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美谈判的政策转变（1968- 1972）

作者：程晓燕、杨玲  来源：《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10期

　　1968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随之1971年基辛格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更有了突破性进展，与此轨迹基本一致的是，多轮谈判仍未果的越美巴黎谈判也于1972年加速进行。这两者间的关联引起了各种猜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基本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是中美和解是对越南的“出卖、背弃”，中国在中美和解前一直反对谈判这一点成为“阻挠、破坏和谈”的佐证;

　　二是反对过于片面简单的看法，主要和代表性的成果有，沈志华和李丹慧的《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文章认为，“尽管中国没有采取可能导致破坏中美和解进程的更为激烈的措施来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但也没有损害盟友的任何利益”;克里斯·康诺利(ChrisConnolly)《美国因素：中美缓和与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态度(1968-1972)》，作者指出，“一味接受中国‘出卖’越南的解释，或者中国自1968年以后因为自己和美国对话的诉求而在印支冲突中“失去利益”的解释，是对北京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和政策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反对谈判的原因为切入点，进一步说明中美和解对越美谈判的影响。

　　一、中国反对谈判的原因

　　1965年，美国直接派地面部队侵入越南南方，作为越南的邻国和盟友，中国坚决反对越南和美国谈判，而苏联自赫鲁晓夫后期逐步调整其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不断加强援越力度的同时鼓吹在谈判桌上解决越南冲突。如此，中国反对国际上的各种和谈呼吁被认为是“千方百计破坏和谈进程”，甚至被认为其中有“嫉妒苏联的成分”。

　　当时，中国反对谈判既有与谈判本身相关的策略因素，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策略而言，中国认为谈判的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如果说中国阻挠和谈，那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个前提，美国确有谈判的诚意。遗憾的是，正如一名白宫顾问后来评论说，约翰逊当时根本不想谈判。有研究表明，约翰逊政府搞逐步升级战略的目的，是要改变对手的意志，这就需要在军事打击过程中不时试探北越的意图。另一方面，维持美国国内舆论和盟国政府对于轰炸的支持和容忍是实施逐步升级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又需要使升级尽可能带有合理的外观，制造北越咎由自取的假象。这两个因素导致了1968年以前约翰逊政府进行多次“和谈”试探。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一场又一场的关于侵越政策何去何从的大争吵，一连串的争吵迫使约翰逊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祭起“和谈”的破旗。无论是在国际上大张旗鼓地发动“和平攻势”还是与北越进行私下接触，华盛顿都向北越提出预期无法接受的条件，以便摆出一副合情合理的姿态。在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谈判局面，美国不过是为了追求舆论效应，约翰逊不过是故作姿态。

　　由此可以说，中国对此时战争形势的判断是客观的，美国在战场上占不到便宜，越来越被动，对越南就是越有利的谈判筹码，所以不能不考虑谈判时机、条件等技术性要求，中国有关的意见也是合情合理和比较中肯的，并非借口阻挠、破坏和谈。当然，让中国反对谈判的更深层次或者说更关键的因素则是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的担心。

　　中苏关系自1950年代末起逐渐恶化。1964年，毛泽东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中国高层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半包围政策，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包围圈已接近完成”。因此，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担心，如果越南让步，美苏联合的现实将使中国陷入双重包围之中。中国还担心如果越南在苏联的影响下对美国妥协，将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因素或许相当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苏联的切实威胁，这无疑关系到国家重大安全战略和利益。

　　但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原因，不及其余，就无异于一叶障目，中国有关谈判的时机的那些意见绝不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另外需要指出的是，19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支持世界革命的狂热，并指责苏联缺乏革命的战斗精神，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被赋予了同时具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线和代表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等双重意义。中外学者就此普遍认为，中国反对谈判是受到了这些极左思潮的影响。

