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美国高校拉丁美洲研究与教学的经验

作者：韩琦  来源：共识网

 —— 一个区域研究的范例

　　摘 要：美国高校的拉美研究和教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主要经验是顺应国家战略需求，得到国家扶持;从培养跨学科人才出发，形成了灵活开放的体制;以科学研究引领，以多种成果产生影响力;实行多元化的学术交流，不断提出新理论和新观点;既为政府充当智囊，又为社会和公众普及知识;既依托政府资源支持，又多方筹措办学资金。在50多年的发展中，拉美研究和教学为美国的学科建设和大学发展、美国外交战略的实施、美国国际文化交流均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美国的拉美研究正在由区域研究和教学向全球研究和教学转型。

　　关键词：美国 大学 拉丁美洲 区域研究 全球研究

　　Abstract: Th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 universities of United States is in the world leading level. Their major experiences include (1) being in line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therefore get support from the states; (2) train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and forming a flexible and open system; (3) making a variety of impacts base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4) implementing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constantly introducing new theories and new perspectives; (5) serving the government as a think tank, but also outreaching to the public; (6) getting financial support from multiple resources. During its 50 years of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and teaching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universi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U.S.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the U.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urrently,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in the US is transforming from area studies to global studies.

　　Key word: United States; Universities; Latin America ;Area Studies; Global Studies

　　拉丁美洲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区域性研究，其所跨学科包括了历史学、地理学、语言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等，拉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会从多种角度看问题并利用多种分析工具。而这里的“区域性研究”不仅包括拉美大陆，还包括加勒比地区和跨大西洋区域。拉美研究一直是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①]的内容之一，由于美国教育部支持的国家资源中心的全称为“外语、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国家资源中心”，区域研究也是国际研究的一部分，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区域研究更多被称为“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②]目前，在世界各国家中，美国的拉美研究处于顶尖水平，表现在拉美研究的机构最多，研究的力量最强，研究的领域最广泛，研究的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居全球之首。美国的拉美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中，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美国以高校为主的拉美研究机构或项目中心已经达到了143个，[③]其中由美国教育部确定为“拉美综合国家资源中心(Comprehensive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on Latin America)”的就有24个。后者是可以得到美国教育部直接拨款的机构。美国全国性的拉美研究社团组织——拉丁美洲研究协会(LASA)，分会多达31个，会员超过7000人(其中45%为国外会员)。美国的拉丁美洲历史协会(CLAH)下设8个地区专业委员会，其会员达到1100人。美国的拉美研究何以能够达到这样规模和水平?本文试图对美国高校中拉美研究和教学的经验作一简要归纳，以为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区域研究和国际研究提供借鉴。

　　一 顺应国家战略，受到国家重视

　　美国重视拉美研究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而作为区域研究和教学的拉美研究是顺应美国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的要求而应运而生的。

　　美国与拉美共存于同一个美洲大陆，在地理上与拉美国家为邻。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接着发生了墨西哥革命，古巴、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先后成为美国的受保护国，美国寻求利用南方国家的资源，加大了对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的贸易与投资，拉丁美洲也开始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重点对象。[④]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几个主要大学就设置了以语言学和历史学为中心的拉丁美洲课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0年代末宣布“睦邻政策”，1940年以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D. Rockefeller)为首的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创建，以及1942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下属的拉丁美洲研究联合委员会(JCLAS)的成立，拉美研究出现了第一次大繁荣。[⑤] 美国决策者开始看到该地区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寻求与南方国家建立更为友好的关系。作为学术团体的拉美研究联合委员会，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纽约的卡内基公司一起组织了区域研究项目的创建和资助。美国大学有关拉美的课程增加了3倍。335所综合大学和专科大学共开设了875门课程，并在得克萨斯大学(1915)、杜兰大学(1924)、佛罗里达大学(1930)、威斯康星大学(1934)、新墨西哥大学(1939)先后建立起了拉美研究中心。[⑥]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5-1959年之间，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欧洲和亚洲，美国大学中的拉美研究一度被忽视。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美国大学的拉美研究出现了第二次大繁荣，先后有150多个拉美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专业研究人员增加了6倍以上。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受到所谓的“威胁”、美国霸权被动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这些事件使美国对自己的战略优势发生了怀疑，感到激进的社会变革将会在拉美大陆蔓延，自己在拉美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同时，在美国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这一代人叛逆精神很强，对学习外国文化的兴趣高涨，拉美文化受到青睐。于是，美国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1958年)，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形成政府与高校共同培养专门人才的伙伴关系，增加美国在国际事务问题方面的专家，这是美国夺取国际领导权的一种努力。根据此项法案，美国教育部直接向美国高校的20个拉美研究中心提供了拨款，并有300个奖学金名额分配给了拉美研究。[⑦]政府政策也发生了转变，肯尼迪总统提出了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加之建立和平队，旨在促进拉美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结果导致了美国对该地区持续的兴趣。私人慈善机构的资助也再次增加，从而推进了拉美研究和教学。

