抵押。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在最近的一份研究中发现，在过去几年里，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土地买家。该研究让人们担忧当前经济增长率的可持续性。为了规避不准列赤字的禁令，地方政府设立了数千个全资所有的“融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代表它们从国有银行、债券市场和监管宽松的地下钱庄借钱。

    严格来说，这种做法是违规的，但受到政府的容忍，因为它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支持了增长。

    随着房地产销售暴跌和商业地产开发商对土地需求锐减，地方官员开始使用这些融资工具，通过向国有银行和影子银行贷款，向自己购买土地。官员们和分析师担心，这种旨在推动短期增长和提振疲软财政收入的努力不可持续。

    张智威在其报告中写道：“在2015年，中国很可能会面临自1981年（增长加速以前）以来最严峻的财政挑战。我们相信，财政下滑（收入下降）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而市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除了出现25年来的最低增长率，2014年还标志着中国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首次未能实现其年度增长目标。

    官员和一些分析师辩称，去年并非没有实现“7.5%左右”的增长目标，因为中国政府预计增长将会放缓，于是首次使用“左右”一词来设定一个较为灵活的目标。中国政府很可能将今年的增长目标定为“7%左右”。

    但即便是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也向来访的外国政要表示，北京将在今后几年满足于6%的增长率。他在私下里警告称，仅仅为了保持这样的增长率，就需要将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

    鉴于国内问题日益加剧，无怪乎中国领导人将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桂冠视为一种负担，认为它会吸引其不想要的注意力。实际上，中国政府迄今拒绝承认这些新的估计，这些计算方法试图根据不同经济体中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值估算经济规模。

    北京方面不认同

    “最近一些学者和媒体估计，中国GDP按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但对于这个说法，国家统计局是不认同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最近披露最新增长数据时表示。

    “但难点在于，一个篮子里的商品并不总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消费篮子里装的消费品，食品主要是馒头和大米，欧洲的朋友可能装的更多的是面包，篮子的商品做不到完全一致。”

    抛开关于碳水化合物食物相对价值的争论不谈，官员们相当理智地指出，在更能衡量国民财富的指标——人均GDP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第89位，与马尔代夫或秘鲁相当。他们还认为，最近的估算严重高估了中国市场上所提供商品的质量。

    “中国只不过刚刚跨进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目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阻力，所以中国真的不想接受全球性责任……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责任，”一位参与了新估算结果所引起热烈讨论的人士表示。

    使用政府的现行汇率计算，正在放慢的中国经济，其规模去年首次超过了10万亿美元，而正在加速的美国经济总量高于17.5万亿美元。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结果，中国在近两千年里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1820年占世界GDP总和的33%，与美国在2000年的占比大致相当。但到1890年，经过几十年的内部叛乱和外族入侵，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把世界第一的位置让给了美国。
 
    那时，中国的出口仅占GDP的0.6%，基本上没有进口机器等任何现代生产要素，而鸦片占到中国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是从铁矿石到奶粉等多种商品的最大消费国。所以，在十九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还主要是自给自足型经济，对全球几乎没有影响，如今世界其他国家需要密切关注北京郊区那些建了一半的写字楼。

    数据的扭曲

    真实增长数字低得多？

    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速的所有讨论中，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作为新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比北京方面愿意承认的低得多。

    据1994年至2000年担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香港研究部主管的罗德尼•琼斯(Rodney Jones)估计，去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官方数据为7.6%，实际上应在5.6%。琼斯因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而闻名。

    他提出，整体增长数据受到了政府计算工业与加工业增加值方法的扭曲。他使用政府自己的未经调整的工业产值数据，重新计算了中国的GDP。

    “5.6%的增长率，更符合我们观察到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行情，以及发电量等其他指标，”如今掌管自己的咨询公司Wigram Capital的琼斯表示，“这也契合连续困扰中国34个月之久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下跌，这是中国历史上PPI下跌最长的一次。”

    许多大宗商品的价格已接近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2014年底，批发价格下降了3.3%，发电量仅增加了3.2%。

    中国高层官员表示，他们计划继续向经济体系注入巨额信贷和基建投资，以支持经济发展。但他们将此视为一种权宜之计，让他们获得时间，转变过时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多地通过消费、服务和创新去推动增长。

    问题在于，执政的中共在中期内能否维持足够高的增速，以保障就业并避免出现社会不安定局面，同时对30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实施改革。

来源时间：2015/2/4   发布时间：2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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