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善人：苏联体制的宿命

作者：唐大善人  来源：共识网

    1991年12月25日，存在了69年，打败了纳粹德国，有五百万军队、两千万党员、三亿人口，唯一能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拥有的核子武器能将人类毁灭几十次的苏联，默无声息的解体了。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是西方的渗透，有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卖国，真是如此吗?

　　在苏联的层层铁幕下，西方能渗透进来多少?西方那一点点能渗透进来的东西和苏联政府几十年的强势灌输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三亿苏联人民就那么容易被西方的宣传所欺骗吗?

　　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就能将，五百万苏联军队、两千万苏共党员、三亿苏联人民出卖了?为什么苏联人民不站出来反对戈尔巴乔夫，反对苏联解体?相反，苏联解体前曾经发生过一次“819政变”。“819政变”试图阻止苏联解体。苏联人民不仅没有支持政变，反而反对政变，人民组成人墙、登上坦克阻止军队前进。

　　1991年8月19日，一群苏联高官，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戈尔巴乔夫，行使国家全部权力。反对派叶利钦发布演说，号召全体苏联人无限期罢工同政变者斗争，命令所有的军队回到驻地。政变只持续了三天，很快就失败了。

　　很显然，西方的渗透、戈尔巴乔夫卖国，这都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那么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看看苏联解体时，苏联人民并没有站出来表示反对。苏联人民还同试图阻止苏联解体的政变者进行斗争，就明白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了。苏联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人民已经抛弃了苏联，人民希望苏联解体，这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少数几个体制内的高官发动政变表示反对，不足为怪。纣王这样的暴君还有伯夷、叔齐这样愚忠的臣子，为他不食周粟而死。

　　为什么人民抛弃了苏联?答案在于苏联体制的失败，苏联体制的弊病让苏联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最终人民抛弃了苏联。

　　苏联体制的特点与弊病

　　苏联体制简单起来用一句话来概括：党管一切、一切听党的，党拥有一切、人民一无所有。

　　政治上：从最基层的农村村委会、城镇的街道办事处，再到上层的镇、县、市、省、中央，一级一级的官僚体系一竿子插到底，牢牢的控制着社会。消灭了其他的政党，一党长期执政。社会中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学术团体、慈善组织，要么被取缔，要么被控制。参政议政、选举被选举、游行、集会、罢工、请愿，民众的各种政治权力也被取消了。

　　经济上：私有企业、私有土地被收归国家。除了民众家中仅有的一点点财产，政府拥有了几乎社会全部财产。工人和农民在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集体农庄中工作。取消了市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按照政府的指令运转。

　　思想上：私人媒体被取缔，只有党办的媒体，报纸、电视台。私立学校要么被取缔，要么被改造成了公立学校，被各级校委教委控制着。民间宗教团体要么被取缔，要么被官办教会取代，要么被各级统战组织控制着。旧的意识形态被否定了，党的理论成立新的真理。党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的宣传工具，牢牢掌握了话语权，强力的灌输着党的意志。民众无权反驳，无权质疑，只允许听党的话。

　　一个形象的比喻，苏共就像一只大章鱼，它的触角伸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切都被它的触角牢牢的掌控着，政治运作、经济生产、私人生活、人大脑里的意识。

　　苏联和中国古代的王朝有许多相似之处，非民选体制、一级一级官僚体系管理控制着社会、立一种思想为国教强迫人们信仰。只是苏联体制控制的范围更广、控制的程度更严。苏联体制是人类历史古往今来控制最严密的极权体制。中国古代的王朝，受制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政权的触角只能达到县一级，县一级以下农村依然是传统宗族自治。所谓“封建不下乡”。相比这个庞大帝国，数以亿计的人口，王朝对于社会的干预也很有限，一般只关心几件事：不要造反、按时交税、维护社会秩序、司法断案、灾荒救济。

　　看起来无比严密、坚不可摧的苏联体制其实有着其致命的缺陷。

　　会导致五大弊病：官民对立、腐化堕落、教条僵化、臃肿低效、愚昧野蛮。

　　会面临五大危机：粮食危机、物质危机、人权危机、社会危机、信仰危机。

　　会经历五个阶段：建立期、修正期、僵化期、崩溃期、消亡期。

　　五大弊病

　　一：官民对立

　　这个世界上除了少数以折磨自己的身体为乐的印度苦行僧，绝大多数普通人还是喜欢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能让自己的精神和身体更加的娱悦。自私、对自己好、为自己谋取利益让自己开心快乐，这是人类几百万进化中形成的本性。如果人的天性是努力追求让自身痛苦，那么人类也许早就自杀灭亡了。一心帮助他人的雷锋，姑且不论国家机器制造出的道德偶像其真伪性如何，即使真有雷锋这样的人也必定是少数。如果全世界人人都是雷锋了，宣传雷锋也没有意义了。

　　人还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会计算怎么样才能谋取利益。即使一个原始人拿着石头准备砸兔子，也会计算怎么样才用石头砸中兔子，填饱肚子。几百万的进化，不断的强化了人类计算的能力，这也是人类文明能高度发达到今天的原因。反之，如果人类没有计算的能力，一看到兔子就胡乱扔石头，兔子没砸中跑了，人类也许早就饿死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下人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努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不断的计算怎么样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全人类的共性。菜市场买菜的老奶奶挑选蔬菜时，都会和菜贩子讨价还价，相互博弈。不管是个体的官员还是群体的政府，做任何决策时，也会计算怎么样才能为自己谋取利益。