　　20世纪70年代，拉美“革命”的威胁逐渐消退，美国战略重点向东亚、中东、欧洲和非洲转移，同时，由于美国国内发生经济滞涨，财政和社会问题突出，美国大学的拉丁美洲研究经受了10年的冷落。

　　但是，20世纪80年代又成为美国关注拉美研究的时期。因为1979年美国公布了总统委员会“关于外语和外国区域研究的报告”以及一系列实地调查的报告，表明了国家推动区域研究的重要性;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稳定局势加剧，革命的威胁再度发生;古巴向非洲和拉美输出革命令美国不安;由墨西哥、古巴、海地大量移民的流入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中东石油危机增加了拉美石油输出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的重要性;拉美债务危机也引发了美国和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⑧] 因此，从20世纪的历史看，往往是美国的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利益“决定了在该地区学术兴趣的性质和强度”[⑨]。

　　从现实看，美国国内拉美裔人口众多[⑩]，接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讲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很多美国公民与拉美地区有着血脉上的或文化上联系，拉美人的移民问题日益严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除了与古巴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之外，美国政府认为，发源于哥伦比亚、秘鲁、 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墨西哥等国的毒品走私等有组织犯罪活动已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从经济上看，拉美地区是美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在世界日趋多极化的今天，拉美国家正在逐步摆脱对美国经济过分依赖的局面，开始全面扩展对外经济关系。美国认识到，如果忽视拉美地区国家，到头来可能会使自己面临“后院起火”的尴尬局面。鉴于上述情形，美国政府是非常重视拉美研究的。

　　据统计，从1959年至1989年，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拉美研究联合委员会资助了488篇学位论文的研究，向762位美国、拉美、西欧的学者提供了前沿研究奖励，资助了近80个小型研讨会和大会，参加会议者有2000多名领军式的研究人员(其中50%是拉丁美洲人)。此外，从1949年至1985年，富布赖特和美国新闻署的教师交流项目使12,881拉美人来到美国，并赞助了4589位在拉美的北美人。[11] 而同期，美国政府通过教育部“第六类计划”对美国高校拉美中心的支持一直不断。1959年至2009年的50年间，从《高等教育法》第六类计划对区域研究中的“国家资源中心”拨款情况看，拉丁美洲地区的拨款占拨款总数的比例始终没有低于10%，最高达到了16.6%(2000—2002年)，在18个被拨款的研究区域中始终名列前茅，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位于第一或第二名。[12]

　　可见，美国高校拉美研究是适应美国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尽管美国政府对拉美研究重视的程度会随着形势的变化有起有伏，但美国的拉美研究始终能够得到政府和私人机构的不断支持。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广，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二 人才培养为先，体制开放灵活

　　美国高校的拉美研究首先是从培养人才出发的，为此，其形成了一套比较灵活的、开放式的教育体制。

　　美国大学中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或“拉美研究所”)通常是关于拉丁美洲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大致是一样的，即推动关于拉丁美洲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但是，由于拉丁美洲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拉美研究中心的教师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系科，教师们在完成各自单位任务的同时，参加拉丁美洲中心的教学和研究活动。这些教师除了来自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系外，主要来自社会科学的六大系科，即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有的拉美中心师资来源非常广泛，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拉丁美洲研究所吸收了来自该大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商务、政府、哲学、西语和葡语、通讯、公关、自然科学、艺术和艺术史等10余所学院的28个学术单位的专家学者，达到130余人。[13] 至于作为协调和办事的行政机构，拉美研究中心只有主任和一些助理人员。在不同学校，这个行政机构人员的多少也不一样，前述得州大学拉美所目前有18位专职研究和工作人员，而斯坦福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只有6名工作人员，即主任、副主任、项目秘书、临时项目秘书、财务管理员、公众参与秘书、外展顾问。[14] 匹茨堡大学拉美中心的专职管理人员9人，研究人员128人，其中“核心研究人员”66名，“联系研究人员”62名。核心研究人员必须满足的条件是：精通一门可用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研究的语言;三年之内教授一门与拉美有关的课程;有25%的时间用于拉美研究。联系研究人员的条件是，曾以客座教授、研究员或顾问的身份在拉美国家居住或工作，25%的时间用于拉美教学和研究。[15]

