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宗友：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作者：韦宗友 来源：《国际观察》2014年4期
【内容提要】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关 键 词】中美关系/战略妥协/东亚安全/安全秩序
近年来，东亚安全秩序出现了一系列震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在东亚地区，为什么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未能消解国家间的战略猜忌和不信任，未能阻止中美之间及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本文尝试从东亚安全秩序的特点入手，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探究东亚权力转移、地区领导权竞争、领海纠纷以及美国不恰当的战略应对造成地区秩序的消极影响，并进而提出通过中美之间的第二次战略妥协，构建东亚陆海融合型安全秩序的地区秩序新主张。
一、东亚“陆海分离型”安全秩序及其缺陷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东亚安全秩序一直基于两大支柱之上：在东亚大陆，中美之间结束了剑拔弩张的冷战敌对状态，实现了战略和解;在东亚沿海地区，美国则通过在50年代初期构筑的双边军事联盟体系，维护美国盟国的安全，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权。这种陆上的中美战略和解与海上的美国霸权，成为东亚安全秩序的两大支柱，也是东亚安全秩序有别于欧洲的一大显著特点。①不过，这种陆海分离型安全体系，也有着自身内在的缺陷。第一，中国在东亚大陆的陆上优势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是两套彼此独立的体系，并没有相互融合。东亚一直缺乏一套涵盖东亚大陆及沿海国家的一体化的集体安全体系。第二，美国构筑的双边联盟体系在成立之初就具有遏制、防范中国的战略意图。尽管在中美战略和解后，这一联盟体系将苏联视为最主要威胁和防范对象，但其防范中国的战略功能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随着东亚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它随时都有可能将矛头再次指向中国。第三，中美之间的战略和解并非基于共同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亲近，而是出于共同反苏的战略利益需要，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或同床异梦型的利益结合，缺乏牢固的基础。一旦反苏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那么这种机会主义的结合随时都有可能分道扬镳，甚至引发新一轮中美对抗。②第四，随着中国逐渐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演进，中美之间如何共处将成为问题。③
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暴露无遗。首先，苏联解体使得中美战略和解的战略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失去苏联这一共同威胁后，中国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取向及历史文化的差异甚至对立则凸显出来。在“历史终结论”的裹挟之下，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被美国及西方视为需要改造和演变的“异类”，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大大降低了。
其次，在苏联解体，东亚安全环境发生巨变，中美战略和解失去根基的背景下，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军事联盟体系防范中国的潜在战略功能被重新激活，它甚至成为联盟存续的黏合剂。冷战结束初期，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东亚地区，都出现了减少美国东亚军事存在、削减乃至关闭美国军事基地的呼声，一些人甚至怀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联盟体系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④1992年，在菲律宾要求下，美国被迫关闭了在菲律宾的两大军事基地，撤出在菲律宾的驻军。日本、韩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大幅度减少美国驻军和军事基地的呼声，美国与东亚盟国的关系面临考验。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美国经济在冷战结束之初陷入低迷，日本等东亚盟国的经济则蒸蒸日上，美国与盟国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因经济贸易纠纷而几度出现危机。美国国内一度出现了“日本威胁论”，而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美说不的声音。⑤
在联盟关系一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中国威胁”成为弥合分歧、防止盟国离心倾向、维护联盟存续的“黏合剂”。早在1992年，在美国、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⑥1995-1996年间，由于中国与菲律宾等国的南海争端，中美之间因李登辉访美而关系受挫以及中国随后在台海地区的导弹试射，“中国威胁论”进一步升级。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东亚战略报告》，渲染中国威胁。报告指出，南中国海的岛屿和领海争端是东南亚地区局势紧张的源头，对地区稳定将产生严重后果。美国敦促对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强烈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报告还指出，中国致力于国防现代化，拓展远洋海军军事能力。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不明确。报告强调，鉴于东亚地区依然存在的诸多安全不确定性，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和驻军将不仅仅致力于捍卫日本及美国利益，也将致力于维护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⑦1997年9月，日美发布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调为应对地区安全威胁，日本应增加防务贡献，并将“日本周边事态”纳入日美安保范围。1998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及马尼拉港口重新向美舰开放。在应对“中国威胁”的旗帜下，美日、美菲军事同盟迸发出新活力。
最后，在中美和解的战略基础因冷战结束而不复存在，“中国威胁”逐渐成为美国维持其东亚联盟体系的重要黏合剂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大大增强，中美之间陆权与海权的潜在冲突性增加。在缺乏战略互信下，中国在东南沿海的任何政治、经济及安全举措，都有可能被美国视为削弱美国地区影响及海上霸权的不良举动。而美国与沿海国家加强军事同盟的任何行为，也可能被视为限制中国影响，围堵中国发展的证据。无论是作为陆权的中国，还是作为海权的美国，在冷战后都感受到来自对方的潜在威胁。
二、东亚地区权力转移与安全挑战
新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因中国迅速崛起和东亚权力格局的巨变而进一步凸显，东亚安全秩序面临诸多挑战。新千年伊始，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相伴随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影响力上升，有可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挑战。小布什拒绝了前任克林顿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的做法，认为中国将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并据此准备将军事战略力量向亚太地区倾斜。⑧然而，由于“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及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小布什无暇顾及中国。
