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中美能否“共治亚洲”？

作者：刘畅（外交学院博士生）  来源：共识网

去年的APEC，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北京，尤其是聚焦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身上。在赞叹北京越来越能主动塑造地区与国际议事日程的同时，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亲密接触”也让人对中美合作的前景抱有越来越多的希望。峰会热谈，瀛台夜话，以及两国在气候、能源、军事、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都让人对中美合作造福世界产生了更多美好的遐想。

　　两国合作的走近，让有关“中美能否共治亚洲”的讨论又热络了起来。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1、何谓“共治”?

　　在中文里，“治”既可以指“统治”，也可以指“治理”。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在英语里，Rule和Manage的含义也很明显。我们无意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过于详细地阐述“统治”和“治理”在概念内涵上的区别，只是简单地指出：“统治”更多地强调以权力的平衡和重新分配来达到控制、支配他者接受自己所提出的安排，在手段上，更侧重于强力甚至暴力的运用而“治理”则强调以一种相互协商的方式，通过规则的建立和执行来达到利益分配的效果。

　　就中美两国而言，需要弄清楚的是，在全球化和地区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所有全球和地区问题，国家间需要更多坦诚而高质量的合作，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不能再按照传统的冷战思维和简单的均势就能达成。理解了这一点，才会对接下来共治的目的和共治的手段等问题有所回答。

　　2、共治的目的是什么?

　　如上，“统治”和“治理”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有明显差别。前者强调对对象的控制和支配，后者侧重对利益和结果的分配及对问题的解决。中美“共治”亚洲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几年美国人提出的G2的概念，在美国人眼里，G2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应坐下来一起解决世界问题。布热津斯基和希拉里当时就很推崇这样的概念。但也有人提出异议，比如亚当·西格尔等人警告称，G2构想时机未到，“它将提高对目前无法达到的那种程度的伙伴关系的预期，并加剧仍存在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实际分歧。” 这个构想很快就寿终正寝，根源在于美中能够就如何解决世界诸多问题达成一致这种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分歧，而现实是不容松动的。

　　从理论上讲，G2概念最终无果而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它没有明确G2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如一些美国官员所说的“美中两个大国坐下来一起解决世界问题”?还是另有其他?这给“中美共治亚洲”的提法提了个醒，那就是要明确“共治”的目的是什么，否则不仅中美两国难以接受这个提法，其他国家也将对此报以严重的不信任感。

　　如果中美两国“共治”亚洲的目的是像当年美苏两超那样，将亚洲当作划分自己势力范围的游乐场，对属于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各国采取从军事上到外交上到经济上严密控制的方式，那么不仅其他国家不答应，而且这种“共治”最终也会土崩瓦解，因为这种目的所导致的前景必然是两大对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集团在亚洲的对垒，不是一方拖垮另一方，就是其中一方内部出现严重混乱最终导致体系的再度变动和调整。这对亚洲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结局。

　　如果中美“共治”亚洲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推进地区政治、经济、安全资源整合的有效途径，两国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双边与多边协调的机制下对亚洲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方面的公共物品，推动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进步，那么这种“共治”无疑将受到欢迎。

　　进而，更理想的，中美“共治”的目的不仅在于为亚洲提供更有潜力和更富活力的合作机制，而且中美在相互互动与合作的过程中，会将彼此对对方的看法和对双方合作的依赖内化到自己国家发展道路的改进上，从而实现两国在国际建设方面的“殊途同归”或“共同进化”。如果中美两国都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那就能够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这里的“同归”，并不是指两国的发展道路日益相似、接近，而是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并行发展且相得益彰。基辛格博士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美中之间不应该是零和关系，两者之间应该建立的与其说是伙伴关系，不如说是“共同进化”(co-evolution)的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

　　3、共治的有利条件?

　　如果我们将中美“共治”的目的界定为上述第二点，即地区治理与合作的话，那么就目前看来，或许以下一些因素能够构成实现中美共治的有利条件。

　　(1)中美之间存在愈发深厚的相互依赖关系，它最明显的表现为两国高度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它不仅表现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颇得益于来自美国的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模式、法律制度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还表现在由两国经济巨大的互补性和贸易上的巨量往来所形成的一种类似“中美经济命运共同体”的状态。此外，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两国有着愈发频繁和多层次的社会文化联系，随着信息化时代里通讯技术、交通技术的发达，中美两国人民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如此之多的交流，除了两国官方的密切联系外，中美在其他各层次、各领域的人员、知识、信息往来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间的这种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带来的是思想上的转变和创新，带来的是思维方式的不断进化，在这种创新和进化中，就孕育着两国对于合作“共治”的思索。