　　在培养拉美研究人才方面，这些中心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要求本科生和硕士生，一是要求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过关;二是具备拉丁美洲的专业知识;三是要有到拉丁美洲实地考察的经验。这种要求体现在为学生的课程设置和颁发的毕业文凭中。

　　美国大学拉美研究文凭的发放大致有以下四种[16]：

　　第一种是授予拉美研究的学生以地区研究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这一类主要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德克萨斯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乔治城大学、新墨西哥大学等历史悠久的拉美研究中心实行。拉美地区研究的学位中包含专业范畴。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每位毕业生必须完成学院规定的16门课程，达到48学分。其中拉丁美洲专业的毕业生必须完成该校拉美研究所规定的6门课(18个学分)。

　　第二种是与特定专题学位(而不是某专业的系)相联系的区域研究学位，如研究与拉美相关的教育、商业、公共卫生、人口、城市问题，以此获得区域研究学位。这一类型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有较快的增长。

　　第三种是在学生获得各专业学位的同时还颁发拉丁美洲研究的特别证书。哥伦毕业大学、匹茨堡大学、佛罗里达大学采用这种方法，这样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良好。再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该校同时设有“研究生拉美学习证书”，如果文理学院中社会科学各系或文科各系的学生在攻读各自相应的硕士学位的同时，想获得“研究生拉美学习证书”的话，首先，必须按照拉美研究所的规定，选修8门课(24学分)，具体而言：从论述拉丁美洲的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教育学课程中选3门(9学分);从关于拉丁美洲的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律学中选3门(9学分);高级语言文学课程1门(3学分);再任选一门拉丁美洲的课程(3学分)。其次，语言要求：必须具备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阅读、写作和口语能力。学生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应通过至少一门语言考试，在第二学年年底完成其他的考试。初级或中级语言学习的学分不能获得文凭。第三，论文要求，谋求证书的研究生必须完成令人满意的论文写作。

　　第四种是在各个专修学科中把拉美区域研究作为辅修的学科。匹茨堡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采用此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大学本科生中实行，在学生明确主修和辅修之后，他可以选择拉丁美洲专业的学习作为辅修，如经济系的学生以经济学作为主修(major)或专修(concentration)，同时，他可以申请参加“拉美地区结合性专修方案”(related concentration)，以“拉美经济”作为辅修(minor)。按照“拉美地区结合性专修方案”，大学生必须首先修满两年大学西语或葡语课程，共12学分;其次，选修5门拉丁美洲学科的课程(15学分)。学分记满算完成辅修。如果要获得“大学生拉美学习证书”的话，他还必须继续选修西语或葡语(5学分)，同时参加“综合性多科研究班”的学习和春季8周的拉美旅行访问，结束之后，完成一份合格的“实地研究报告”，最后得到证书。这样的证书有利于学生在毕业后找到好的工作。

　　可见，美国大学的拉美研究，为了培养出跨学科复合型的专业人才，无论在教学还是在文凭的发放方面，均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制的束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机制，调动不同学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最终达到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目的。

　　三 科学研究引领，成果形式多样

　　美国的拉美研究中心既是教学中心也是科研中心，教学推动科研，科研提升教学。拉美中心的科研可以归纳为三个特点：

　　第一是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这些拉美研究中心的最初定位均是以语言为基础，以历史为背景，以现状为重点。落脚点虽然放在拉美现状研究，但不忽视语言基础和历史研究。如匹茨堡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曾是拉丁美洲研究协会的总部所在地，现状研究很突出，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当代古巴问题、拉美的社会变革、美国的拉美政策、社会主义体制比较等。直到目前，他们仍有“拉美社会和公共政策”、“巴西研究”等重点项目。但是，该中心的历史研究也不逊色，他们长期出版《拉美考古论文集》、《拉美考古报告》、《墨西哥考古》三大系列出版物，目前有“拉丁美洲考古”的重点项目，这三大系列成为该中心拉美考古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拉美考古领域影响广泛。[17]