　　民选体制下，人民选举任命官员，人民有权力监督官员，人民有权力罢免官员。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受到人民的监督。每隔几年换届选举，政府还要面临人民的重新选择。官员和政府的利益处处受制于人民，官员和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竭力讨好人民。韩国总统选举，朴槿惠总统还要为民众洗脚。台湾选举，马英九总统的夫人周美青女士走街串巷的跟人握手，希望赢得他们的选票。

　　苏联体制下，人民代表只是一个幌子，被代表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谁代表了。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不是人民选举的，人民也没权力监督官员、罢免官员。人民也没权力任命政府、监督政府、罢免政府。官员和政府的利益不受制于人民，那么政府和官员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能有什么好处?人民不能给我官当，不能升我的官，又不能撤我的官。人民人数再多也不过是一大堆零，一万个零加起来还是零。一个简单的常识，街头的大妈为你服务，给你擦皮鞋，你还要给大妈钱。不给官员任何好处，官员为什么会无偿的为你服务?官员又不是雷锋。苏联体制下，官员不会为人民服务，只会漠视人民的利益。

　　苏联为谋求称霸穷兵黩武，将大量的资源用去制造飞机、导弹、核武器。另一方面普通的苏联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一直到苏联解体，买个面包都需要排队，简单的轻工业产品衣服、牙膏、牙刷、香皂、洗衣粉都需要从中国进口。人民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为什么几十年，苏联官员眼睁睁的看着人民受苦不为所动，不把发展军事的资源拿去改善人民的生活。答案就在于苏联体制下，官员和政府都不是人民任命的，人民也没权力监督、罢免他们。官员做任何事都不需要向人民负责，都可以不顾人民的意愿，不管人民的死活。历史的可笑之处，苏联解体不是因为没有原子弹，而是因为没有面包。

　　本着人性自私的原则，官员会竭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为自己谋取利益简单的方法就是侵犯人民的利益。从别人碗里捞食，比自己种地轻松多了。官员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没有底线的侵犯人民的利益，把人民往绝路上逼。人民的利益被漠视、被侵犯，人民反对官员，官民对立，官逼民反。这是苏联、中国历代的王朝、古今中外所有的非民选政府，用尽任何方法都无法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不管多少的宣传工作、多少的思想教育都无法改变，只能自欺欺人。

　　从秦到清，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曾经发生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小的姑且不计，大的农民起义，秦末的陈胜吴广、西汉的绿林赤眉、东汉的黄巾军、隋朝的瓦岗军、唐朝的黄巢、宋朝的王小波方腊、元末的红巾军、明朝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朝的白莲教太平天国。古代造反要杀头，还要被诛九族，人民只要有一点生机，都不愿意造反。天地会“反清复明”为什么失败了?满汉之分，民族大义远没有脑袋重要。除非真的活不下去了，也真没几个人敢不要脑袋去造反。

　　梁山好汉里除了少数李逵这样的流氓无产阶级是天生的革命者造反者，绝大多数梁山好汉还是被逼上梁山的。林冲的妻子被高衙内调戏，高衙内设计陷害林冲，林冲被发配充军去照看草料场，林冲也没有造反。后来高衙内害死了林冲的妻子，还派人追杀林冲，烧了草料场。按照军法草料场被烧就要被杀头，林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造反。即使造反了的宋江也天天指望朝廷来招安。

　　人民造反很重要一个原因，当然不是全部的原因，官员贪婪残暴，横征暴敛，把人民往绝路上逼，不给人活路。最后，不造反必死，造反还有一线生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官员若是有一丁点爱民如子之心，给人民留一点活路，就不会有人造反。官逼民反的根本原因不是官员品德的败坏。古代二十岁就生育下一代，一百年有五代人，两千多年起码生育了一百代人，就算摇骰子也会遇到爱民如子的官员，为什么还是会官逼民反呢?

　　非民选体制下，官员不是人民选举的，人民也没权力监督官员，罢免官员，官员不会为人民服务的，不会在乎人民的死活。并且官员凭借手中握有的巨大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毫无底线的侵犯人民的利益，把人民往绝路上逼，这才是官逼民反的根本原因。官逼民反是非民选制度的缺陷决定了的历史必然。

　　黄炎培曾经问毛泽东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民主。除非进行民选，让人民任命官员、监督官员、罢免官员。官员就不敢再无视人民的利益，不敢再侵犯人民的利益，反而会竭力的讨好人民，为人民谋取利益。而要让统治者进行民选把自己的权力给人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用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吴稚辉话说：等于自割头颅。

　　苏联体制的特点更加重了官民对立。苏联政府拥有的权力太大，人民的权力太小接近于零，官员可以没有底线的侵犯人民的利益。斯大林的大清洗，屠杀、关押、流放了上千万人。苏联体制下党管一切，所有的领域都在官员的掌管下，官员可以从所有领域来侵犯人民的利益。一个下放到农村的女知青想回到城里生活，必须要村长同意，村长可以借机强奸女知青。人民的利益受伤害的程度越深，受伤害的范围越广，官民对立的程度就越严重。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做的调查“苏共代表谁”，结果85%的苏联人认为苏共只代表公务员、官员的利益，与自己无关。

　　二：腐化堕落

　　大规模的腐败发生需要四个条件:

　　1：追求享乐的天性。

　　如果人人都像甘地，只需要一块粗布围着身体，自己织布就能满足，这个世界就不会有腐败。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只是些贪图享乐的凡夫俗子。享乐能带来身心的快乐，对能带来享乐的美色、美食、权力、金钱，疯狂的追求和占有是人生来就有的天性。古罗马的斗兽场、大浴池，中国帝王辉煌的宫殿、后宫的三千佳丽、无数珍宝。从西方到东方，从古到今，没有什么人能抵挡享乐的诱惑。没有什么人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也许某一些人某一段时间能抗拒享乐的诱惑，但是绝大多数人终究难逃被享乐所俘获。

　　2：非民选体制。

　　民选体制下，官员要由人民任命，还要被人民监督，还要提防被人民罢免。官员处处受制于人民，被戴上了紧箍咒，不得不老老实实的为人民干活。非民选体制下，官员既不是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也无法监督官员，罢免官员。官员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好处?为人民服务成为了一句空喊的口号。官员不会为人民服务，只会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服务，用权力来追求腐败与享乐。

3：拥有巨大的权力。

　　权力是腐败的资本，要腐败还要有权力。一个农民想要腐败，也没人请他吃饭喝酒，送钱送礼。苏联体制下，党管一切，党拥有一切。在这种一元权力体系中，所有的权力都归于政府，归于官员。官员掌管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手中握有的权力很大，这自然容易产生腐败。反腐最容易的不是抓腐败分子，而是消减政府权力。没有权力自然没有腐败的资本了。但要想统治者放弃减少手中的权力等于与虎谋皮。

　　4：缺少监督和制约。

　　民选体制下，腐败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民众、反对党、独立的舆论来监督官员，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来惩罚官员。而在苏联体制下，这些都没有。苏联体制下反腐只有依靠官僚体系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自己反自己的腐，行得通吗?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监守自盗。

　　中国人几千年都有“明君”思想，希望依靠上层官员来反腐，靠得住吗?又有谁来监管这些上层官员?拥有巨大权力又无人监管的上层官员，必然会腐败。腐败的上层官员又如何能去反下层的官员腐。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什么只准你贪，不准我贪?如果不让下级官员腐败，好比让一只猫看着鱼不让它吃，下级官员肯定会非常的不满。对于下级官员的腐败，上层官员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甚至为了收买下级官员，主动让下级官员腐败。斯大林建设了豪华别墅，提供雪茄、伏特加，各种特供，来收买官员。依靠上层官员反腐也是行不通的。

　　极权体制下没有谁会真正的反腐。绝大多数官员腐败，如果都将这些腐败的官员惩罚了，会动摇统治的根基。把天下的贪官都杀了，还有谁来帮朕管理这个国家?朕的江山不就垮了。反腐更多时候是打击那些过于腐败的官员，希望其有所收敛，害怕过于腐败会导致政权的不稳。也希望借反腐来缓和民众的一些不满。

　　人生来就有的追逐享乐的天性;非民选体制下官员不受制于人民，官员只会为自己谋利;官员手中握有的巨大的权力成了可以腐败的资本;缺少监督和制约，可以放心大胆的腐败;四者结合在一起是产生腐败的根源。

　　这种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导致苏联、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无法遏制腐败。从秦到清，中国换了十几个王朝，按理说总应该碰到一个清廉的王朝，但一个都没有。不做根本性的改革，解决这些制度性的缺陷，只简单的抓几个腐败分子，看起来声势浩大，其实没什么用。反腐打掉一个腐败分子，不过腾出一个空位，换一个人腐败而已，新上任的官员又会很快腐败。朱元璋剥皮充草如此残忍的手段，也无法遏制大明官员前赴后继的腐败。连朱元璋都感慨：“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 “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大众总是希望清官来拯救自己。世界上又有几个清官，有几个包拯海瑞，又能拯救几个人?

　　统治者对腐败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只准我贪不准你贪，只准大官贪不准小官贪，只准小贪不准大贪。他们希望将腐败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既能腐败又能江山永固，这样就能永远的腐败下去。问题在于，人心贪婪的欲望一被打开就无法控制，欲壑难填，人们想要更多更多。被抓获现行的腐败官员没有一个是真的因为活不下去了才收受贿赂，相反很多人捞取的钱财足够自己用几辈子了，还不满足。人有喜新厌旧的特性，要不断寻找更新、更强的刺激，才会有满足感。大鱼大肉到山珍海味，再到熊掌鱼翅，最后发展到吸毒。腐化堕落的程度越来越深。官员很快就不务正业，荒废了工作，一心只想着捞钱、捞官、享乐，严重影响到体制的运转。腐败的官员成了堕落的毒虫，作恶的先锋，将整个官僚体系蛀得千疮百孔，制度坍塌，法令全无。买官卖官，交相贿赂，官以贿得，刑以钱免。

　　中国古代的王朝“封建不下乡”，民间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和官僚体系是有一定隔离的，多多少少能够抵御官僚体系渗透进来的腐败。而苏联体制下，整个社会完全如同一个大机关，民间已经纳入了体制内，腐败可以无缝连接从政府渗透进民间。腐败会很快从政府渗透进民间，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整个社会将完全的腐化堕落。任何领域，任何个人只要稍微有一丁点权力，就会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用尽各种方式为自己捞取利益。