　　(2)中美在亚洲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挑战，它们正在催生两国在该地区建立一种有效的共同管理机制来维护利益，确保安全，应对威胁。无论是朝鲜问题、伊朗核问题，还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东海南海问题，或者在亚洲贸易与金融规则体系与秩序的塑造问题上，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上，还有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跨国犯罪、疾病防控、以ISIS为代表的地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中美都有着越来越交集的共同利益，这些问题也都日益成为对中美两国的共同挑战，需要中美合作应对。

　　(3)地区其他国家愈发强烈地要求中美两个大国采取有效措施，肩负起应有的大国责任，为解决地区问题贡献力量。一方面，以东盟为核心的亚洲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仍然较为松散，效率不高，小马拉大车的机制难以驱动有效的地区合作和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地区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在于，地区内的经济、政治资源实际上更多地被整合到了大国手中，虽然小国的确从中获益不少，但大国所拥有的实力优势更趋明显，而中国和美国显然是这种地区资源整合最大的两个受益者，因此亚洲其他国家希望能借助中美大国的力量参与地区共同治理。

　　4、共治的不利条件?

　　然而，“共治”并非易事，相较于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或许一些不利因素对中美“共治”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1)中美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共治”亚洲。一方面，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崛起十分迅速，但它对地区经济规则的塑造能力还显得比较薄弱，而且在其他方面，中国的力量似乎还不足以支撑起它与美国共治亚洲的雄心(如果中国有此雄心的话)。另一方面，美国对该地区的领导力在下降，但它还是在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重返”亚洲，巩固自己在这里的领导地位，似乎并没有与中国分享地区主导权、与中国“共治”的意思，而它自己又独木难支。

　　(2)由第(1)点衍生出来的，地区内其他国家可能对中美“共治”这个概念不满。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其他国家可能会将“共治”理解成中美共同主宰地区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从而抵制这样的提法。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可能都不会欢迎中美“共治”的概念：对东南亚的中小国家而言，中美“共治”给它们带来的前景是自己被拴在中美大国身上，中美如果能实现“共治”，或许情况还好些，自己能从中获益，如果不能，中美走向对抗，那么自己国家的命运就要成为中美冲突的牺牲品，对小国而言，它们不能冒这样的险同样，中美“共治”亚洲无疑会让印度这样一个希望比肩中国的地区大国很不高兴，它会觉得自己作为在亚洲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居然被中美两国排除在地区事务议程设置机制之外，是对自己的羞辱。其次，亚洲其他国家实力的崛起让它们觉得自己也可以而且应该在地区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不能简单地等靠中美大国的协调。再次，对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而言，它们会担心如果美国同中国“共治”亚洲，会不会就把自己抛弃掉?“被抛弃”的前景或许会使得美国的亚洲盟国对中美“共治”论持十分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

　　(3)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制约中美能够实现“共治”亚洲的最根本因素。

　　首先，中美关系目前的迹象让人有些担忧，严重的危机似乎迫在眉睫，在某种程度上，两国甚至连“不冲突、不对抗”的初级要求都未达到。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表现出的是两国“战略目标的趋异”和“战术行为的趋同”。在战略目标上，中美两国存在明显不同。美国总体的全球战略是收缩性的，在亚太方面也不例外，它的根本目标是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维持现有的安全架构格局，而非大规模地变更和调整地区均势，也并不寻求对中国从内部和外部进行根本性的演变。中国的目标则在于，它既希望成长为地区大国，在亚洲赢得安全、信任、尊重和自身合法的领土与主权权益，并能限抵制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对自己在安全上的威胁，但又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推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要与美国合作处理亚洲安全事务。虽然两国在战略目标上趋异，但两国似乎都在采取类似的战术，即“以攻代守”，或曰“进攻性防御”。中国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它正不断强化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战术的践行，如划定东海防识区、严格执行对进入防识区的外国飞行器的拦截、以及对钓鱼岛海域和南海一些岛屿频繁的巡航等美国方面，它不断在次数和力度上加强对中国领海领空的“抵近侦察”，并通过为盟国和伙伴提供训练和支援、为联合部队提供关键性支援、将远征作战力量投放到战区内、构建新的常规威慑等方式来不断强化自己在亚太的前沿军事存在。总之，短期内，双方“以攻为守”的战术行动有可能激化矛盾和摩擦，给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带来更多不确定影响。