在美国忙于全球反恐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新千年开始到2013年的13年时间里，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近10%，经济总量由1万亿美元跃升到9.39万亿美元，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1000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6900多美元。⑨不仅如此，中国强劲的发展需求，为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推力，让它们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中国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亚洲经济发展新格局，既取代了长期以来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雁行模式”，也冲击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以市场和安保换取东亚盟国支持美国东亚霸权的东亚安全模式。
中国还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2001年，中国首次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此后中国又先后与东盟内部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的示范效应下，日本、韩国等国也纷纷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地区经济一体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东亚地区成为与欧盟、北美自贸区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自由贸易区。
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及地区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相对照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持续下降。由于忙于全球反恐以及与此伴随的巨额军事开支，美国经济在小布什任内表现糟糕，年均GDP只增加了2.09%，被视为7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最弱的时期。2008年，在小布什即将离任之际，美国经济又遭遇到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赤字扶摇直上，国内消费低迷不振，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经济总量在2009年更是收缩了2.6%，这是美国经济自二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⑩而曾经引领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严重的长期经济衰退。不仅经济总量在2012年被中国超越，失去地区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地区经济影响力也日趋下降。中国已经取代日本、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最具经济活力和经济影响力的国家。
东亚权力格局在新世纪的“一升两降”，东亚地区残存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划界问题，使得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进一步彰显，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困境”。虽然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国土面积的大陆型国家，但中国经济发展却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不仅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集中在沿海地带，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海外资金、市场、能源和资源。在所有具有洲际规模的大陆型国家及所有开放型经济体中，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是排位靠前的。(11)中国这种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崛起之路，导致其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势必要高度重视海洋，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与发展。因为一旦中国的资源、能源及商品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或受阻，将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甚至中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与防范。而且，随着海洋勘探及人类利用海洋资源技术的进步，海洋能源、资源及与此相关的海洋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2)
部分出于这种战略考虑，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海洋权益的维护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并提出要大力发展海军，建立海洋强国。中国向海洋方向投射军事力量，连同中国整体实力的迅速增强及经济影响力在该地区的辐射，引起美国的高度不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的“海军民族主义”将可能导致“美中之间代价巨大的紧张关系”。(13)对美而言，中国军事、经济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拓展，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海上霸权。美国还对中国发展所谓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感到特别担忧，认为这将削弱美国的海上优势，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海上霸权的基础。这些担忧与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空摩擦，中国与日本及东盟部分国家的领海和海岛划界争端，以及所谓中国“强势外交”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美国对中美关系前景及中国战略意图的极大忧虑。一些人甚至担心，中美必有一战，中美关系难逃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14)在中国，人们对美国在领海争端中的“拉偏架”，加强与印度、日本等国的防务关系，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高技术出口管制等举措，也十分不满，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不友好举动，对中美关系前景感到担忧。(15)
第二，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两国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从1993年开始，日本连续13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2004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然而，紧密的经贸关系并没有推动中日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相反，因为历史问题及钓鱼岛主权争议，两国政治关系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状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崛起和日本实力的相对衰落，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外，又增添了地区领导权竞争，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16)尽管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东亚地区的政治大国，但在经济上，它是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也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日本还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这种长期的经济优势，使得日本不仅以地区经济领导者自居，也在冷战后逐渐谋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充当东亚地区全方位的领导者。(17)