　　笔者以为，结合、联系时代背景分析某个历史问题具有普遍意义，但这种分析究竟有多少实际分量则是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极左思潮或许多少影响了中国对谈判的态度，但终究不是关键的，甚至不是严肃的，和中越之间关于和谈的分歧以及苏联威胁这样清晰可见的因素相比，它衡量起来很模糊。更何况对19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怎样评判本身也是个需要以理性对待的问题。美国经典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摩根索一直是越南战争最坚定的反对者，在他看来，虽然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支持世界革命的狂热，但从整体上看，新中国基本上还是按照传统国家利益来处理对外关系的，中国对非洲和拉美革命运动的支持是一种边缘性的事业，可以说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之所在，1949年后中国领导人在亚洲追求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虽然1963年中共发表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心在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宣言，随后林彪也在1965年9月3日宣布要将中国革命经验应用到世界场合，但这些其实都是中国传统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自己当做世界中心的观念密切相关，却不能由此认为中国真的要将此付诸实践，更不能将林彪的讲话看做《我的奋斗》的翻版。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实践中特别在涉及中国传统利益时仍然保持着审慎和节制。

　　二、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矛盾处境

　　尼克松上台前后，做出与中国和解的姿态。1971年4月，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有学者认为“，直到基辛格访华前，北京似乎还未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中国的希望，也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关系”。然依笔者见，中国是非常清楚美方意图的。

　　当得知基辛格计划到北京时，以精明和超常洞察力著称的周恩来就敏锐地感觉到，美国人要谈越南问题。1970年3月21日，周恩来接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报来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张彤大使转达的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阅后批：“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转道巴基斯坦来到北京。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基辛格很快就把印度支那问题提出来，他非常系统地阐述了尼克松政府对越南战争的基本立场，但他说：“让我以一个来自太平洋另一边和曾经见过黎德寿5次，见过春水9次的人的角度来给予你一些我个人的印象。我同意越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那些造成越南人成为如此伟大的战斗者的品质使得他们很难缔造和平。如果他们的某些朋友能帮助他们看到这样的前景以使他们懂得某些政治进化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就能较快地结束战争，当然你们不必对之作答”，周恩来非常巧妙地对基辛格说：“你已经与他们会谈了这么多次，而我只是第一次与你会晤”。

　　基辛格花很多时间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特别是强调他和黎德寿的秘密谈判”，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谈判进程，但周恩来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是表示支持越南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敦促美国尽快撤军。这个反应出乎基辛格的预料，以致于他很失望地向尼克松报告，“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基辛格离开两天后，周恩来飞到河内通报基辛格的访华情况。黎笋指责周恩来，把越南反美斗争策略出其不意的成分去掉了，“基辛格的访问意在终止这些惊奇的效果。周恩来走后，河内党报发表了题为“尼克松主义将一无所获”的社论。1971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时，进一步坦诚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中美会谈已经进行了16年，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为推动越美巴黎会谈，我们曾主动中断中美会谈一年半。基辛格前不久访华是送上门来的，跟他谈谈为什么不可以呢?赫鲁晓夫去美国戴维营谈判，柯西金去葛拉斯保罗谈判，你们去巴黎同美国谈判，我周恩来并没有去华盛顿，是他们来中国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国谈判?我们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出卖朋友。基辛格刚离开中国，我就去河内向你们领导人通报，把谈判内容告诉亲近的兄弟党，等于我把心都陶出来了。是打、是谈，这是你们的权利，我们只想设法帮助你们要求美国尽快撤军。”鉴于情势复杂，中国处境尴尬，所以中国对越美谈判唯有采取不干预、不介入的政策，支持越南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美国全部撤军和放弃对阮文绍政权的一切支持。

　　但各方面形势在起变化，中国的态度也随之悄然改变，及至1972年7月，中国便积极敦促越南争取和美国谈成，适时结束战争。

　　三、中国在越美间斡旋，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

　　中国从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个中缘由或许更复杂，但笔者以为仍可以做出如下几点判断：