　　第二是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由于拉美研究中心往往同本校其他院系联合拥有师资力量，因此，其研究和教学方案就是多门类的、兼容并蓄的，综合性的。从拉美中心所开设的课程看，包括了人文和社科各学科中的拉美部分，如拉美语言文学和艺术美术、拉美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拉美历史和地理、拉美经济和社会、拉美教育和公共卫生、拉美国际关系、拉美的生物生态学等等，正是这些学科研究构成了拉美区域研究的“大拼盘”，但“形散而神不散”，这正是拉美区域研究活力的体现。

　　第三是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相结合。由于各个大学的条件和特点互不相同，各大学往往是根据自己现成的师资力量和图书资料，在进行区域研究的同时，优先开展特定国家或某些专题的研究。如迈阿密大学长期侧重于古巴研究以及海地、牙买加等加勒比国家的研究，布朗大学对巴西的研究居全国领先地位，哥伦比亚大学侧重于墨西哥和巴西研究，得克萨斯大学侧重于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研究，范德比尔特大学开始侧重于巴西研究，后来扩展到南美洲、中美州和加勒比地区。许多拉美研究中心都是在重视地区研究的同时，突出国别研究，尤其注重对拉美地区大国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研究。

　　许多大学的拉美研究机构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会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及时得到得到反映。如乔治城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现有《拉美研究中心行动》(CLAS Action，属于时事通讯，周刊)、《中间道路》(Entrecamimos)、《影像》(Reflejos)和《专题报告》(Occasional Papers)四种出版物。[18]芝加哥大学拉美中心的出版物有《拉丁美洲∕芝加哥》(属于时事通讯)、《拉丁美洲系列简报》、《文化环境与发展辩论：拉丁美洲》、《休利特工作论文》(Hewlett working papers，是休利特基金会资助出版的芝加哥大学师生的研究论文集)[19] 匹茨堡大学的出版物有《匹茨堡大学出版社拉美系列丛书》、《古巴研究》杂志(1970年创刊)、《伊比利亚美洲评论》、《拉丁美洲印第安文学》、《美国拉丁美洲研究协会论坛》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拉美所的出版物有《西班牙美洲期刊索引》(1970创刊)、《拉丁美洲统计摘要》、《拉丁美洲学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love，1975创刊)、《巴西书目》，另外有“拉丁美洲研究系列丛书”。.佛罗里达大学的出版物是《拉美商业环境年度报告》、《案列研究系列》(关于性别、社区参与和自然资源管理的案例研究)。

　　得克萨斯大学拉美所的出版物最为全面，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学术著作，包括对来自拉美的著作的翻译(TLA ：Translations from Latin America);对拉美的批判性反思(CRLA：Critical Reflections on Latin America);对拉美的新诠释(NILA：New Interpretations of Latin America); 国际拉美研究特刊(SP：ILAS Special Publications);第二类是普及性出版物(Outreach Publications)，包括《半球》(Hemispheres)、《墨西哥礼赞》(Mexican Celebrations)、《拉美文化研究K-12》(Latin American Culture Studies K-12)以及葡语刊物《走进巴西》(Vamos ao Brasil!);第三类是论文系列，包括《拉美本土语言研究论文集》、《得克萨斯拉美研究论文集》、《访问学者论文集》、《会议论文集》等。第三类中有些是电子出版物。[20]

　　但是，作为长期的存在的、能够反映美国拉美研究一流成果的刊物主要有美国拉美历史联合会出版的《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Hispanic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1918年创刊)、美国拉美研究协会出版的《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965年创刊)，另外还有《拉美展望》(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974年创刊)、《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1959年创刊)[21]、《美洲》(The Americas，1949年创刊)以及在英国出版的《拉美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1969年创刊)。

　　四 学术交流多元，理论创新不断

　　学术交流是科研工作的组成部分。美国大学的拉美研究中心非常重视学术交流，拥有相当完备的学术交流机制，学术交流的渠道也多种多样。如：(1)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进行演讲和讨论;(2)设立与拉美国家教师与学生的不同层次的人员交换项目，包括学历教育项目;(3)设立双边机构和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项目;(4)通过合作发表和出版论著来传播交流研究成果;(5)建立图书资料方面的信息交流等等。

