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侃如：价值观分歧与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性

作者：李侃如、闫健  来源：共识网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9期

　　李侃如教授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与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前主任。同时，他是密西根大学荣誉教授，并于2009年前担任Arthur F. Thurnau政治学教授和William Davidson商业管理教授。1998年8月至2000年10月期间，李侃如曾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负责美国对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政策。李侃如博士著有及编辑24本书和专著，并且撰写了约75篇论文和书籍章节。包括与马丁・因迪克 和迈克尔·奥汉隆合著的《塑造历史：巴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2012)，与王缉思合著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2012)，《应对中国挑战：企业如何在中国获得成功》(2011)，《当代中国政治：新资料、新方法和实地考察的新策略》(2010)，与大卫·桑德罗合著《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2004)-中文译本在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闫：早上好，李侃如教授，感谢您接受《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的专访。让我从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开始我们今天的对话。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现在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2013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已经达到创记录的5210亿美元。至2013年底，中美双向投资额累计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现在，中美两国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三大出口市场。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并未能自动带来中美关系的稳健发展。与之相反，更多时候，两国的经贸关系往往还受政治与安全关系紧张的波及，成为后者的“人质”。至少给我的感觉是，在应对彼此分歧时，中美两国政府似乎往往会忘掉两国之间存在的巨大经济联系，中美关系总是缺乏成熟大国关系所应具备的那种稳定性。

　　李：诚如你所言，经济关系是现今中美关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除此之外，两国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交往也日益加深。比如，我此次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参加昆山杜克大学的专家咨询会。杜克大学、武汉大学与昆山市政府将合作在昆山建立昆山杜克大学，全面引入美国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如果是在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同意你关于经济相互依存并不能自动带来良好国家间关系的说法，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经济关系无疑是国家间关系重要的基础性内容，有时候，这种重要性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我看来，经济关系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如你所言，中美两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分歧使两国关系经受了相当的考验，从89事件、“银河号”事件、台湾海峡导弹危机，到后来误炸大使馆、中美撞机、李文和事件，以及近期两国在南海及网络间谍方面的矛盾升级，都使得中美关系遭受到很大压力。试想，如果没有两国间广泛而深入的经济联系，中美关系或许根本无法保持现有的基本态势。

　　事实上，即便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两国间近年来的相互交流也呈增加趋势。比如，两国之间初步形成了防长定期互访机制，尽管两国军事交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如，前些年，我所在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联合研究项目，尽管项目的参与者均来自学术部门，但项目的实际进程和最终产出无疑有助于减少双方在政治观点方面的一些误会。

　　闫：如您所言，经济关系对于现今中美关系而言无疑具有基础性，但是，在我看来，经济关系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浅层次的关系，任何国家，甚至是交战中的国家，都可以发展起经济关系，因为发展经济关系的门槛相对较低。然而，政治与安全关系却不同，它们是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内容，代表着更高层次的国家间关系内容。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政治与安全关系对于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一国对于安全盟友和贸易伙伴有着迥然不同的信任程度，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看，我觉得，中美关系必须超越经济层面。

　　李：事实上，实质性的政治与安全关系也并不完全是国家间相互信任的产物，很多时候，国家会出于战略考虑而选择与自己不信任的国家发展政治与安全关系，比如二战时期的英美苏同盟以及70年代的中美苏大三角。仅就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而言，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发展大都发生在相互信任不足的情境下：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中国还处于文革后期，两国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情绪还很强烈，但这并没有阻碍中美两国结成事实上的安全盟友关系;卡特总统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家，但在他任内，中美两国却排除意识形态分歧，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里根总统是位强硬的保守主义者，但正是他力主推动了中美两国军事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总之，相互信任并非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必要条件。

　　当然，相互信任无疑有助于推进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相互信任不足的国家，当其共同的战略利益不复存在后，双方原有的政治与安全关系便会陷入低谷——苏联解体后的中美政治与安全关系大体处于这样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相互信任对于国家间稳固的政治与安全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对你的看法做些修正，即稳固的政治与安全关系对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家间相互信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国家对彼此意图(intentions)的判断。简言之，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就是一国对他国的能力(capabilities)不再持有疑虑。一般而言，国家间对于特定价值观(比如“相互间不以武力方式解决分歧”)和规则(比如“根据已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解决冲突”)的认同有助于相互信任的培育。