　　支撑社会运作的法律和道德很快坍塌。整个社会失去了价值观，没有是非黑白，没有善恶对错，一切唯利是图，物欲横流。只要有钱有权，黑的也可以变成白的，驴也被说成马。一向认为人类最后一片净土的大学校园，也存在着各种肮脏的潜规则。一直被认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结果文人无耻比娼妓尤胜。导师把学生安排到自己公司上班，美其名曰实习，其实学生不过是导师不要钱的奴隶。女生为了考试性贿赂导师，贪图钱财被导师包养。老师诱奸学生，用学术经费开房。自主招生、考试加分也成了勒索考生的借口。知识分子相比大众有更高的知识素养，本应该成为一个社会道德的孤岛。当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堕落了，整个社会就彻底没救了。

　　在腐败的社会，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自然无法腐败，反而还是腐败的受害者。国家的财富如同一张大饼，想要吃多点，就找老百姓那份下口。老百姓成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啃一口。每次强拆的背后就是低价强买。用各种手段法律、暴力，赤裸裸的抢夺他人财富罢了。社会失去了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约束，越是凶狠残暴卑鄙无耻的人越是猖狂得志，越是善良老实的人越是被欺压。贪官甚于强盗。人民饱受欺凌自然引起强烈的不满，人心尽失。

　　三：教条僵化

　　僵化可以分为体制的僵化和思想的僵化。

　　体制僵化的原因在于没有外部力量的修正和官僚体系自身的缺陷。

　　西方有句谚语：要感谢那些批评我们的人，他们在指出我们的错误。民选体制下，民众可以集会、游行、罢工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反对党死死的盯着执政党，时时刻刻准备批评执政党。媒体对政府的指责也很严厉，甚至是刻薄。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这些批评肯定让人很不舒服。但恰恰是这些批评帮助了执政党，一可以帮助执政党发现改正错误，二可以时时刻刻监督让执政党不敢松懈，三可以让执政党不断的发现修正自己不合理的政策。苏联和中国历代的王朝，大家都报喜不报忧听不到民众不满的声音，反对党也不存在了，舆论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江山永固，天下太平”，也没有换届选举的担忧。没有外部力量来影响到执政者的运作。

　　执政者的官僚体系，自身又有其严重的缺陷。苏联、中国历代王朝、IBM这样的大公司，它们的组织结构都是一级一级的官僚体制，层层控制，上级下达命令，下级服从执行。所谓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组织结构的优点是执行力强，缺点就是只知道机械的服从。其次，它们制定了各种详细的规则要求遵守服从。它们的企业文化就是：强调服从，反对思考，反对改变。再加上，人性懒惰，喜欢守旧不喜欢变化的弱点。变化不仅费时费力，还带来种种不确定性。组织结构的机械服从，企业文化反对变化，人性懒惰不喜欢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个体制逐渐失去了活力、创造力、变化革新的能力，越来越僵化。

　　“蓝色巨人”IBM成立于1911年，是全球第一IT巨头，长期以来被视为计算机的代名词。1993年，因为“官僚病”IBM亏损高达160亿美元，被媒体形容“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坟墓”。最终新上任的总裁郭士纳挽救了IBM，写了一本书《大象也能跳舞》。

　　挽救一个企业都极其困难，挽救一个政权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清王朝灭亡以前，历史给了清王朝三次改革自救的机会：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洋务运动只是几个地方大员在推动，没有中央政府全国范围推动的改革。戊戌变法被清王朝自己扼杀了。清末新政，皇族内阁让天下人大失所望，立宪派也转投了革命党。为什么清王朝没有抓住这三次革新自救的机会?根本原因就在于，三百年统治累积下来的惯性惰性，已经使整个体制彻底僵化了，失去了变革的能力。

　　思想的僵化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1：塞进脑中的教条。

　　如果民众个个都如梁山好汉充满反叛精神，“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一个社会总有许多不满，民众四处反叛，统治者光凭借武力镇压，也疲于应对。统治者要给被统治者套上一个精神枷锁，来麻痹、软化民众的反抗意志。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一种理论来支撑。在这种理论的解释下，这个政权是合法的、正义的，人民应当拥护这个政权。反对、质疑这个政权是错误的、危险的、不道德的、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统治者将这种理论改造成教条塞进民众的大脑，让民众迷信和盲从。民众对统治者所说的越深信不疑，越容易统治。中国古代的王朝把儒家学说立为正统，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统治者再不对，人民也不应该反抗。中古时代的伊斯兰教神权国家说：苏丹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反抗苏丹就是违背真主的意愿。

　　2：人不愿意思考。

　　对少数思想家来说，思考使人愉悦。我思故我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思考又累又不舒服。罗素：大多数宁死也不愿意思考。

　　3：统治者不允许人思考。

　　一个人开始思考，思考的自由统治者将无法控制。思考者可能发现教条的不合理，提出质疑，这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思考者可能会批评政府的错误，让政府难堪。明朝思想家李贽质疑儒家学说，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被打入大狱，割喉自杀，成了自己思想的殉道者。李贽被杀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儒家学说已经成了维护皇权的工具，李贽质疑儒家学说威胁到了皇权。李贽也很清楚这一点，他给自己的著作取名《焚书》《续焚书》，知道自己的思想肯定不容于统治者的。

　　专制统治和自由思想是截然对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首先就是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允许人们信儒家那一套“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明朝朱元璋夺取政权以后，就设立八股文来桎梏人的思想。清王朝，即使被称为明君的康熙、雍正、乾隆，也大兴文字狱，恐吓控制人的思想。这是统治者的阶级本性决定了的。

　　4：在极权体制下人也不需要思考。

　　统治者精心设计了许多完备的教条。这些教条堪比百科大全书，详细的规定好了人们应该做的每件事，人们做每件事的标准答案。每个人只需要按照标准答案来生活就好。思考是多余而危险的。大脑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按照统治者给的标准答案，机械的做出反应就行了。大脑会很快被废弃不使用，人成了一群被摘除了大脑的行尸走肉。