　　如在人员交流方面，哥伦毕业大学拉美所每年都为来自拉美的学者预留3个访问教授和若干访问学者的名额，并鼓励来访人员以论坛、讲座、工作文件等形式开展交流。此外，研究所还同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的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为校内师生提供赴拉美进行实地调研和职业培训的机会。[22]得克萨斯大学每年设有6个访问学者项目，建立了国家、地区、洲际三个层面的学术交流形式，经常派学者到国外进行访问、讲学或出席国际会议，同时也接待了大量的国外专家和政府官员来所进行学术交流;多次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在项目合作方面，密歇根州立大学拉美和加勒比中心与墨西哥的查平戈自治大学合作研究“NAFTA对墨西哥农业部门的影响”，还与五个拉美国家合作研究“拉丁美洲的水安全和卫生”计划。[23]佛罗里达大学拉美中心与诸多机构建立的学术资助合作计划，其中承担了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美国南部的移民、宗教和社会变迁”项目;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资助的“亚马逊生态保护领导倡议”;世界银行资助的“拉美有关性别和资产统计数据改善计划”等[24]。匹茨堡大学拉美中心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非常广泛，与75个国家的多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签署了交流协议(包括大连理工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中心师生提供了多种出国交流和学习的机会。[25]乔治城大学拉美中心与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一些主要的国际组织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和联系。

　　在通过媒体与外部交流方面，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与国家媒体保持密切的关系，主要方式是提供专家资源和举行年度新闻记者会议。每年春季，中心都将举行拉美地区新闻记者和编辑工作年会。参加年会的人员除了拉美各国的记者和编辑外，还有全球各大媒体的新闻记者、拉美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大家展开一系列小组讨论。[26]

　　这种多元化的学术交流，增强了参与交流各方的理解和合作。有学者指出，“拉美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学者与他们南方同行的一种合作性的努力。拉美研究是北美人‘与’拉美人一起做的而非‘为’拉美人做的产物。”[27]早在20世纪70年代，布赖斯•伍德(Bryce Wood)领导拉美研究联合委员会实行了“国际化”改革，该委员会的几乎一半成员是来自拉美的学者，阿根廷社会学家豪尔赫•巴兰(Jorge Balan)还曾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一大批拉美国家的流亡知识分子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和研究，为美国大学的学术氛围所熏陶。拉美学者与美国学者经常发生学术辩论，由于受政治背景的影响，北美学者强调现代化理论，而拉美学者则强调依附理论。“美国历史学家指责他们的拉美同行诉诸于‘没有事实的理论’，而拉美历史学家则反过来指责美国历史学家生产‘没有理论的事实’。[28]但是，这些辩论的结果往往是使双方超越了原有的偏见。结果，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理论和方法方面走向趋同，冷战结束之后更是如此。

　　通过在交流过程中思想火花的碰撞，会不断产生思想与理论的创新。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人类学理论、考古学理论、国民教育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国际教育理论、人权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全球化理论、可治理性理论等等都渗透到了拉美研究中[29]，围绕这些理论的新话题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新理论和新话题引领着拉美研究的学术前沿，占据了拉美研究学术话语的制高点，美国的拉美研究始终保持着对拉丁美洲地区第一位的影响力。

　　五 服务于国家，回馈于社会

　　美国的拉美研究中心不仅是一个教育科研机构，更是为国家决策人提供重要参考意见的智囊机构，拉美中心会被应邀与政届或商界团体召开小范围闭门会议，会定期提供研究报告，研究员会被邀请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专家会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及在世界范围内发表评论员文章等等。同时，拉美中心还扮演着启迪大众、为非政府组织(NGOs)、私人企业等提供服务的角色。

　　如前所述，美国拉美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和第二次高潮，都是为适应美国国家战略的需求而出现的。直到今日，拉美研究与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关系十分密，许多拉美专家就曾经是政府的顾问。如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美国-墨西哥研究中心的主任克里斯托弗·伍德拉夫，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当中脆弱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有深入的研究，他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和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等机构的顾问。佛罗里达大学拉美中心的卡门·戴安娜·迪尔教授任该中心的佛罗里达-巴西研究中心的主任，曾于2004年作为联合国开放计划署的顾问，领导过一个巴西的土改和减贫委员会。乔治城大学拉美中心主任阿图罗·瓦伦苏埃拉博士是拉美政治方面的专家，在克林顿政府任内先后担任过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美洲事务高级主管，对美国拉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发挥过重要作用。坐落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校园中的美洲研究所，其所长杰弗里·达维多博士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大使，在2009年第五届美洲峰会上，受奥巴马总统邀请担任白宫顾问，就奥巴马第五次美洲峰会之行的古巴问题和公共安全问题出谋划策。为决策者服务的情况在基层也同样发生，如密歇根州立大学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为密歇根经济开发局开办拉美贸易的讲座，为该州立法部门举办一系列有关拉美问题的研讨会。