　　闫：您谈到了价值观，在我看来，这或许正是现今中美关系中最具分歧和潜在冲突性的方面。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纷争。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中国人权报告》，引起中国政府的极大反感和愤怒。中国政府则针锋相对地发布《美国的人权纪录》，对于美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抨击。这种相互攻击已经成为每年都会准时上演的“保留节目”。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是最难弥合的分歧，因为这往往与各自国家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后两者或是无法或是难以被改变。事实也是如此。从1990年开始的“中美人权对话”基本上成为双方各自的“自说自话”，乏善可陈。面对美方的攻击和指责，中国政府的愤怒是可想而知，“既不惹事，也不怕事”既是中方一种直接的态度宣泄，也透视出双方在某些根本价值观问题上的深层次裂痕。

　　李：中美双方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直伴随着中美关系发展的整个历程。这种分歧的持久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解决的难度，因此，我同意你关于“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是最难弥合的分歧”的判断。与经济联系一样，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也是当代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面”，无论你喜欢与否，它都是一种现实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办?

　　在我看来，这里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价值压倒利益”，即意识形态成为主导中美双边关系的根本原则，在1949年之后到“乒乓外交”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基本上处于这样的态势。对于决策者而言，这种选择无疑是一种“简单易行的”选择。然而，事实表明，它并不符合中美两国根本的国家利益。与之相对，第二种选择可被称为“利益压倒价值”，即国家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指引双边关系的主导原则。在我看来，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便是第二种选择的现实体现。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这种选择不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符合两国根本的利益。你刚才提到中美两国现在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就是明证。

　　当然，即便是第二种选择，也无法短时间内改变双方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但我要强调的是，这并不妨碍双方发展起实质性的双边关系。同时，这也为双方缩小价值观的分歧打开了一扇门。我承认，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值得我们去努力尝试。事实上，过去三十年多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使双方(与过去相比)在价值观方面也有了更多的对话空间。我相信，在未来，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闫：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也成为制约中美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根本性障碍。换言之，考虑到双方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中美关系可能也就只能发展到目前的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总是周期性地为中美关系带来动荡。更为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分歧是深嵌在两国社会内部的，因而，这种社会间的分野势必会反映到两国关系上来并对后者造成持久性影响。例如，根据“世界公共舆论组织”(World Public Opinion. Org)2011年的调查结果，有5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带来负面后果，并且持这种态度的美国受访者比例还在逐年攀升。这使得我对于中美关系的前景有些担忧。

　　李：每个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美国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而当初这些移民之所以选择美国，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逃避母国的政治迫害。因此，美国人民特别珍视人权、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后者也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政府的全球民主议程(global democracy agenda)与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政府并不完全代表民意，政府有其自身的相对自主性，这一点在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每位美国总统卸任时的中美关系都要远远好于其刚就任之时，原因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美国，对于美国政府中国政策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这并不能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因为国家的战略利益摆在那里。在这里，必须将战略层面与事务层面区分开来，好的政治家就是要从战略层面把握国家的对外关系，这就意味着，他有时必须忍受国内民众的批评，甚至要牺牲一些国内的政治资本，这是很艰难的选择。因此，中国的决策者切不可直接将美国的公共舆论看作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依据，这是一种简单化但却极为有害的做法。须知，公共舆论是可以转瞬即变的，而中美关系却无疑应当保持相当的战略稳定性。

　　闫：如您所言，“美国的全球民主议程”与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是契合的。即便如此，从外部视角看来，“美国的全球民主议程”仍旧充满了进攻性，因为它潜含着美国“改造世界”的宏愿。与此相比，中国的对外政策则要“保守”很多，中国政府既不向外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更不寻求改变现今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这种“保守性”同样体现在中国对美关系之中，例如，中国政府希望美国能够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core national interests)，在我看来，后者体现的是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尊重和认可中国既有国家利益的期望，本质上充满了维持现状的强烈色彩。然而，中方这种极其保守的期望似乎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正面回应。