　　5：“相信就升官发财，不相信就是反革命，坐牢枪毙”的淘汰机制，强化了教条的力量。

　　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用财色来诱惑读书人把儒家那套反人类邪说信到骨子里去，愚忠一辈子。皇帝要杀你，还要山呼万岁，磕头谢恩，美其名曰：赐死。如果不信儒家那套歪理邪说，不参加科举考试，只想简单做一个自由人，就会被世人所不容。《红楼梦》里的宝玉经常被他父亲打骂，逼他去博取功名，光宗耀祖。

　　这五条遏制人思想的绳子绞合在一起，日积月累不断的强化，最后成了无法挣断的巨大绳索，牢牢的束缚了人的思想，让人思想彻底的僵化。荒唐的是，在愚化被统治者的同时，也愚化了统治者，很快整个社会思想都僵化了。

　　明朝末年，内部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弄得焦头烂额。外部满洲人在关外崛起，抢占了东北，几次打败征讨的明军，多次入关抢劫人口和财物。明王朝内部有官员提议，先和满洲人议和，集中力量消灭内部的农民起义，等国力恢复以后再出关消灭满洲人。饭要一口一口吃，敌人要一个一个消灭。这个建议是正确而可行的。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迂腐官员坚决认为，议和就是卖国，宋朝灭亡就是因为议和，所以坚决不能和满洲人议和。明王朝准备迁都南京，以避开满洲人对北京的侵扰，也想好好经营江南，利用江南的财富守住半壁江山。大臣拼死反对，认为迁都就是逃跑，就是向敌示弱。结果，明朝两面作战困守北京城，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满洲人入关坐了天下。

　　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任何一个物种，都要有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的能力，方能生存下来，否则便被淘汰。非洲气候炎热，非洲的狐狸耳朵要大才好散热。北极气候寒冷，北极的狐狸要生存下去，就要耳朵小，减少热量的流失。小到一个动物一个企业，大到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就会被淘汰。很多企业、政权崛起时生机勃勃，后来逐渐的僵化，最后走向毁灭。相似的场景历史上不断的重演，如此这般也许就是宇宙进化的法则吧。

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元朝只统治了不到百年，而清朝则成功统治了近三百年。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满族是渔猎民族，被统治的汉族却是农耕民族，大家之间的差异很大。蒙古人把草原的规则生搬硬套到汉族人身上，把汉族人当作草原部落战争胜利者的战利品，一群奴隶。推行种族歧视，把天下人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四南人(南方的汉人)，残忍的欺压汉人，激起了汉人强烈的反对，最终被赶回来了漠北。而满族人的统治手段更加的灵活。学习汉族的文化，祭拜孔子，表明自己对汉族文化的喜爱和认同，把自己装扮成汉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减少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对立。招降汉族的大臣，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为己所用。借鉴汉族历代的制度，再加以修改，而不是把满洲人的制度生搬硬套到汉族人身上。宣传满汉一家，来麻痹汉人。

　　四：臃肿低效

　　苏联体制下的官僚体系有两大特点，一是规模非常庞大，二是效率极其低下。臃肿庞大，效率低下。

　　苏联体制下，官僚体系的规模非常的庞大。

　　一：政府要管的事非常的多。美国政府一般只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国防、治安、司法、行政服务。苏联体制下党管一切，一切都要归党管，政府要管理的领域，要管理的事情比美国要多很多。政府要管的事越多，自然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部门，官僚机构的规模非常的庞大。

　　美国的企业属于私人，亏钱赚钱都是企业股东的事，国家只关心收税。苏联体制下，企业属于国家，国家自然要管，这就需要设立各级国资委，每个企业还要设立一个党支部。美国的电视台、报纸都是私人所有，苏联体制下这些都是要占领的舆论阵地，自然又需要设立各级电视台、中宣部来管。美国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苏联体制下这些都要管，这就需要养一大群网络评论员来引导舆论。政府还要管计划生育、抓超生、追罚款、男人上环、女人结扎。政府还要管户籍制度、办暂住证、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在台湾乘坐地铁不需要检查物品。大陆地铁人人都要检查物品，这自然又需要起码几十万安检员。

　　二：管的方式也不对，喜欢大包大揽。苏联体制下，政府习惯任何事情都自己做，认为只有自己做才能牢牢的掌控。美国政府很多产品和服务都是从市场采购，既减少了政府的规模，又利用市场竞争提高了效率。

　　美军的许多飞机、坦克、都是私人企业研发制造的。美国也有很多私人修建监狱，然后出租给政府使用。美国也有很多赏金猎人，帮助追捕逃犯。台湾有许多的摩托车，政府委托给合格的摩托车修理店，来检测摩托车尾气，颁发合格证。苏联体制下，汽车检测只有去车管所，浪费时间和生命去排长龙。美国各大城市的电力、天然气、自来水也是和私人企业签订长期的供货合同。苏联体制下，也产生了很多名义上的电力公司，天然气公司，自来水公司，其实也不过是换来个招牌的衙门。

　　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官僚机构规模非常的庞大，管事的人和部门都很多，而效率却非常的低下，该管的事情却没管好。为什么会这样?