　　根据美国教育部的要求，作为拉丁美洲国家资源中心的各个拉丁美洲研究机构必须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向公众普及高等学术知识。所谓“外展项目”(Outreach Program)就是根据这种理念设计的。高校的拉美研究中心通过提供教员支持、参与课程编制、举办师资培训班、开设针对教师的夏季学校课程等，积极投入到为促进美国小学、中学师生以及社区居民对拉丁美洲地区的了解的各项工作中。如哥伦毕业大学拉美研究所专门设有一个“K-12普及项目” (The K-12 Outreach Program)，K-12是指从幼儿园(Kindergarten)到12年级的教育，即美国基础教育体系的简称。这个项目旨在加强纽约教师的专业水平和促进将拉丁美洲学习进一步纳入基础教育课程。该项目提供纽约所拥有的各类资源，帮助教师将拉丁美洲带入教室和学生的日常生活。在K-12项目的课堂上，拉美研究所提供多种方式，来介绍拉丁美洲，如论坛、工作组、实习等，内容涵盖文学、影视、科学等。再如圣母大学的拉美人研究所，它通过定期举办有关拉美问题的报告会、展览会和文化聚会，把拉美研究和当地的社区与民众联系在一起。斯坦福大学拉美中心的拉美普及活动包括午间讲座系列、电影放映系列、拉美厨艺展示、拉美巡回艺术展。据到过伊利诺伊大学拉美中心的一位中国学者讲，该中心非常重视为社会公众服务，许多学术活动是欢迎公众参加的。同时，中心在每个周六都会在“开放的城市图书馆”(Urbana Free Library)举办西班牙语学习活动，即所谓的“西班牙语时间”(Spanish Time)，免费为公众提供西班牙语教学和培训。另外，拉美中心每年还举行一个拉美电影节，播放一系列的有关拉美问题的电影或拉美国家拍摄的电影，让公众加深对拉美的认识。[30]在美国学术界，人们很注重“外展项目”，在写基金申请时必须提到这一项。

　　拉美研究中心还向企业界提供拉美国别经济和商业环境分析。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与本校工商学院合作，为当地的工商企业提供有关拉美经济和当地投资情况的信息。[31]

　　拉美研究中心的教授经常在报刊和媒体作有关拉美近期重大事件的时评，不少人是当地报纸的专栏作家。同时，还向拉美的报纸和媒体解释美国发展的情况。有些教授经常出现在美国国家和地方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中。

　　美国高校的拉美研究中心已经集跨学科研究、教学和对外服务为一体，成为大学、政府、企业、社区民众学习和了解拉美的一个重要窗口。

　　六 依托国家资源，多方筹措经费

　　美国高校中拉美研究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四种渠道：(1)联邦政府拨款;(2)私人财团的捐赠;(3)地方政府支持;(4)大学本身的支持。