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不仅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构成挑战，也对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2004年，日本与印度、巴西、德国四国一道捆绑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对此，中国明确表示，鉴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和态度，中国反对日本的“入常”努力。而日本则充当了对华武器出口管制的“急先锋”，积极游说欧盟不要解禁对华武器出口，在国际社会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东亚地区，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竞争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安倍政府上台后，更是公开宣称，日本不仅要在经济方面，而且要在亚太安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妄言日本在亚洲的重要贡献就是制衡中国的崛起。(18)此外，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地区多边机制建设方面，中日也明争暗斗，争夺地区一体化的主导权。(19)
第三，领海争端。在东亚地区，遗留着大量悬而未决的领海及岛屿主权争议，几乎波及所有重要的沿海及岛屿国家，是东亚地区的安全隐患。冷战时期，这些领海、岛屿争议因美苏全球争夺而退居幕后，并没有成为影响东亚安全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东亚经济崛起对资源和能源需求的骤然增加，这些悬而未决的领海及岛屿争议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些领海及岛屿主权争端中，中日之间在东海的钓鱼岛争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的领海及海岛争端尤为突出。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时隐时现，但并没有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但随着东亚权力转移和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加剧，钓鱼岛问题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扣押中国渔船，并威胁按照日本国内法进行审判，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放人。(20)2012年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对钓鱼岛部分岛屿“国有化”，再次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认为日本试图单方面改变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归属。中国针锋相对派遣渔业执法船前往钓鱼岛海域进行巡逻，两国海上摩擦加剧，政治关系大大恶化。
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领海划界及海岛争端在90年代也逐渐升温，近年来逐渐成为地区热点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早在90年代就提出了较具妥协性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案，但越南、菲律宾等国一直通过单方面扩大勘探、开采争议海域油气资源以及构筑岛屿设施等措施，破坏双方达成的共识，导致中国的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蚀。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南海海洋权益的维权力度，强调“维稳”与“维权”并举，特别是加大对侵蚀我领海主权或试图单方面改变海岛现状的执法力度，捍卫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权益。(21)但此举也招致了美国、日本及东盟一些国家的不满，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变得“咄咄逼人”，甚至认为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南海问题，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2)
第四，朝核问题。自1994年10月美朝双方签署《核框架协议》结束第一次朝核危机，朝鲜核问题暂时得到了缓和。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核计划，接受对其所有核设施的检查。作为回报，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在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起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23)但在协议的落实过程中，由于双方存在严重信任危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矛盾不断。“9·11”事件爆发后，小布什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将朝鲜称为“邪恶轴心”，美朝关系大大恶化。2002年10月，朝鲜向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凯利承认，朝鲜一直在秘密从事浓缩铀计划，震惊了国际社会，由此引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斡旋下，2003年8月，中、朝、美、韩、俄、日六国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5年9月，与会各方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上签署了《共同声明》，朝鲜第一次正式承诺将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并同意在“弃核”同时重新接受《核不扩散条约》义务，重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监督，美国则承诺保障朝鲜安全、逐步解除对朝孤立和制裁政策。但美朝双方很快对于如何理解和执行《共同声明》发生矛盾。2006年10月，朝鲜违反《共同声明》，进行了地下核试验。此后，虽然六方会谈重新启动，但朝核问题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成为困扰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顽疾。
三、美国的战略应对与调整
面对新世纪头十年东亚地区发生的权力变化和安全挑战，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战略应对集中体现在他于2009年开始实施，2011年正式宣布的“重返亚洲”或“亚洲再平衡”战略中。这一战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层面，美国希望通过加强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存在，制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应对中国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潜在挑战，维护盟友对美国领导的信心，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相对于上述东亚安全秩序挑战而言，这一再平衡战略可以相应分解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对中国崛起挑战。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核心。这一战略涉及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诸多层面，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就政治层面而言，奥巴马政府一改前任对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冷漠态度，于2009年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于次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成为地区多边机制的重要一员。奥巴马政府高官还对东亚地区展开了密集访问，大幅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存在感，消除东亚盟友“被漠视”和“被冷落”的心理担忧，赢取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好感。不仅如此，美国还特意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鼓励印度的东向政策，以印度制衡中国的影响。(24)