　　其次，中美相互对对方的政策感到很不满，这种不满的滋长严重影响了两国建构共同治理机制的动力。

　　中国方面，有学者总结到，中国认为美国没有平等对待中国，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不够尊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涉台、涉藏、涉疆、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破坏中国国内稳定中国认为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缺失主要责任在美国，美国一方面在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强化同盟体系，推进亚太反导体系，推行海空一体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支持和纵容日本打破限制、提升行动能力，以制衡日益强大的中国并帮助美国分担全球霸权成本中国还认为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纠缠中国，或因第三方因素，迁怒于中国，比如，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导致对华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主因，再如，在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韩在黄海军演“亮剑”，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美国还一方面要求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加大对平壤施压，一方面却又在重新武装日本抗衡中国，甚至还迫使韩国同意与其共建反导系统，此举将损害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

　　美国方面，很明显的，中国军事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军费快速增长和军事力量快速提升，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多年来一直关注的话题。在2012年1月，美国防部发表了《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美国国防优先任务》的防务战略指针报告。报告称：“从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将可能以不同形式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像中国、伊朗这样的国家将继续追求以非对称手段对抗我们的力量投送能力。”2013年5月美国防部长办公室发布的《2013年中国军力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指出，“中国在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和战略决策方面缺乏透明，这也引起了周边地区对中国意图的担忧。在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况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步伐的推进，这些担忧很可能会增强。”此外，美国对中国在国内政治制度、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增长等问题上都对中国充满批评。

　　再次，中美关于地区秩序应被如何塑造的观点似乎也非常不同，这对想实现中美“共治”亚洲而言非常不利。

　　在去年5月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亚洲安全”而不是“亚太安全”，倡导亚洲人自己解决亚洲的安全问题。由此所反映出来的，是中国正逐渐由一个地区机制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一个主动塑造地区规则体系的领导力量，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规则性权力的能量。经济上，中国希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成为自己所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典范，以此带动同日本和韩国自贸区的建设，并大力推进“一路一带”的全面建设安全上，中国在巩固和完善以上海合作组织(SCO)为代表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正更多地参与到亚洲地区安全架构的建设中，并提出自己的“亚洲新安全观”，努力在理念和规则方面引导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塑造政治上，中国提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对此不断进行多方位阐述和理念建构。

　　作为“亚太国家”而非“亚洲国家”，美国认为中方这一表态显示其想要建立没有美国参与的亚洲安全架构，不仅要在西太平洋地区还要在整个亚洲加紧“排挤”美国。有美国学者就此指出，美国从未将其看作是亚太地区的“域外国家”，大多数亚洲国家也不认为美国是“域外国家”;中国一方面声称希望美国在亚太发挥建设性作用，一方面又说美国是“域外国家”，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对此，美国坚持认为，自己在战后一直领导的亚太联盟体系才是维持亚洲稳定与安全的基石，美国人坚持透过它的联盟体系看待未来亚洲地区合作的前景，坚持认为亚洲的地区合作机制应基于自己联盟体系来加以构建。为此美国不仅强化了同现盟国在军事安全上的合作，还将这种合作扩展到了同盟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内的交流，并积极寻求所谓“新伙伴”来补充盟国的作用，充实自己的亚太盟友网络。同时，美国还希望以分化中国同其伙伴国的方式来达到弱化中国能力的目的，这从根本上不符合中美“共治”亚洲的需要。

　　总的来说，中美能否实现“共治”亚洲，最根本的取决于美国如何看到中国。因为“共治”必须讲求平等，不论是地位、权力上的平等，还是两国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对于规则的遵守、对对方核心利益以及对对方行为方式的尊重的平等。美国人需要放弃对待中国时的“双重标准”，以平等的视角看待中国，具体来说，就是周文重大使强调的，美国人要改变眼光和心态，不能一方面又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以解决自身的国内外问题，另一方面又总想“演变”中国。不仅如此，美国还要承认中国是一个能够在亚洲与其“共治”该地区的大国，给予中国应有的大国地位和相应的尊重，并甘于同中国共享地区领导权和利益，以推进对地区问题的有效治理和管理。这对美国人来说，或许是最难做到的。这不仅是一种物质力量和权力上的“共享”，更是心理层面上的“共享”，鉴于美国目前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它在亚洲地区面临的重重困难，它或许根本无暇也不愿考虑与中国“共治”亚洲的事情。

　　5、如何“共治”?