　　1：非民选体制下政府机构本就不会为人民服务，自然没有努力把事情做好的动力。

　　2：管理的领域太多，要管的事太多，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范围，根本管理不过来，力不从心。

　　3：依靠一套僵化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根本不适应。假如一个人户籍在重庆，人在北京工作，想要结婚生小孩，要办许多的证件，单身证明、准生证。这都需要从北京跑回重庆，来回几次。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为什么就不能异地办理?因为僵化的体系不会变化革新。

　　4：官僚体系本身就效率低下。即使在发达国家，和私人企业相比，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依然经常被人批评。

　　5：工作让人感觉累，不快乐，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工作。民选体制下，选民、舆论、反对党不断的监督和抱怨，鞭笞政府，用鞭子抽着政府把事情做好。苏联体制下没有选民、舆论、反对党来监督，自然没有做好工作的压力，就是混日子。

　　6：没有竞争。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几个政党相互竞争，你干不好就我来。竞争就逼迫执政党不得不把事情干好。干不好就会被赶下台换一个上台。社会在竞争中前进了。

　　7：官僚体系已经彻底的腐化和堕落。没有一点把工作做好的的责任心和动力，他们只感兴趣如何捞钱捞官和享乐。

　　事没管好人民不停的抱怨，政府想当然的认为是人手不够，努力的增加人手，结果官僚体系的规模越来越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官僚体系越来越膨胀，效率却越来越低下。根本的原因在于其体制的缺陷，投入再多的人、财、物，能转化出来有用的也太少。

　　五：愚昧野蛮

　　苏联体制注定会导致人的野蛮和愚昧。

　　为了把共产主义树立成新的绝对真理，传统文化被打倒、被否定。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时间逐渐发展起来的，有其愚昧落后的一面，但是其能长期存在，也证明其有合乎人性的地方。共产主义只是几个理论家发明的，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其本身有很多违背人性的地方，是和人性相抵触的。

　　共产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区别在于，传统文化强调的是“爱”。无论是儒家学说“仁”，佛家的慈悲，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共产主义强调的是“恨”，剥削、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造反有理。爱让一个人快乐，恨也许短时间让人酣畅淋漓，一个生活在仇恨中的人终究是不快乐的。一种让人不快乐的东西怎么能长久存在呢?强烈的灌输一旦减弱，共产主义就被人性逐出了大脑。但令人尴尬的是，旧的传统文化已经被摧残得支离破碎，新修的共产主义神殿又垮塌了，人心只留下来一片瓦砾。传统文化的精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义廉耻，忠孝仁爱，消失了。仇恨教育、暴力宣传却让人变成了野兽。

　　苏联体制的缺陷，注定整个社会腐败横行，法律和道德崩溃。一个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斗兽场，人吃人，人害人，人整人。善良的人被当做待宰的羔羊。要想在这么一个野蛮的社会中生存下去，只有变成野兽，才能不被吃掉。苏联体制本就是一个逆向淘汰，鼓励人变坏的的体制。越是坏人得到的奖励越多，越是好人越是饱受欺凌。苏联体制下的人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坏。好的制度让鬼变成人，坏的制度让人变成鬼。

　　教育的目的是启发人的智慧，让人学会怀疑批评思考，让人学会分析判断，让人变得聪明起来。苏联体制下，教育的目的是毁灭人。给人的脑子里塞进一大堆的教条，不允许人思考，不允许人分析判断，只允许人迷信和盲从。这种体制下人的共同特点，只知道喊口号，不知道讲道理，说话做事完全缺少理性和逻辑。不知道怀疑批判思考，只知道如复读机一样重复脑中塞进去的教条。苏联体制只会让人越来越愚蠢。

　　五大危机

　　一：粮食危机

　　毛统治中国时，饿死了几千万人，几十年的时间人民都处于半饥饿的状态。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见到父母。父亲杨武之告诉他：“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杨振宁的母亲在一旁给父亲泼凉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为什么人民连吃一块完整豆腐的愿望都不能满足?按理说本不应该如此，首先国家已经没有战乱，再加上生产力的进步，种子、农药、化肥、拖拉机，粮食的产量应该大幅提高才是。即使中国古代的王朝，生产力如此落后的条件下，只要没有战乱，官员不太过腐败，没有大的灾荒，人民至少饭还是能吃饱的。梁山好汉还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如鲁迅所言：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苏联体制下粮食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苏联的农业体制是一种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粮食总体产量低。

　　原先农民自己耕种土地，缴纳地租和税收以后，剩下的就归自己。苏联集体农庄里，收获的粮食留下一点口粮，其余的全部要被征收走。农民就算再幸苦、再勤劳，也不能给自己多留下一点粮食。这会降低生产的积极性，降低粮食产量。

　　传统农民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来耕种。现在一批官僚来指挥农业生产，发出了许多荒唐的指令。深耕密植，地下几米深毫无营养的死土也被翻出来，既浪费劳力，又毫无意义。农作物密集的种植，导致农作物之间相互的竞争，不能正常的开花结果。赫鲁晓夫发起“玉米运动”，决定全苏联种植玉米。但由于苏联地理条件(主要是光照)实在太差，玉米几乎不结“棒子”。大跃进，放卫星，成为了一些荒唐的笑料。

　　传统农村以家庭为单位，以亲情为纽带，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劳作。集体农庄，一个人即使努力，别人不努力，你的努力也会被淹没在人群中。集体农庄人人都磨洋工。人不出力地不出产。