在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建立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建立一个高标准的、21世纪的亚太多边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主导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相抗衡，削弱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在军事方面，美国不仅宣布将军事战略重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印度洋，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还进一步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国及新加坡、越南、印尼和印度等印太枢纽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针对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的发展，美国在2011年发布的《联合介入作战概念》军事战略及2012年初颁布的《新国防安全指南》中，都强调了维护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安全，特别是维护印太地区海域安全，提升应对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阻”的军事应对能力。(25)目前，美国已经在关岛、日本等军事基地部署了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战机、潜艇、无人机等军事装备，并将最先进的濒海战斗舰派驻新加坡港口。不过，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中美两国在地区及全球性层面存在的广泛共同利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同时，也强调与中国接触的一面。如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2013年在亚洲协会发表关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演说时，就强调“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定、富有成效及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政策，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美国不认为崛起大国必然会和既有大国发生冲突。(26)总统奥巴马本人也多次强调，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在双边及多边场合保持经常性接触和磋商。2013年6月，奥巴马政府还邀请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进行“不打领带”的非正式会晤，共同商讨如何增加两国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美国也对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希望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探寻一条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和平共处的大国关系新模式。(27)
第二，对中日领导权竞争的应对。日本不仅是美国东亚地区的重要军事盟国，也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要求日本在东亚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利用日本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支持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鼓励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东盟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及防务关系。(28)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虽然美国不希望看到中日之间因钓鱼岛问题而擦枪走火，要求双方保持冷静、克制，并表示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另一方面，出于对盟国的军事义务和制衡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反对中国试图改变钓鱼岛现状的行为，偏袒日本。(29)不过，对于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及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安倍政府，奥巴马政府也并非全然放心。美国担心如果听任安倍政府在民族主义及历史问题上一意孤行，不仅导致中日关系的失控，而且还会极大地恶化日韩关系，妨碍美国在东亚的总体战略目标。因而，美国在支持日本发挥更大作用、为美国亚洲战略服务的同时，也提防日本可能“绑架”美国。(30)换言之，美国既希望中日之间保持适度紧张，并借助日本之力制衡中国崛起，但又要防止中日之间的竞争失控，或美国被卷入中日之间的岛屿纠纷之中。
第三，领海争端危机管理。如前所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主要是海上霸权。在东亚大陆沿海地区，密布着美国的前沿军事基地及军事盟友，它们既是美国西太平洋霸权的重要依托，也是美国投射权力及影响的前沿基地。不仅如此，东亚沿海海域，还是美国侦察、监视中国军事力量及其发展的重要前沿阵地，美国通过在这些海域(包括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空侦察和监视，实时获取关于中国军事发展的最新情报。此外，这片海域还是全球特别是东亚国家重要的海上能源、资源及商品贸易通道，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美国对待中国与相关国家在东海及南海地区的争端，并不仅仅从事件本身来看待问题，而是从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海上霸权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视角来看待，更何况这些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基本都是美国的盟友或安全伙伴，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所要倚重的力量。因而，在处理这些争端时，美国貌似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却是偏袒了美国的地区盟友及安全伙伴。
2010年，希拉里国务卿在出席东亚峰会时，面对关于中国提出南海地区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传闻，打出维护公海航行自由的旗号，公开宣称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向中国“叫板”。同时，她还积极游说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协调立场，将南海问题多边化。此后，美国多次在东亚多边场合提及南海问题，要求中国在东盟框架下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反对中国一对一的双边模式。(31)美国还积极支持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主张在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框架下解决问题，而无视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争端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承认或默认中国对这些海岛拥有主权，只是在70年代以后由于南海油气资源的发现及国际海洋法的酝酿，才相继以武力占领或宣称对这些海岛拥有主权。(32)除外交支持外，美国还通过防长访问、军舰到访、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以及军售与军援(后两者主要是与菲律宾)等举措，增强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中国展示“肌肉”。对于钓鱼岛主权争端这一美国实际上要担负很大历史责任的海岛之争，奥巴马政府多次公开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合作条约》，而对日本单方面“国有化”的挑衅行为装聋作哑。