　　目的决定手段。如前所述，如果中美“共治”亚洲的目的在于实现统治，那么与其他国家结成军事和安全上的联盟或许是考虑项之一。然而，中美各自的联盟最终很可能会导致冷战式的集团对抗，最终使得亚洲跌入冲突乃至战争的深渊，这显然不符合“共治”的要求。而且，从目前来看，中国无意与美国相争，美国依然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外部主要决定因素，决定中国崛起的成本和代价，中国依然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机遇动力而非最严重的威胁来源，所以寻求相互合作依然是上策，避免冲突是中策，斗而不破是下策。因此，中国缺乏结盟以抗衡美国的意愿。此外，亚洲其他国家似乎也并不想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它们更希望搭两个大国的便车，而避免卷入它们之间的冲突，所以除非自己的安全和生存遭到某一方的根本性威胁，否则它们也不愿意与另一方结成紧密的同盟来反对前者，因此中国也缺乏结盟的能力。

　　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则是另一种选择，但问题在于，两国在地区经济主导权上存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关系(上题已谈)，如何解释清两国在地区经济合作议程中对规则的不同理解并达成共识，才是实现两国共同建立有效的地区经济合作管理机制的前提。

　　或许一种新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实现中美“共治”，那就是“规则性权力”。要跳出中美关系“紧张–缓和”状态的循环逻辑，需要我们不仅要强调中美关系中的物质性权力，更要重视规则性权力的塑造。所谓物质性权力，通俗而言就是GDP总量多少、军队实力如何等，对这种权力的竞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规则性权力”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相互认同的规则的稳定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两个国家能逐步实现角色趋同，双方相互将对方视为朋友和伙伴，而非敌人和对手。规则性权力的塑造有赖于“集体身份”的构建，它最直接地来源于两国在各层次各领域不断加深的相互依存水平。同时，两国需要在发现共同利益和抑制共同威胁两方面加深互动，培育双方共有的历史使命感和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感。就目前而言，也许更为紧迫的，是中美双方要达成某种战略再保证，双方切实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总之“集体身份”和“规则性权力”的建构，有利于两国实现角色感知的趋同，并由此促进“合作共赢”的实现，引导中美关系由“消极互信”(基于相互确保制衡或摧毁的互信)演进为“积极互信”(基于共同认准的合作规范)，实现两国关系由“物质性权力导向型”升华为“规则性权力导向型”。

　　最后，或许最为根本的，中美“共治”仍是一个虚幻的愿景，更为现实的诉求是，中美首先要把自己的双边关系管好，然后再去思考如何将健康的中美关系的影响传播到整个亚洲。这就需要我们回归到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去。尽管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沿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阶梯拾级而上，还是能有一个美好的前景的。

　　目前的现状是，美国人最为认同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奥巴马本人在给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书面致辞中说，美中可以向世界证明，两国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历史覆辙，两国可以携手应对21世纪面临的严峻经济和安全挑战，为发展持久信任、长期稳定、充满希望的美中关系奠定坚实基础。然而美方并没有正面回应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的原则。对于合作共赢，美方强调要求中方解决美方关切的具体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与外交话语体系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要内容国家间只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待，才能和平共处。在美方看来，尽管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无可非议，但是“相互尊重”这类表述并不是传统国际法和西方政治与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常用的规范性概念。同时，由于美国在自身的国体、政体、政治稳定、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等问题上，都没有感受到中国的现实威胁，所以在这些方面的“相互尊重”对美国意义不大。如果接受中方“相互尊重”的表述，美国强调的“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等等，就丧失了“道德高度”，而让中国单方受益。因此，美方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对中方重大关切的不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牵制、意识形态的偏见等，从未公开明确说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国内秩序、发展道路的尊重。反观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界定和期待，都关系到它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它所极力维护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谈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美方总是表示，希望中方一是在朝核、伊朗核、反恐等美方视为重大利益的国际安全问题上同美方合作，二是在金融稳定(其中关键的是美元的霸权地位)、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照顾美方的关切。美国人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以其正在形成的巨大实力和世界影响，造成对美国地位及其倡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把主要关切聚焦到“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避免对抗”(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议题上，原因盖出于此。

　　因此，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强调之前的观点，破解中美关系症结的关键所在，是美国人自己，如果它能摆正心态，正视中国合理的诉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以及中美在亚洲共同合作的前景将非常值得期待。美国的问题是其战略思想依然停留在冷战时期，美国推动了全球化，但是美国自己却没有准备好，尽管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但是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中美两国的冲突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之争，但是它更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要面对的所有挑战，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将如基辛格博士所言，开创一个人类前所未见的新时代，所以中美两国如何解决竞争和冲突、推动合作与共赢/“共治”，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更将取决于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模式的如何建立，取决于在这样的时代中亚洲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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