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

作者：王振羽  来源：共识网博客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仍旧是百废待举诸事繁杂但大多数人开始走出束缚与羁绊，进行反省与检讨，而初具眉目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屡经波折艰难前行。在八十年代的第一年，邓小平倡议集体办公、重设书记处，而为刘少奇平反、开启审理“两案”、重新审视何为社会主义、倾注极大精力主持“历史决议”，而华国锋的辞职也是颇具影响力的重大政治事件。华的辞职与五中全会之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应该算是前后呼应有着重要关联。也是在即将进入八十年代之际，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不仅牵动中东全局，也让中国感受到了某种压力。邓小平在这一年，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坦然作答一系列问题，对稳定大陆人心理清治国理政思路关系重大，影响至深。

　　1月1日上午，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邓小平说：“八十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在八十年代里，我们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国内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好。”“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1月3日，胡乔木致信邓小平，就邓小平提出坚持集体办公制度的意见后，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各部已经实行集体办公，希望邓小平能在中央全会上就坚持集体办公和改变冗长会议现象问题讲一讲，以开辟新局，形成新的气象。1月9日下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全世界人民是用一种沉重心情来迎接八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一开始就不平静。阿富汗事件、伊朗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还在发展，中东、近东形势更加不安宁。非洲、拉美也存在不少问题。就我们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说，太平洋不太平。”“中国历来考虑问题不仅是从中国本身考虑的，甚至不仅是从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考虑的，而且是从全球范围来考虑的。中国对阿富汗事件反应强烈，就是从全球化战略来考虑的。我相信世界人民是有力量来迎接八十年代的风波的。”1月16日，邓小平出席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并作《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小平提出了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三件大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四个前提是：要有一条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几条里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1月27日，邓小平同意国防科委关于上半年进行“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的报告，批示“如准备来得及，以五月试为好”，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阅。

　　2月5日上午，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2月3日稿的意见。在胡耀邦汇报到总纲中没有提毛泽东的名字时，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是总纲中最大的问题。作为一种科学的语言，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包括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但如果我们的党章中只提马克思主义，不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际上就会有人说我们党的性质变了，国内就牵涉到一个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所以，要写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胡乔木提出恐怕将来对党员要搞重新登记时，邓小平说：“党员一章中增加了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的内容很好，我很赞成。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

　　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2月26日上午，邓小平出席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谈及中央人事安排和设立中央书记处问题时，邓小平说：对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岁数大的同志，我总的倾向是，包括我在内，慢慢脱钩，以后逐步增加比较年轻的，身体好的，年轻力壮的人。这是一个总的决策。六月全国人大以后，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和我都不兼副总理了，逐步地、慢慢地推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在第一线。建立书记处的目的就是这个意思，书记处作为第一线。中央政治局成员，我倾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岁数大一点、人数稍微多一点也可以，因为有书记处了。老同志可以在政治局里发挥作用，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轻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要放到第一线了。当然，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我自己定了个奋斗目标，时间定在1985年，就是要办一件事，精心地选拔身体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搞事情。这次全会开始注意这件事，但没有做完，还要继续做。书记处的职权，肯定是管全局，党、政、军、民，工、农、商、学、兵，都要管。八大为什么建立书记处?毛主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在考虑一线二线问题。高岗就是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他要抢这个一线。毛主席是从这个战略思想来考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成员的配备的。毛主席的说法是，这样比较能够经得住风险，也就是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会影响到整个集体。这次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放在经济工作、放在四个现代化上。2月28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会议，就为刘少奇平反决议中是否写他也犯过错误的问题，邓小平说：“今天倒是议了一个重要原则的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话。邓小平说：“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我希望，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圆圈了。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针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要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来议过去，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二大，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胡耀邦为书记处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书记处书记;彻底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名誉;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胡耀邦即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又是书记处书记。而叶剑英在此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胡耀邦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这样的权力架构，这样的语言表述，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必然吧?3月2日，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总长、总参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3月19日上午，邓小平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编制长期规划等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邓小平说：今年要抓好两件大事，一件是写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件是搞好长期规划。决议的起草工作，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4月1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历史决议起草问题;6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历史决议的修改问题，商定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邓小平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8月10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邓力群谈话。邓小平说：“陆定一最近给我写了一封信，提出要作历史决议就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像延安时期编《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一样，供一定范围内讨论。这个意见有些道理。但要编书，我看比较难。现在同延安时期不同。正面的东西好编，反面的东西就不好编，而且延安编的《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每篇都是成文的东西，毛主席后期的好些东西就不是成篇成文的，怎么个编法?错误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就是毛主席的头脑发热?我们这些人头脑也发热嘛。“10月10日下午，邓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商议历史决议提交党内四千人讨论事宜。10月25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小平谈话，邓小平说：“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就不如不做。”11月1日，邓小平审定邓力群报送的此次谈话记录整理稿，并就邓力群建议的发放范围，邓小平批示只发第一部分，其他存案。邓小平此次谈话，除第一部分是论及历史决议外，还分别谈到了经济形势、改善党的领导、战略问题等。

　　4月1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联社记者。谈及“四人帮”，邓小平说，“我们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对他们进行审判。”4月1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4月2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又谈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我们在这一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4月29日上午，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台采访，问及秋天是否辞职的问题，邓小平说：“这件事世界上传得很广，我也是有意识地告诉人们，我确实准备在今后适当时候，辞掉副总理职务，目的是让比较年轻的人来工作。我们中国确实存在领导层年龄过大的状况，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与其将来再处理这个问题，不如现在处理更有利些。”5月5日中午，邓小平会见并宴请几内亚客人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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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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