　　前述提到，一部分拉美研究中心是依据1958年美国的“国防教育法”建立的。1965年“高等教育法”取代了原来的“国防教育法”，但高等教育法中第六章第A部分的第602条，重新确认了“国防教育法”中规定的由国家资助语言和区域研究的原则。从此，国家资助语言和区域研究的计划也被称为“第六类计划”(“Title VI” program)。能够进入“第六类计划”中的拉美研究机构是通过竞争获得的。其中师资阵容、开课门数、选修拉美学科课程的学生人数、颁发学位证书和修业证书的数量、图书收藏量、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数量、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和刊物、发布的新闻通讯、召开的学术会议、拉美电影放映以及其他课外活动，都成为评判的标准。[32]通过评比，凡优胜者可以获得“拉美综合国家资源中心(Comprehensive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on Latin America)”的头衔，据此可以获得联邦政府的直接拨款。但上述头衔并非一劳永逸，联邦政府每隔3年对全国大学拉美研究机构实行一次评比，重新调整“拉美综合资源中心”的名单。进入这一名单的拉美研究机构目前有24个。这些机构从联邦政府获得的拨款并不能满足它们的经费需求，通常只能满足其预算的20%左右，剩下的80%要通过其他渠道筹措，但由于获得了上述头衔，有了良好的声誉，因此会带动地方政府的拨款、本校行政经费的下拨以及财团基金会的各种捐赠。这样的拉美研究机构日子比较好过，如哈佛大学的拉美中心资金十分充裕，该中心资金来源主要是联邦政府拨款、私人捐赠、基金资助、存款结余等。仅2009学年度，其各项收入就高达8,736,635美元，支出为5,801,988美元，尚节余200多万美元。中心每年为哈佛师生提供各类奖学金和拨款，用于与拉丁美洲研究、赴拉美国家学习考察调研等相关的各项活动。[33] 该中心的各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美国拉美研究经费来源的第二大渠道是私人基金会。如前所述，拉美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主要来自于私人基金会的推动。主要的基金会有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泛美基金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廷克基金会、亨利•李和格雷斯多尔蒂慈善基金会(公司)，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休利特和梅隆基金会，以及麦克阿瑟基金会。正是由于这些基金会的赞助，拉美研究才成了“美国最大，最具知识活力和有影响力的区域研究”。[34]能够说明这种情况的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伊比利亚和拉美研究中心，其活动经费除了来自美国教育部的拨款外，其他主要来自福特基金会、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威廉和弗罗拉·休利特基金会、廷克基金会等。[35] 密歇根州立大学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在1991年荣获“拉美综合资源中心”的头衔，经费来源除了教育部拨款外，还从其他渠道(休利特基金会等私人非盈利组织)获得研究资金。另外，从一些国际机构中也可以得到支持。如乔治城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在2006年荣获“拉美综合资源中心”的头衔，除了获得教育部的教学经费外，其他经费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私人非盈利组织。此外，不少拉美研究中心的成员还会争取一些课题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基金会和各类组织。

　　有些高校的拉美研究中心，或因只培养大学生而未能同时培养研究生，或因专攻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领域，[36]尽管研究实力或教学方案并不很差，但难于挤进“拉美综合国家资源中心”的名单，只能依靠州政府的拨款或学校本身的经费，或通过其他渠道争取资金。

　　结语

　　美国的拉美研究和教学是顺应美国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从它作为美国“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算起，已经有了50多年发展的历史，在这期间，拉丁美洲研究(或拉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建立起来，各个大学成立了一百多个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或项目机构，开设了大量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等课程，培养了成千上万有关拉美学科的学士、硕士、博士。美国大学吸引了大量拉美学生和对拉美研究有兴趣的海外学生，也有大量的美国学生和教师到拉美进行研究和学习。许多与拉美研究相关的小型国际研讨会和大会每年定期举行，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通过多种多样的期刊、出版物和电子媒体问世。

　　拉美研究冲破了19世纪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形成的学科界限，克服了学科分割的弊端，具备了跨学科的特点和性质，同时，也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将研究和教学视野伸向国际。它不仅通过完成研究计划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智力支持，影响了美国政府对拉美的外交政策，而且通过课程培训为美国提供了大批参与拉美经济和政治事务的专门人才。另外，通过“外展活动”向美国公民普及了拉美知识，满足了国家“公民教育”的要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美国大学形成了一支较为庞大的拉美研究和教学的专家队伍，为拉美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拉美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多学科视角不仅为美国大学学科发展和知识生产做出了贡献，而且加强了美国与拉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了双方的理解和合作，成功地支撑和扩散了美国的国际软实力。

　　当然，美国的拉美研究目前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全球化的挑战。比如，有学者抱怨，教育部区域研究经费的使用规定较为僵化，该经费不支持波多黎各研究，因为联邦政府认为波多黎各是美国的一部分，不属于拉美。同时也不支持对美国的拉美裔人口的研究，因为这不被看做“区域研究”而是“种族研究”。[37]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专注于世界特定地区和与这些地区相关的问题的规则成为走向全球教育的障碍。从理论上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时空被压缩，各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性加强，“拉丁美洲不再是一个被研究的地理实体”，而是“一种从拉丁美洲看全球关注的问题的视角”，[38]一些新形势和新问题，如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受挫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会转型、种族问题的复兴、文化的快速传播与文化变革、非政府组织与新兴社会运动、移民问题、毒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要求拉美研究从全球化的视角给予理论上的诠释和政策上的建议。近年来，一些原来支持“区域研究”的基金会，已经开始转向支持“全球化研究”，美国高校的拉美研究正在努力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变化。

　　该文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4期

　　* 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①] 美国的“区域研究”是按照地理、文化或国别划分的，除了拉美研究外，还有东亚、南亚、中东、东欧、非洲等若干区域研究。目前属于国家直接拨款的“外语、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国家资源中心”有125个。

　　[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A••麦考伊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美国对域外的知识追求和理解“具有长期的历史，但只是最近才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名称，‘国际研究’”。见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in preface.