　　苏联集体农庄处处都要被一群官僚管理着。而管理集体农庄的这一群官僚，本就是一群腐化堕落的蛀虫。根本没有管理好集体农庄的动力。

　　受制于以上的因素，苏联建立相当长一段时间，人均粮食产量都赶不上沙皇时代。1953年苏联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人均产量0.38吨，只有1913年沙皇俄国人均产量0.67吨的一半。

　　其次，苏联体制下，民众没有权力，能分配的粮食很少。

　　古今通例，财物的分配是按照权力而不是人头。即使原始社会，部落酋长依然能分得最多的猎物。苏联体制下，粮食是国有财产，要依靠官僚体制来分配。普通的苏联人民毫无任何权力。人数虽多不过是一大堆零。在粮食的分配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即使几百万人活活饿死，也分配不到粮食。而官员凭借权力可以出口粮食换取外汇，购买奢侈品，拿粮食酿酒寻欢作乐。自己国家几百万人民活活饿死，几亿人忍饥挨饿，官员也可以慷慨的送粮食去无偿支援别的国家。

　　中国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废除集体农庄，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耕种，中国才结束了粮食危机。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只是改变了一下落后的生产方式，一下就解决了几十年的饥饿。朝鲜没有改变其体制，21世纪的今天，文明高度发展的东北亚，朝鲜人还要靠中国每年运送数百亿元的粮食养活。如果苏联体制不改变，粮食危机会永远的存在，苏联体制会永远和饥饿相随。

　　二：物质危机

　　苏联体制国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穷。无数的朝鲜人，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千方百计的偷渡到中国来。无数的古巴人不怕葬身鱼腹，乘坐小船也要偷渡到美国。无数的东德人不怕被击毙，也要翻过柏林墙，投奔西德。为什么贫穷成了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一个经济体系必然会涉及到：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在苏联体制下，谁生产?生产什么?谁消费?一切都按照行政指令来运转，或者说一切都按照官员的意志运转，按照权力来运转。美其名曰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指令型经济，其弊病就在于：

　　1：依靠行政指令来指导经济的运转本身就是一套生产率极低的方式。假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农民有一块地一年赚1万元。一群人没有房子住和农民商量，把地给我们建房子，房子建好分你几套。农民一算账，分到的房子一年租出去都能赚2万，同意了这笔交易。皆大欢喜，农民赚了更多的钱，别人也有房子住了。苏联体制下，行政指令说这块地只能种地不能建房，结果农民收入没提高，别人也没有房子住，大家都吃亏。

　　2：依靠一套行政体系根本无法来管理如此庞大国家。这个国家就好比一家巨型公司，有十亿雇员要生产几千万种产品，同时这十亿的雇员又是消费者，还要处理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这套行政体系根本无法应付过来。可能一个农场堆满了粮食都要烂了，一个酿酒厂却等着粮食来酿酒，为什么粮食没有运过去，因为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

　　3：市场中千万个参与者努力运作，相互竞争，争取效率的最大化。苏联体制下，一切已经设计好了，整个社会按照一套僵化固化的规则来运转。竞争已经被消灭了，没有人会努力的竞争，社会没有前进的动力。

　　4：集体农庄和国有企业由一群官僚来管理。这群官僚早已经腐化堕落，没有管理好企业的动力。官僚只是关心三件事：捞钱、捞官、享乐，那管工厂的死活。

　　5：人的大脑，聪明才智能创造财富。苏联体制下，人被教条僵化，丧失了创造财富的源泉。

　　6：任何体系都涉及到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苏联体制下，没有权力的民众在财富的分配中处于绝对的弱势。有权有势的统治者会分走绝大多数财富，无权无势的民众只能分到一点残羹冷炙。辛苦劳作的人却享受不到劳动成果，必然会打消劳动者的积极性。

苏联体制不仅导致社会总的财富少，而且普通民众能分到的财富更少。财富要由权力来分配，权力的不均会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公。权力越大的人分得的财富就越多，统治者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贪污腐败、苛捐杂税，巧取豪夺来分取更多的财富。普通民众无权无势，能分得的财富自然极少，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证。朝鲜一边几百万人在挨饿，一边统治者还全世界购买奢侈品。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是依靠工资生活，工资占GDP比重是衡量普通民众分得社会财富多少的重要指标。大陆工资占GDP比重只有印度的一半。在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人均GDP也被严重扭曲。一个村子，九十九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一个百万富翁，人均GDP一万元，对这些穷光蛋又有什么意义?

　　苏联体制下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社会总的财富少，再加上分配不均，统治者分得了绝大多数财富，民众只能分得极少的财富。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必然贫穷。贫穷的大众想消费没有钱，经济的发展会缺少内部消费的推动。

　　前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往往是依靠外国的投资，依靠对人力、土地这些资源的廉价利用，依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发展以后，人力、土地这些资源已经被利用完毕，外部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已经学习完毕，经济的发展速度自然会放慢。经济发展的放缓，又会导致外部投资的减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整个经济发展停滞。

　　三：人权危机。

　　苏联体制下，每个人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国家主席可以不经审判就被迫害死。普通民众更是命如草芥。每一场政治运动造就了无数的冤魂，被枪毙，被关押，被打入另类歧视。即使侥幸活下来的精神也饱受摧残，战战兢兢，苟活度日，提心吊胆害怕下一次政治运动的来临。斯大林的大清洗，枪毙、劳教了上千万人。毛时代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为什么苏联体制下，人权得不到保障?苏联体制下，冠冕堂皇的也颁布了许多的法律，建立了法庭。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幌子罢了。法律可以任意篡改，法官不过是提线木偶。真正主宰苏联体制的运转的是权力。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看法律。拥有权力，权贵可以作威作福。失去权力，今日的权贵，明日就能变成阶下囚。如朝鲜的张成泽。