　　李：“美国的全球民主议程”更多体现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一种道义责任，而非实际的干预政策。事实上，任何国家及任何社会都应当对世界负有道义责任，这是极为重要的，也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以高昂的代价证明了“权力政治”的破产，这是全人类必需共同吸取的血的教训。我们还记得，“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而束手无策，其背后的原因还是西方大国“权力政治”思维做崇。事实上，一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盛行，普通美国民众并不愿意美国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然而，二战的爆发彻底击碎了孤立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意识到，美国与世界各国民众所共同肩负的道义责任是无法推卸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确实代表了国际关系的进步与文明。对中美关系而言，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人权、宗教自由等基本价值的呼吁，这无疑是与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道义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却将美国政府的这种道义呼吁看作是美国颠覆中国政府的例证，支配这些人思想的无疑是已经过时的“权力政治观”。我想重申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颠覆中国，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颠覆中国而导致的后果。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核心国家利益”这个概念的问题在于其模糊性。在中国未能清晰界定这一概念的内容之前，美国如何对其予以认可和尊重?据我所知，中国所说的“核心国家利益”的内容几经变化，不仅包括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还包括钓鱼岛和南海，甚至还包括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等内容。问题在于，这些内容本身是极为宽泛的，具有很大的弹性。以南海争端为例。中国政府将南中国海划入“核心国家利益”的范围，但却没能提供中方所主张的“南海”的精确经度和纬度信息，只是依据一个模糊的“九段线”来界定自己的主张。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显然不能承认自己并不清楚的东西。此外，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所谓“核心国家利益”是不容商量和谈判的，如果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的话，那么，南海的争端如何解决?在各种正式的外交声明中，中国政府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南海争端，这不正好与“核心国家利益”的潜台词相冲突吗?因此，在“核心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得到清晰界定之前，美方很难对其作出正面回应。

　　闫：如您所言，国际道义越来越成为制约国际体系中“权力政治”的强大力量，这体现了国际关系的进步和文明。然而，我们还看到，一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很难与其国内政治分割开来，如果不理解一国的国内政治，那么，对于该国外交政策的判断就是不完整的。很多时候，一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回旋余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经历过外族侵略的国家来说，外交政策不仅仅涉及现实的国家利益，往往还牵扯到民族情感和国家尊严。在当下中国，尽管社会舆论并非全是理性的，但它却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具体到中美关系，两国领导人可否为彼此应对国内政治的需要而预留出一点空间，多一些理解和体谅，而不是一味地相互指责?

　　李：如我前面讲到的，美国领导人有时为了国家的战略利益而不得不牺牲一些国内的政治资本，这是很不容易的抉择。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如你所言，一国的外交政策很难摆脱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最近中美两国因为网络间谍问题相互指责，美国政府还正式起诉了中国军方的五位军官。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态度与其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美国经济，增加美国民众的就业机会。然而，美国的经济复苏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样迅速，美国国内对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很失望。因此，美国政府以如此公开的方式指责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其背后是出于美国经济和就业机会的考虑，因为很多美国人指责网络间谍行为侵犯了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夺走了美国民众的就业机会。

　　但是，作为政治家，一国领导人必须在国家的战略利益与国内政治压力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十分同意你关于中美双方“多一些理解和体谅，少一些相互指责”的说法。事实上，美国政府一直在寻求这样的理解和体谅。比如，在2011年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之前，美国政府事先已经告知中方，迫于国内压力，奥巴马总统必须会见达赖，否则，奥巴马的民意支持度将会受到影响——考虑到奥巴马总统面临着2012年大选的压力。同时，美国政府尽可能降低会见的规格，将会见安排在白宫地图室 (Map Room)而不是更为重要的椭圆形办公室。尽管如此，中美关系还是因此经历了一场波折。我想，这是两国领导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闫：无论如何，中国的和平崛起都将与中美关系的纷纷扰扰相互交织在一起，中美关系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双边关系，其重要性对于中美两国更是如此。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更广意义上“中国的和平崛起”——都离不开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中美关系无疑是其中极为关键的变量。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极为曲折，它要求两国政府(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始终在战略层面考虑双边关系，维持两国关系的战略稳定性，这就需要双方的政治智慧。用时下中国一句流行语来形容中美关系，就是“且行且珍惜”。

　　李：我很赞赏中国领导人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因为它体现了政治家对于战略性趋势的整体把握。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与现今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即便在高度敏感的安全领域，我想没有人可以否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事实上减弱了中国可能直接面临的安全压力——否则，中日之间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极易产生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危及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因此而恶化。在这些方面，中美两国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习近平主席曾说，“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想，他想表达的是对中美关系战略稳定性的信心。

　　闫：感谢您接受《国外理论动态》的专访，期待与您下次再见。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41217117665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0   发布时间：201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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