　　[③] 从美国的拉美研究协会网站“资源”栏目可查到每个机构的基本信息。见:http://lasa.international.pitt.edu/‎

　　[④] Mark T. Berger, “Civilising the South: The US Rise to Hegemony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Roots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898-1945,”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12, No. 1, January 1993, pp.3-4.

　　[⑤] David L. Szanton(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UCIAS Digital Collection, Edited Volume 3, 2003, p. 25; Lewis Hanke, “The Development of

　　Latin-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39-1945,” The Americans, Vol. 4, No. 1, July 1947, p. 32.

　　[⑥] 卡迈洛•梅萨•拉戈，刘明铛译：《美国、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关于拉美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中国拉美史研究会：《拉美史研究通讯》总第5期，1982年，第1页。

　　[⑦] 卡迈洛•梅萨•拉戈：《美国、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关于拉美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2页。

　　[⑧] 卡迈洛•梅萨•拉戈：《美国、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关于拉美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5页; Marjorie Woodford Bray,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y? How? ,”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1, No. 1, 2004, p. 27.

　　[⑨] Helen Delpar, Looking South: The Evolution of Latin Americanist Schola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75,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8, p. x.

　　[⑩] 2010年为5050万，占3亿总人口的16%。

　　[11] David L. Szanton(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p. 26.

　　[12] David S. Wiley, International and language education for a global future, fifty years of U.S,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program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44.

　　[13]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特莱莎·罗萨诺·朗拉丁美洲研究所网站：www.utexas.edu/cola/insts/llilas

　　[14] 斯坦福大学拉美中心网站：www.stanford.edu./group/las

　　[15] 匹兹堡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网站：www.ucis.pitt.edu/clas

　　[16] 卡迈洛•梅萨••拉戈：《美国、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关于拉美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4页。程博洪：《美国大学的历史系和拉美学——访美归来的汇报记录稿摘要》，《拉美史研究通讯》总第4期，1981年。

　　[17] 匹兹堡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ucis.pitt.edu/clas

　　[18] 乔治城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网站： http://clas.georgetown.edu/

　　[19] 芝加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clas.uchicago.edu

　　[20]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特莱莎·罗萨诺·朗拉丁美洲所网站：www.utexas.edu/cola/insts/llilas

　　[21] 该杂志在从2001年改称为《拉丁美洲政治和社会》(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由迈阿密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出版。

　　[22] 哥伦毕业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网站：http://www.columbia.edu./cu/ilas

　　[23]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编：《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467页;密歇根州立大学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isp.msu.edu./CLACS

　　[24]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编：《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第386页。

　　[25]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编：《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第478页。

　　[26]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编：《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第392页。

　　[27] David L. Szanton(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p. 24.

　　[28] Thomas E. SkidmoreSource,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A Case of Hemispheric Convergenc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33, No. 1 (1998), p. 119.

　　[29] David L. Szanton(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Sonia E. Alvarez, Arturo Arias, and Charles R. Hale, “Re-visioning Latin American Studi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26, Issue 2, May 2011.

　　[30] 董国辉：《美国访学观感》，《拉美史研究通讯》总第47期，2007年，第48页。

　　[31]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编：《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第466页。

　　[32] 匹茨堡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在全校20多个系开设了100多门课程，涵盖了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等广泛领域。

　　[33] 见哈佛大学戴维·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网站：www.drclas.harvard.edu/

　　[34] David L. Szanton(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p. 26.

　　[35]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编：《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第424页。

　　[36] 即不是“综合的”，没有达到“综合的”的要求

　　[37] Jesse Hoffnung-Garsk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II JOURNAL, Fall 201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38] Sonia E. Alvarez, Arturo Arias, and Charles R. Hale, “Re-visioning Latin American Studies,” p. 323.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13117467.html

来源时间：2014/12/14   发布时间：201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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