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希迎:研究美国军政关系的不同理论范式
作者:左希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在美国的政治谱系上,军政关系研究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二战以来,针对美国应该如何处理其军政关系,以及为什么美国军政关系时有危机等问题,不同学者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范式。
在美国历史上,林肯与麦克莱伦、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克林顿与鲍威尔、奥巴马与麦克里斯特尔之间都曾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尽管时间跨度近150年,美国总统与军方指挥官之间的冲突却以同样的方式反复出现。它们重复发生有着深层的制度根基。虽然现在美国军人干政已经不再可能,但军政关系的张力却时常给美国带来一些问题。每当涉及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时,军政关系的紧张状态就会浮现,成为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重要因素。二战以来,针对美国应该如何处理其军政关系,以及为什么美国军政关系时有危机等问题,不同学者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范式。
客观文官控制理论:对军队专业化自主性的承认
二战结束之后,传统智慧已经难以解决不同兵种间的竞争。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美国军事专业化受到技术革命和战略革命两个革命性事件的影响。什么样的军政关系模式最适合美国自由民主的理念?军事力量如何保持最小的存在?在《士兵与国家》一书中,亨廷顿认为有主观文官控制(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和客观文官控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两种答案。
主观文官控制是指通过最大化文官集团的权力来实现军事权力的最小化,促进军事平民化。然而文官集团权力的最大化却往往难以保证尊重军方,因此文官权力的最大化往往意味着某些特定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客观文官控制则与主观文官控制截然相反,它通过军队职业化,塑造军队成为国家的工具来实现文官控制。政治家应该尊重军人的专业和管理暴力的完整性,从而塑造军队专业主义的价值观。与此相对应,军人应该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并接受政治家的政治领导。换言之,客观文官控制在本质是对军队专业化自主性的承认。对美国来说,自由主义社会和保守的宪法则可以成为美国客观文官控制的基石。
社会学解释模式:核心是与“公民”建立关系
简诺威兹(Morris Janowitz)的观点与亨廷顿截然相反,他从社会学的路径出发,探讨文官如何控制军队,创立了从社会学路径解释军队和社会关系的理论流派。在《职业军人》一书中,他认为军队和政府之间存在可渗透性,并且只有军队被平民化,并整合到美国社会结构中时,才能真正实现文官控制军队。这一理论范式认为,文官控制军队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网络的基础上进行的,军队需要与社会普通民众保持沟通,避免成为独立于社会的特殊力量。
军政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方民族国家中的军事机构与“公民”这个政治概念之间建立联系。作为国内政治领域的压力集团,文官控制在三个议题上增加了军事专业化的深入:文官机构(包括立法和行政)并未对军事机构的合并提出有效的安排;国会监管的基本形式是财政预算,并且主要是否决的;文官控制的结构变迁更为复杂,军方对文官控制的回应已变成对进入权力塔尖的强有力追求。军队作为压力集团的有效性,则取决于平民联盟和契约的网络。因此,安全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军队融入到平民社会中去,让社会监督和控制军队。
现实主义:国内外环境影响军政关系
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生态导致美国军政关系陷入了紧张状态,从而再次引起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的辩论。在诸多流派中,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和国家间的竞争与美国军政关系的紧张程度密切相关。
以德希(Michael Desch)为代表,这一理论认为民主自由并不可靠,只有权力才能保证军事的有效性。这些学者认为,一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塑造军政关系。当国家的安全压力很大时,文官精英往往团结起来,军方则容易服从文官的权威,军政关系通常比较和谐;当外部威胁消除之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则往往导致军方与文官精英之间的冲突。与之相反,国内危机较大时,军政关系往往比较紧张;国内危机较小时,军政关系往往比较缓和。也就是说,冷战中的两极结构促使美国军政关系基本和谐;冷战后的单极结构却使得美国军政关系出现张力。这一范式主要关注国际结构变迁对军政关系的作用,这与其他理论范式截然不同。
代理理论:规范性理论以解决军政关系分工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随之而来的信息科技革命,极大地冲击了军政关系的原有模式。在信息时代,新的监控技术逐渐被文官运用以控制军队。随着军队自主性的消失,在危机中,文官与军方在资源上存在着激烈的博弈。
费弗(Peter Feaver)认为,亨廷顿和简诺威兹的研究已经很难解决冷战后美国军政关系的冲突,美国需要重新设定合适的新型军政关系。他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框架,以解决美国军政关系的分工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这一理论认为文官基于军方如何回应监管来决定如何监控军方,而军方则依据它的行为是否会被惩罚来决定是“执行”还是逃避。由于文官和军方之间存在不同的偏好,应该给予军官依据其专业知识决定作战的自主权,文官则要对军队进行监督。费弗的理论是在亨廷顿的基础之上,厘清美国军政之间的分工,从而提出一些符合美国自由主义社会的原则。
政治心理学:领导风格是军政关系的自变量
政治心理学的路径关注制定政策的领导人,注重分析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和特性。在研究军政关系这一问题上,也有学者从领导人个性出发,探讨总统与军方之间的关系。
在《最高统帅》一书中,科恩(Eliot A. Cohen)分析了林肯、克里蒙梭、丘吉尔和本-古里安四个领袖,认为他们处理军政关系都比较有效,因为他们的领导风格都非常强势。赫斯伯林(Dale Herspring)把军政关系聚焦于高级军官和总统之间,从美国总统的领导风格分析军政关系。他认为总统领导风格中尊重军方的程度是自变量,军政关系的冲突程度是因变量。总统领导风格越是与军方文化一致,尊重军方文化的程度越高,军政关系冲突的程度越低;反之亦然。赫斯伯林认为,美国总统跟军方主要在四个领域互动,分别是使用武力,角色、任务和资源,人事政策,责任和荣誉。在其著作中,他分析了自罗斯福到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军政关系,并最终归纳出美国军政关系有高度、中等和低度三种不同程度的冲突类型。
在美国的政治谱系上,军政关系研究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研究和探讨美国军政关系的理论范式,有助于打通军政关系与安全政策之间的阻碍,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桥梁。军方作为实践安全政策的重要行为体,无论是在全球战略层面,还是在地区政策和双边关系层面,始终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军政关系的新动态,对我们理解其政治体系运转和外交政策制定的逻辑,都有所裨益。
来源时间:2014/12/22 发布时间:20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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