第四，朝核问题。相对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挑战，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以及东海、南海地区出现的海争加剧局面，朝核问题并不处于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加之美国面临严重国内经济困顿，奥巴马政府决意在朝核问题上采取守势，执行“战略忍耐”政策。坚持在朝鲜不改变其挑衅政策前，不与朝鲜进行实质性谈判，不再重启六方会谈。当朝鲜进行挑衅时，则给予坚决回应。与此同时，要求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2010年，在发生韩国潜艇被击沉事件及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事件后，美国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派遣包括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参加军事演习在内的一系列威慑行动，显示美国对韩国进行军事保护的决心。但此举也招致了中国的不满，认为美国派遣航母在接近中国的黄海海域进行军演，是对中国展示“肌肉”。美国则对中国在朝鲜挑衅问题上未能作出强硬反应表示失望，并无视中国的反对，继续派航母在黄海举行军演。此事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四、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
如前所述，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自成立之初，主要基于东亚大陆上的中美战略和解以及西太平洋沿海地区的美国海上优势。从逻辑上说，要实现这一秩序的稳定，必须至少满足以下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项：第一，中美之间存在共同的战略敌人，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从而能够让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都截然不同的中美能够携手合作，实现战略和解。第二，双方失去共同战略敌人，但彼此力量过于悬殊，一方接受对方领导或至少默认对方的领导地位，如冷战结束初期。第三，双方失去共同战略敌人，但彼此力量接近，双方通过讨价还价和战略妥协，重新调整秩序边界，实现既有秩序的和平转型。
显然，当前东亚安全秩序已经超越了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但尚未达到第三种情况。中国处于由传统的大陆型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中，中美两国的实力正在迅速接近，但中美之间并没有就如何调整东亚秩序边界达成一致或实现战略妥协，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没有把握、甚至存有疑虑。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集中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两面下注”色彩。从目前来看，这一“再平衡”战略的施行，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也未能给东亚地区愈演愈烈的海争“降温”，甚至加剧了东亚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激化和放大了海洋争端。
鉴于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战略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一旦东亚地区发生大国冲突的潜在巨大破坏性，作为东亚地区权力两极的中国和美国有必要再次携起手来，为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进行类似于1972年中美握手的第二次“战略妥协”。这一战略妥协应至少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与军事存在。中国在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大国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海权大国美国将是最先感受到中国权力冲击的大国，也将是对中国向海上投射权力最为敏感和担心的国家。中国要成功实现这一转型，必须尽可能缓解既有海权大国的疑虑，不挑战其既有合法利益和安排。作为崛起大国，中国应采取主动，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包括维护公海航行自由(中国业已宣示)和专属经济区的无害通过及透明海空监视措施，不反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双边军事同盟关系。
第二，美国承认中国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上利益，接受中国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和平转型。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的“修昔底德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大国不愿意与崛起大国分享威望与权利。(33)美国应该认识到，随着中国国力上升，中国向其毗邻海域投射权力与影响是无法避免的自然之举。美国在中国近海海域遍布军事基地，却指望一个日益依靠海外能源、资源及市场的沿海大国“闭关锁国”、不向海上投射力量，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上利益，以理性心态看待中国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包括中国在东亚沿海及从太平洋到印度洋海上交通线沿线增强经济及军事存在。
第三，中国承诺不以武力方式解决领海争端。在中国由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强国转型过程中，除了美国之外，周边国家是最易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乃至“威胁”。因而，如何将这种冲击和威胁感降到最低，不让其成为中国和平转型的“绊脚石”，也是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难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严防权力冲动，不主动挑衅，避免以武力解决领海争端，防止在中国周边结成一个反华的制衡联盟。
第四，美国承诺对其东亚盟国的单边挑衅行为进行约束和管制。在中国做出关于领海争端承诺的同时，美国也应该对其东亚盟友进行必要约束，防止它们进行单边挑衅或试图单边改变领海及岛屿争端的现状。美国应向其东亚盟友划出一条涉及领海争端的“红线”，明确表明一旦其越线，不能指望美国为其单方面行为埋单。
第五，中美合作在东亚及印太地区成立大国协调式多边秩序框架。鉴于东亚秩序及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及潜在动荡性，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共同构建一种能够将区域内主要大国及利益攸关方涵盖进来，并具有较高行动效率的多边安全秩序框架。这种多边安全秩序框架可以先从最为迫切的议题领域着手，不同议题领域的成员可以不同，并逐渐外溢到其他领域，最终实现一体化的“陆海复合型”东亚安全秩序架构，实现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这些议题领域及其多边机制包括：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安全多边机制(以六方会谈为基础)、领海争端多边协调机制(中国与争端当事方)、海上安全多边机制、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通过中美之间的战略和解，克服“陆海分离型”东亚秩序的内在缺陷，最终实现东亚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秩序的和平转型。
结语
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利益博弈和理性让步。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特别是在由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大国转型过程中，如果中美两国能够携手共进，实现第二次战略妥协，共同推动东亚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复合型”秩序转型，那么，不仅中美两国有可能超越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实现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和平共处与共生，而且东亚地区也将迎来真正的陆海复合型大国与海权大国和平共处的“和平的地理学”。
注释：
①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81-118.