　　苏联体制下，没有法律和道德，一切依靠权力运转。普通民众无权无势，他们的人权自然难以得到任何的保障。相反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还处处饱受权贵的欺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四：社会危机。

　　苏联体制下，党管一切，政府几乎无所不管。如前文介绍，苏联体制下官僚体系规模庞大，效率低下。党管一切的最终的结果，一切都管不好。

　　在政府管理的领域，问题不断的出现：

　　食品：毒奶粉、苏丹红、地沟油。

　　司法：冤案、错案、劳教、法官受贿、嫖娼和律师开房。

　　治安：警察殴打嫌疑人、枪杀孕妇。

　　环境：沙尘暴、雾霾、水污染、城市被水淹。

　　交通：堵车、动车相撞。

　　建筑：竹片代替钢筋修房、刚建设好的桥梁倒塌。

　　医疗：价格贵、质量差、医生和患者冲突。

　　教育：收费贵、教育水平低劣、乱收费。

　　社会问题一个一个的爆发。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苏联体制，不对体制进行根本性的修改，这些社会问题就会不断的出现。官方大力宣传的解决问题的成绩，不过是“锯掉箭杆式”的掩饰。最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样重大的事故依然可能会发生。

　　五：信仰危机

　　即使控制了所有的媒体，无数的喉舌涂脂抹粉，各种宣传机构强力的灌输，想方设法制造危机转移视线，最后依然免不了信仰的危机。

　　道德早已崩溃，法律作为社会最后的防洪堤，司法腐败让其荡然无存。整个社会变成没有道德，没有法律，黑白不分，善恶不分，无法无天的丛林社会。没有法律和道德的保护，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自然饱受欺凌。这不得不让民众对现实产生不满和怀疑。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宣传会影响人的认知，但现实会不断修正人的认知，让人的认知和现实不断的贴近。物质的贫穷、贫富的不均、社会问题不断爆发，自然会引起人心的不满。即使把社会宣传成天堂，也很难让一个没饭吃、没衣穿、没房住，终其一生再幸苦、再勤劳，也不过填饱肚子苟活度日，人生看不到一点希望的人，对现实很满意。

　　五个阶段：建立–变革–僵化–崩溃–消亡

　　建立期：苏联体制本身就是用暴力手段、意识灌输，种种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本质上是违背人性、科学、经济，种种客观规律的。在苏联体制建立初期，各种矛盾就开始显现出来。斯大林的大饥荒，大清洗，上千万无辜的人死去。毛时代饿死了几千万人，无数次的政治运动让人惶惶不可终日。

　　变革期：此时苏联体制建立的时间尚短，尚有一定的活力，会进行一系列的变革来缓解矛盾，苏联体制进入了变革期。比如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僵化期：随着变革措施的施行，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失去了继续变革的急迫性。变革带来社会表面的繁荣，让统治者认为无需进行更多的变革。变革的深入触及到统治者的核心利益，引起了统治者的反对。最终变革停止，苏联体制进入到了僵化期。如苏联的勃烈日列夫时代。

　　崩溃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革的红利逐渐消失。表面繁荣掩盖下的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官民对立、社会危机、信仰危机，不断的凹现。而此时，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体制已经失去了变革的活力。面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用变革来应对，只知道一味采取武力镇压。武力镇压取得了表面的、暂时的安定，也麻痹了统治者认为矛盾已经不存在了，结果社会问题越拖越严重。

　　社会矛盾在日积月累中积累，最后终于掩饰不住爆发了出来。此时整个体制已经病人膏肓，小打小闹的改革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矛盾除非来一场彻底的根本性变革，这恰恰是统治者不能碰的底线。即使统治者愿意变革，也只会在旧的僵化体制，固定的思维模式中寻找解决之道。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旧的体制和思维，要跳出旧体制和思维才能找到解决之道。

　　明王朝、清王朝、苏联，王朝末期的改革都会以失败告终。那些对王朝末期的改革抱有各种玫瑰色幻想的人，最终得到却是痛苦的失败。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会得到解决。现实的问题会不断的激化，不断的逼迫人民出来抗争。即使忍耐力超强的民众也有底线。这个过程会很长，终有一天民众一定会被逼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即使暴力镇压，只能暂时的将不满压制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实的问题还会逼迫民众再次起来表达不满。抗争-镇压-再抗争，这个过程会反复许多次。每一次暴力镇压，统治者只是取得了表面的胜利。每次镇压都在耗费统治者的力量，都在一点点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反复多次的消耗，统治者终将无力应对民众的不满，最后导致体制的崩溃。

　　消亡期：极权体制崩溃以后，人们往往会过于乐观，认为世界马上就会变好。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界是无法跳跃的。崩溃的极权体制会留下各种遗产，塞入人脑中的教条、残留的制度。好比一个人死了，躯体的腐烂还需要一段时间。极权体制进入了消亡期，如普京时代。残余的极权体制有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繁荣。人们往往又会过于悲观，认为极权体制是不死之躯，再次复活。其实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看似强大，不过是沙子堆的城堡。一遇见撞击，很快就土崩瓦解。

　　以苏联的历史为例：斯大林(建立期)—-赫鲁晓夫(修正期)—勃烈日列夫(僵化期)—-戈尔巴乔夫(崩溃期)—普京(消亡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0822111802_4.html

来源时间：2015/2/1   发布时间：201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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