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是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场”

作者：李开盛  来源：《知识博览报》

　　2013年9月20日，访美中的王毅外长在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有关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其中除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重新进行强调之外，还特别提到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其中，除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大力促进务实合作、积极加强人文交往、加强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等措施外，他特别提到要重点加强亚太事务合作。王毅外长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也应该先从亚太开始。如果中美在亚太能够不冲突、不对抗，那么在其他地方就都可以和平相处。之所以如此重视亚洲，我想不仅是因为王毅在外交官生涯中有着长期的亚洲任职背景，而且与亚太特别是东亚自身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性有关。

　　一.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什么应先从东亚开始?

　　正如王毅外长在演讲中所说，“亚太是当今世界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的地区，也是热点问题最多的地区，中美两国在亚太的利益交织最为密集，互动最为频繁。”特别是其中的东亚，对中美关系来说特别重要。对中国来说，尽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西进”战略，中国也在与相关国家开展“新丝绸之路”的建设，但东边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发展方向，经济上最发达的区域都位于东部，最主要的外部经济交流也是通过东部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亚和东南亚就如同中国进入太平洋乃至世界的两扇“门户”，是中国确保国内经济建设稳定发展的最关键的周边国际环境。

　　对美国来说，东亚既是其传统的战略重点，更是其新兴的战略重心。在反恐战争告一段落之后，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即提出战略东移，其战略背景有二：一是东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来说更显重要，二是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心生警惕，而东亚是平衡中国的最关键地区。在奥巴马政府进入第二任期以后，战略东移政策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名义下继续发展。可以预见，由于上述战略大背景不会有大的变化，即使以后共和党政府上台，如无大的政策干扰，也将继续执行以亚太特别是东亚为战略优先方向的政策。

　　这种两国战略方向的交汇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中美在诸多层面确实存在利益的不一致。首先是战略层次，中美两国目前的实力状况与发展态势呈现出新老大国权力竞争的格局，相互之间存在着猜疑与提防，这成为诸种摩擦的总根源。其次是政治层次，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国视维护自身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为核心利益和美国外交有扩张民主、人权的传统的情况下，政治差异成为两国摩擦的重要动因。第三，尽管两国经济上互补性强，但在东亚地区也存在着诸如市场、主导权方面的争夺，美国试图强势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反映了美方这方面的意图。第四，两国存在一些间接摩擦，如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而这些国家正是美国的盟友，美方对盟友承诺的“坚守”势必与中国的利益与诉求背道而驰。

　　在这种情况下，东亚正在成为中美新型关系的严峻挑战。不应对、管理和解决好这些利益方面的摩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成为一句空话。但与此同时，中美在东亚也存在一些利益交汇点。如朝核问题，中美在保持半岛无核化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往的朝核问题实践也表明，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切入点。另外，在东亚经济关系方面，中美也完全可以将竞争转化成合作，无论是美国主导的TPP还是由东盟发起、有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彼此间都存在整合与合作的空间。而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中美关系已不同于历史上的新老大国关系，紧密的相互依存、均拥有核武器的现实以及远隔太平洋的地缘缓冲空间，都使得中美有可能避免冲突、建立合作，走出大国对抗的历史宿命，而东亚则是一个重要的“坎”。

　　二.制度化共处是实现中美良性互动的关键

　　中美要在东亚避免冲突、建立合作，最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制度化共处是其中的关键。这是因为：第一，制度是管理利益摩擦的关键。两国关系中有利益摩擦其实很正常，即使是盟友之间也避免不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关键的是两国之间应该有某种机制化的东西去管理这种矛盾，盟国正是因为有这种机制，才使得利益摩擦保持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第二，对于共同利益而言，也需要一种机制去维护与促进。有了机制，共同利益就可能得到深化，双边合作就能借此得到拓展。没有机制，共同利益可能就会被弱化，甚至消失。

　　但在目前东亚，中美关系中的最大不足就是机制的不足。在全球层次，中美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机制化共处，但地区层次的东亚，中美却没有这种沟通两国的机制。相反，美国在亚太建立的许多机制都将或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如政治安全方面，美国建立了许多双边同盟，但不包括中国。经济上，美国主导TPP，而且希望维持针对中国的“高门槛”。这种在机制方面的对立而非共处是双边关系难以保持持续稳定的重要因素。

　　另外，中美双边关系中已建立90多个机制，涉及政治、军事、经贸、科技、环保等多个领域，涵盖元首、副总理、正部、副部、司局、副司局以及半官方、民间等多个层次，这些机制中许多都涉及两国在东亚的合作。但是，这些对话多停留在“对话沟通”的层次，规范性与约束力明显不足。应该承认，在中美关系的当前阶段，即使仅仅定位于对话沟通的机制也有其重要意义，特别是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在战略上建立互信。但是，要使中美关系真正朝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利益与问题交汇最多的东亚地区建立更加正式化的机制就变得尤其必要。

　　笔者以为，这种机制可以从以下方面做起。第一是管理矛盾、解决利益摩擦的机制。这方面中美已做了不少工作，如台湾问题，双方已达成三个联合公报，形成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几个共识，目前的问题是应该在新的形势与挑战下继续深化这些共识，确保这些利益摩擦不致影响中美关系大局。二是管理合作、提升合作的机制。这方面是个软肋，但大有可为。如朝核问题，中美应该在半岛无核化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六方会谈和其他的机制化安排，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与双边安全关系的提升。三是建立避免第三方冲突的机制。这点很重要，但容易为人忽视。由于第三方因素不为中美所掌握，加上其突然性，较双边因素可能更容易触发中美摩擦甚至冲突，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都有可能成为触发中美矛盾的着火点。这既需要美国恪守不界入第三方冲突的底线，也需要中国与相关国家建立解决问题的机制。

　　概而言之，东亚既是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也是试验场。中国目前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寄予厚望，但美方总的态度不十分积极。这其中既有对话语权及其背后利益的争夺，也有深层次的战略互疑在里面。中美只有克服这种先入为主的竞争者心态，特别是在东亚主动探索、勤加“试验”，才能最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陷入历史上新老大国对抗的怪圈。

来源时间：2014/12/26   发布时间：201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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