②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 S.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③刘中民：“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海权战略选择：海权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8期，第74-82页。
④Eugene Gholz， Daryl G. Press and Harvey M. Sapolsky， “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Spring， 1997， pp. 5-48; Renato Cruz De Castro， “The Revitalized Philippine-U.S. Security Relations： A Ghost Form the Cold War or 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n Survey， Vol. 43， No. 6， Nov./Dec. 2003， pp. 971-988.
⑤Kan Ito， “Trans-Pacific Anger，” Foreign Policy， No. 78， Spring， 1990， pp. 131-152; Ivan P. Hall，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The New U.S.-Japan Relations Card， by Akio Morita， Shintaro Ishihar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3， Aug.， 1990， pp. 660-662.
⑥Tai Ming Cheung， “Loaded Weapons： China on Arms Buying Spree in Former Soviet Union，”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Sept. 3， 1992， p. 21.
⑦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 C.， Feb. 27， 1995.
⑧Christopher Layne， “China’s Rol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artner， Regional Power， or Great Power Rival?”， in Jim Rolfe ed.，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4， pp. 54-80.
⑨Waye M. Morrison， “China’s Economic Rise： History， Trend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RS Report， Feb. 3， 2014， pp. 1-7;另见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人均GDP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E.PCAP.CD.
⑩Dave Manuel， “The U. S. Economy Has Grown The Fastest Under Which President?”， Dave Manuel. com， April 28， 2014， http：//www.davemanuel.com/2010/08/03/us-gap-growth-by-president-1948-2009/.
(11)李昕，徐滇庆：“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9-52页。
(12)何广顺：“世界变局倒逼中国海洋经济调整”，载《中国海洋报》2013年1月22日。
(13)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 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Fall 2009， pp. 46-81.
(14)Robert B. Zoellick， “U. S.， China and Thucydid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Aug. 2013， Vol. 126， pp. 22-30.
(15)吴心伯：“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54-67页;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
(16)Kent E. Calder，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ch/April 2006， pp. 129-139.
(17)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9页。
(18)Ayako Mie， “Defensive Realignment with U. S. A Balancing Act for Abe，” Japan Times， April 22， 2014，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4/22/national/defensive-realignment-u-s-balancing-act-abe/#.U1-vxP6S3IU.
(19)Dirk Nabers， “China， Japan and the Quest for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GIGA Working Papers， Hamburg：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Feb. 2008， pp. 6-30.
(20)“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日方对中国渔船进行模拟取证事答记者问，”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fyrbt_611275/t751717.shtml
(21)王生，罗肖：“国家体系转型与中国周边外交之变：从维稳到维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期，第9-15页。
(22)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Mar/Apr. 2011， Vol. 90， No. 2， pp. 54-67.
(23)蔡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有限作用”，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3期，第56页。
(24)Robert D. Blackwill， Naresh Chandra， and Christopher Cla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 Shared Strategic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Sept. 2011， pp. 1-41.
(25)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Washington D. C. Jan. 17， 2012， pp. 1-70;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 C.， Jan. 2012， pp. 1-16.
(26)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March 11，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27)Greg Botelho， Dan Merica and Jessica Yellin， “Despite Tensions， U.S.， Chinese Leaders Talk of Foxing ‘New Model’ in Relations”， CNN， June 9， 2013， http：//edition.cnn.com/2013/06/07/politics/us-china-summit-cyber-spying/.
(28)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S.-Japan Glob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pril 25，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5/fact-sheet-us-japan-global-and-regional—cooperation.
(29)Reuter， “What Did Obama Accomplish in Asia?” April 29， 2014， http：//www.newsweek.com/what-did-obama-accomplish-asia-249043.
(30)Austin Ramzy， “Old Questions and Few Answers as Japan’s Abe and Obama Discuss Asia Security Tensions”， Time， Feb. 22， 2013， http：//world.time.com/2013/02/22/old-questions-and-few-answers-as-japans-abe-and-obama-discuss-asia-security-tensions/.
(31)James Hookway， “Tensions Flare Over Disputed Asian Se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0， 2011，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259304576375203724909870.
(32)Marie Harf， “Philippines：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Filing”，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0， 201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03/224150.htm.
(33)Dale C. Ca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来源时间：2015/1/12 发布时间：20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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