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进入蜜月期以前的情报交流 “中美最终在战略上有所收获”
作者:特约撰稿王尔山,记者赵蕾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处理比较棘手的问题时,实用主义成为美国重要的传统。同时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四十年前的中美合作,貌似与现在的美越合作有颇多相似之处。且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解密——
那是一项令人兴奋的任务。去中国之前,首先需要确保自己拿到最新最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中情局,包括卫星照片、通话监听截取、与中方的交流记录,还有第三方国家,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可以提供他们认为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活动。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最近一次来到中国是在2014年6月,他协办了一个能源研讨会,有两百多名中欧专家参加。距离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已经整整40年。
1974年11月,在海参崴参加完美苏两国首脑高峰会议后,麦克法兰跟随基辛格来到中国。麦克法兰独自一人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间里,给解放军高级将领讲解苏联军队移动和部署的情报,长达三天。
麦克法兰比谁都清楚这种秘密行动的风险。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年中美建交前的情报交流,风险极大,因为“与一个尚未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分享这个级别的信息,很可能需要走到接近违法的地步”。
1985年,以他命名、由他乔装打扮亲手实施的“麦克法兰计划”——美国秘密向伊朗运送武器被揭露,里根政府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1987年,麦克法兰服用了十几颗镇定剂,差点搭上性命。
刚刚踏入国家安全领域时,麦克法兰的偶像是基辛格,“想成为他那样的国家安全顾问”。到了“伊朗门”时,他已经梦想成真。
麦克法兰曾经将自己对伊朗的“开门”,比作基辛格对中国的“开门”。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伊朗的情况还不像中美对话那样,可以到公开的地步,美国的得益也不明显,不足以说服美国民众,但“我不会为此感到遗憾”。
“中国军方跟我对接的, 每次都不是同一个人”
南方周末:你怎样开始负责情报交流的工作?之前有过这方面的工作背景吗?
麦克法兰:我有点小运气。我到白宫工作,是因为我获得了一份奖学金。每年这个奖学金都选择15个有领袖潜质的年轻人,提供去白宫实习工作一年的机会。幸运的是,我的办公室在基辛格博士隔壁,当然,你要去和邻居打招呼,所以我认识了他。当时他手下有一个海军军官,负责所有机密文件和工作,他在白宫工作5年后需要回到部队。所以有了一个空缺,我在海军呆过,之前学的也是战略研究,我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一个让基辛格博士面试的机会。斯考克罗夫特帮我做了推荐,我后来被基辛格博士聘用,当然,他说没有人能取代我的前任,但是我为他工作了两三年,所以我猜我的表现还不错。
南方周末:基辛格博士和你交流过他对中国的看法吗?
麦克法兰:中国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处于相对孤立。
我们的考量是,就如何确保冷战期间避免发生冲突,中国对美国可以有所帮助,当时美国正努力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在维护和平这方面我们可以跟中国找到一致目标,中美可以交换意见,互相帮助维持各自国内的稳定,清晰地向苏联表明我们至少有在沟通,而且可能在各自政策上有所协调。
南方周末:你说当时中美两国向世界展示出交流的举动,但那时中美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你们是怎么和中国人交流的?
麦克法兰: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为中美两国交流情报信息。当时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容易受到攻击的: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45个师,中印边境也不那么太平,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一系列的物资援助,包括军用物资。苏联海军军舰还在中国周边巡逻。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正面对来自苏联的全方位的遏制与压制,直接的部分来自北方边境,间接的部分借了印度之手,通过军舰巡逻还有对朝鲜、东亚其它国家的援助。美国当时也面对类似的压力。
苏联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导弹计划,他们的洲际导弹全都指向美国,导弹测试进展神速,美国很难进行监测,在这方面中国占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可能就检测苏联导弹测试提供协助。中美如果交流情报,这对双方都有好处。我当时的工作,就是收集在华盛顿可以得到的全部的主要与苏联有关的最新情报,和中国军方领导人进行分享,请他们提意见,比如能不能在中国建立情报站,便于我们更好监控苏联的导弹,毕竟导弹把中美两国都纳入险境中。我和基辛格教授到中国,当他和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谈话时,我就在地下室和中国同行们聊天。
南方周末:能告诉我们你当时和谁接头吗?你和中方联系是否有一套机制,你们是直接电话联络,还是通过其它方式?
麦克法兰:中国的军方领导人确定具体由谁来跟我对接,不是每次都是同一个人。他们都是解放军军官。我最好还是不要透露他们的名字。
南方周末:每次都可能发生改变?
麦克法兰:是的。从1973年到1977年之间,有时候一年一次,有时候两次,我都要去中国见他们,直到我离开那届政府。我的继任者是罗伯特·盖茨先生。
南方周末:这种形式的情报交流至今还存在吗?
麦克法兰:我希望如此,我不确定,可能还有吧。
“当时两国关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友好合作的地步”
南方周末:你1974年和1975年两次到中国,具体的细节如何?