　　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全球、首先是亚洲进行战略收缩。结束越南战争是尼克松政府的头等大事，这使当时的印支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越南人民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侵越美军人数大幅度削减。截止到1972年9月，驻越美军只剩下不到3万人，跟4年前尼克松上台初的55万相比，3万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作为越南盟友的中国不能不看到，美国正在逐步从越南和印支地区撤出的事实，而且基辛格第一次来到北京，就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支政策上。中国领导人感到美国的确准备从越南脱身，一旦它撤出越南，重新干涉越南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正是黎德寿和春水1972年7月向劳动党中央提交报告中的分析，他们对美国的战略意图给出这样的解读：“美国仍希望我们和西贡政府对话，这样它就便于脱身…西贡政权问题对美国具有全球战略意义，尼克松暂时需要利用西贡当局作为推行称之为尼克松主义新战略的主要工具。出于这个因素，即使美国被迫接受政治妥协，尼克松也不能公开弃走西贡政府”。这是越南准备给美国以“体面”地撤出越南的初步信号，就连基辛格也感到了越方的变化，他告诉尼克松，“他们现在似乎对美国的政治状况有了更多理解，似乎更比以往认识到越南问题在我们整体的内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正日益下降。”这些状况都说明一个事实，印支紧张局势将得到逐步缓解。如果美国没有战收缩的需要，中国也不可能软化对巴黎谈判的态度，从反对谈判变为敦促北越努力谈成。

　　其次是美苏关系的影响。美苏的接近、特别是尼克松1972年5月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署使中国感到越来越不安。6月，基辛格在他于美苏高级会谈后造访北京时感觉到北京对印支停火的兴趣更大了。他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里指出，基于莫斯科首脑会议的结果，他到北京会晤周恩来乃是“第一次实实在在的跟中国详细讨论越南问题，我们不是在搞历史追述和正式的立场声明，而是就解决战争的方法和后果进行准确的交换。”中国的态度在1972年明显发生改变固然与此有直接关联，但论变化之契机则推至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似更为合理。

　　在美苏会谈前，周恩来对越南表示不过问巴黎谈判，支持北越把战争进行到底，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这个立场只是在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之前，因为有资料表明，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几天后，大约在7月20日，毛泽东接见南方共和临时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试图说服南方共和临时政府放弃要阮下台的要求。

　　再根据北越外交部的一份文件，1971年11月20日周恩来对来访的范文同说：“越南要抓住机会解决美国撤军和战俘问题，推翻西贡当局则是个长远问题”。这就是中国暗示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基辛格访华之时，越美谈判正逢尼克松上台以来的首次僵局，主要是阮文绍下台问题，越南提出的谈判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美国撤换阮文绍，基辛格希望中国帮助说服河内在这个问题上要允许一个“政治进程”的充分存在。尽管周恩来回避了基辛格的话锋，但在和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显得直接得多。然而越南怀疑大国在背后拿越南问题做交易，所以中国面对巴黎和谈只能三缄其口。

　　当然，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变化的发端就是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它开启了中国对巴黎和谈立场的转变，美苏接近则成为中国最后完成立场变化的助推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北京对谈判解决的立场软化些，部分原因是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但更主要的是基辛格让周恩来相信美国不会在阮文绍问题上后退，而北越1972年的春季攻势也没能实现这个目的。1968年11月前，中国反对谈判，经常告诫越南同志，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1972年，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敦促越南做点妥协。越美谈判几番陷入僵局，1972年下半年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越南准备放弃和平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尼克松也把赌注压在对越南的最后一击上。此时第三方力量从中斡旋无疑是必要的。为化解谈判僵局，减少不必要的对抗，中国在阮文绍问题上向越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当然，北京的本意并非只是要越南单方面让步，因此在劝说河内的同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10月25日，中国驻法大使黄华带信给美国大使，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也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其后，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和谈又被拖延下来时，中国以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西贡的行为，当基辛格向乔冠华提出希望北京说服河内让步时，乔冠华反劝美国让步，认为“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

　　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从反对越美谈判到推动谈判的态度转变完全是建立在国际形势和谈判的具体状况变化之基础上，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美谈判的立场变化之间不存在纯粹的、直接的因果联系。中国没有因为和美国改善关系、为帮助美国脱身而敦促越南谈判解决，只是在谈判几近僵局的时刻对双方提出明确的建议，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另一方面，中美和解有利于越美谈判进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巴黎和谈，正因为中美关系改善，中国才得以有机会对美国讲话，适当的时候也能够对超级大国加以劝告。

　　事变的进程证明，中国关于越美谈判的态度转变乃因时因地制宜，符合事物情理，中美之间的缓和从中国的主观愿望上来说是试图对谈判起到建设性意义。

来源时间：2014/12/26   发布时间：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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