麦克法兰:那是一项令人兴奋的任务。去中国之前,首先需要确保自己拿到最新最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中情局,包括卫星照片、通话监听截取、与中方的交流记录,还有第三方国家,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可以提供他们认为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活动。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一份很完整的报告,包括边境上的战术部署、苏联洲际导弹的战略性能,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苏联对印度等国的援助项目等等,这些信息都要做成具体的简报,并向中方解释,中方配备书记员,记下所有细节。但这对美国政府而言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当时两国关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友好合作的地步,美国国内有些人对中国对越南的支援感到不满,毕竟那么多美国人正在那里丢掉性命,有些人则对中国国内局势抱有顾虑。所以,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有各自的理由,对是否应该与中国有所交流持怀疑态度。而我们的法律反映了这种顾虑。实际上,与一个尚未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分享这个级别的信息,很可能需要走到接近违法的地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对尼克松总统及其接任者福特总统而言,允许进行这类交流是要冒一点风险的。但两位总统相信美国终将从战略上有所收获:通过向中国开启对话,我们希望有可能推动紧张局势的逐步缓和,最终促成政治与经济上的合作,这将极大地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被证明确实如此。
南方周末:当时两国之间还没有建立友好的关系,你的中方联系人相信美方是真心愿意分享如此敏感的信息么?
麦克法兰:是的,从中方可以看到的明显结论是,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这在具体跟我对接的中方联系人这里看得更加清楚。第一次,满意;第二次,很明显可以看出来,非常满意和感激,甚至可以说很开心,相信此举将推动两国关系升温;第三次,体现出一种渐进的理解,意识到双方都将从中受益,中方对此是鼓励的。
南方周末:这对双方建立信任都有好处。
麦克法兰:是的。我们也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比如更好地监测苏联的导弹测试。只有在中苏边境部署设备和监测站才能更好地收集一些情报,这对我们很有价值。
南方周末:你曾将伊朗门事件与基辛格博士提倡的对华开放政策相提并论,做过一个中国类比。
麦克法兰:我认为,唯一的可类比之处在于,我们向彼此打开大门,目的是为了避免因为无知和缺乏交流而发生误会。我们两国对于维护世界稳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并不仅仅限于亚洲地区,而是在全球范围。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对全球稳定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至于伊朗这个例子,当时和现在,都是事关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仅限于波斯湾地区,而且关系到至关重要的燃料运输是否可行。任何时候,只要你想在长时间的隔绝以后试图开始对话、重启对话,就可能包含风险。这是因为,导致孤立的态度固然指向了错误的方向,却已经植根于政府的政策之中。要想反现状而行之,为达成理解奠定新的基础,你就一定会受到批评。在中国(这个案例)也是适用的。这就是基辛格博士要将自己的访华高度保密的原因,而这秘密保守了很多年。
与此相仿,我认为,要在当时跟伊朗开启对话,而伊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这不仅仅指地缘意义,还在于它控制着全部的石油运输,还有它实际上也是容易受到攻击的,设想伊朗遭到苏联入侵,苏联取得了控制全球石油运输命脉的地位,怎么办?这对世界稳定将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苏联看上去确实打算这么做:苏联在伊朗边境进行军事演习,还在阿富汗部署了十万人,看上去苏联是在盘算进入伊朗。因此,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些事并不是总能成功。当保密工作出现漏洞,事情在伊朗曝光,当时情况还不像中美对话那样达到足够成熟而可以公开的阶段,我们这边的得益还不够明显,不能说服美国公众这么做是值得的。但是我不会为此感到遗憾。
“在很多方面中美两国都有互利发展的潜力”
南方周末:2007年和2010年,你两次带领美国的外交政策委员会到访中国,成员包括资深官员和学者,能和我们谈谈这两次经历吗?
麦克法兰:2007年是大选前一年,我带领的是一队专门为总统候选人提供建议的政治顾问,包括麦凯恩的政治顾问、汤普森的政治顾问。中方对此很感兴趣,不仅想认识这些人,还想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想法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还包括其它政治议题。我们谈到了伊朗、中东、核武器扩散、环境污染等世界大事,这对代表团以及总统候选人大有帮助。还有中国在南海日益表现出来的兴趣,因为我们之前和苏联在海洋疆域上有过争端,所以我们想避免和中国出现类似的问题。中国人对这些还没有当上总统的候选人这么感兴趣,这一点令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的交流富有成效。不过那次的代表团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专家。2010年的那次代表团,我们针对的不是总统那个层面,主要针对的还是时政议题。
南方周末:在两国建立相互信任这件事上,还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目前“互信”依然是两国之间的一个难题。
麦克法兰:我认为在很多方面中美两国都有互利发展的潜力。举例来说,现在中东地区,伊朗在发展核计划,我们认为这可能对中东的稳定造成损害。中国近年来在中东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中国政府在它们的能源行业投入了过亿美金,中国政府能建议他们停止核计划。
还有一些不是那么充满敌意的领域,像环境问题。中美两国在环境问题上都面对共同的挑战,中国的能源主要来自煤炭,美国之前也是,但是现在正往天然气方向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在天然气方面达成贸易协议,我相信未来几年会落实。美国在把天然气转成液体燃料这方面的技术比较先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帮助中国减少燃烧煤炭而产生的污染。
中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技术革新和政治交流,都能够增强两国彼此间的互信。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解决一些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上,如核扩散、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都负有责任。中美两国在很多议题上都有共同利益。
南方周末:在能源和技术方面,中美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会有怎样的合作?
麦克法兰:中国在新能源方面已经探索了很长时间。过去的五到十年之间,中国都在探索如何加快发掘新能源。但是美国在提高能源利用率这方面的发展比中国快很多,特别是过去5年。美国开发出了将煤炭转化为液体能源的技术,这项技术很新。2014年6月,我协办了一个有两百多名中欧专家参加的研讨会,会议讨论的就是海陆空运输能源,在石油以外有什么替代选择可以投入应用、怎样才能降低这些替代选择的价格,从而有利于中美两国消费者。我认为这进程会加快,我希望可以成为其中一分子。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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