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变局
作者：赵灵敏 来源：联合早报
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结束，提倡实现APEC全体成员参加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构想，被写入了APEC首脑宣言。显然，与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比，中国意图主导构建区域更大的经济圈。而一系列豪华的仪式和演出，外国领导人排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等礼宾安排，以及中美领导人随后的散步外交，都显示中国已毫不掩饰其和美国分庭抗礼的野心。
确实，与2001年举办的上海APEC会议相比，今天中国的自信和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上海APEC时，中美关系刚刚经历了风波不断的10年，“炸馆”事件和海南军机事件余波未了；中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GDP只有1.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六位，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一。面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中国只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学习者和适应者。13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已经演变成“新型大国关系”，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日本的两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亚太自贸区到丝路基金，中国在经济上主导亚太地区游戏规则、提升自身影响力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3年间，中国完成了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融入者到制定者、主导者的转变，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虽然相比西方已经落后，但并不自知，依然夜郎自大地生活在“朝贡体系”这个自创的小圈子。《南京条约》的订立，使得中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动地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和敌意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不但原有的优越感不复存在，而且几千年来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被动挨打的失败者。这种痛苦的自我意识，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西方什么都好的观念，几乎成了全民族的无意识，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此后历经辛亥革命、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意识形态各异，统治者的个人风格和理念也不尽相同，但中国面对西方时在实力和心理上的弱势并没有多少改变。由于兵荒马乱、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和学习并不系统，其中包含大量的迷思和误读。中国真正开始全方位和西方打交道、了解西方，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经济情况如何，社会是怎么状况，两党制、华尔街投行、同性恋权益 等等，这些资讯的普及其实不过近30多年的事情。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旅游、留学或居住，中国社会关于西方的信息，虽然仍然不免受到意识形态宣传的干扰，但正在日益走向丰富、多元和中立。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实力和自信也在快速增长。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遭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冲击；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连西方舆论也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伴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人看待西方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一百多年来习惯的仰视，开始逐渐转向平视。不把别国放在眼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固然令人侧目，那种认为“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的右派公知话语，也同样不再受欢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用正常和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好与坏，以及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异。
中国和世界都须调整
这样一种国家实力和民众精神世界的变化，反映在外交上一是日益强硬和不妥协，敢于为捍卫核心利益得罪人；二是从以往的事情发生被动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主导话题和规则制定、未雨绸缪先声夺人。对这种转变，无论是世界各国和中国自身，都还处在适应的过程中。对于其他国家，它们在过去30年里看到的是一个友好大过天、事事韬光养晦的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国主要是一头经济动物，满足于利用全球化的好处发展经济，遇到不公平的事往往只是口头抗议一下，最后再花钱买平安。近年来，无论在南中国海问题还是中日关系，中国不仅在态度上日趋强硬，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对抗措施。各国在惊诧之余，给中国扣上了“傲慢”“攻击性”的帽子。但应该看到，中国的转变不是一时的激愤反应，而是一个“新常态”的开始，各国需要在适应的基础上调整政策。这个调整的过程，对每个国家来说或长或短。像英国，它以经济利益为先，已经默认了中国地位的转变；对日本、菲律宾这样的国家，转变的过程显然要长很多。
中国也同样需要适应自身的变化。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软弱抗议到强硬出击，从闷声发财到合作共赢，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到制定者，在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中国外交史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人员构成、危机处理，官方的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民众的精神面貌等都需要与时俱进，直面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特别注意这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不应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对于之前传出的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了美国，相信没有几个人把它当回事，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实际水平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且不说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不到六成，即便有一天中国真的赶上了美国，中国经济在创新能力、研发水平等方面仍然难望美国项背。目前，美国经济不但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而且在页岩革命、移动互联网等领域，再次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只是由于两党的政治纷争，导致奥巴马的外交回旋余地大大缩小。两年后白宫换了主人，中美关系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显然，中国的实力远没有到可以睥睨一切的程度。
二是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西方。今天，中国朝野的民族自信空前高涨，不再愿意无原则地迁就别国。这总体而言是好事，但切忌又走到另一极端，认为中国过去受了太多气，现在应该扬眉吐气，由别国来迁就中国。这种“万邦来朝”、试图恢复“朝贡体系”的心态，说明中国的国际观还停留在过去。事实上，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人的自由程度上，西方对中国仍然有全面性的优势，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尽管越来越少膜拜的成分，但这个进程不应停止。
三是中国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国际责任。一方面，美国在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问题上的态度是矛盾的。过去几个月，奥巴马在接受访问时，两次指责中国不肯承担国际责任，只是一个搭便车的，各国有事不会找北京，只会找美国。但当中国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亚太自贸区等构想时，美国却并不热心。显然，美国只是希望中国在美国需要的领域承担国际责任，成为好帮手，但不希望中国另起炉灶、分庭抗礼。
另一方面，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上的能力是有限的。目前，中国是伊拉克石油和天然气的最大单一投资国。在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攻城略地的情况下，6月15日，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刊出《如果要轰炸伊拉克，难道不应是中国》的文章，认为美国在波斯湾地区并无太多经济利益，反观中国平均每天从伊拉克进口150万桶原油，如果供油中断，“日子会很难过！”因此，“美国应让中国派出自己海军进入险境，毕竟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远比美国多。”但现实是伊拉克距离中国最西部的空军基地，直线距离超3000公里，远远超出了中国战机的作战半径和打击范围。中国在印度洋及中东地区缺少海外军事基地，因此中国的海空军尚无法承担干涉伊拉克的任务。有能力在全世界投资，却没有能力保护这些利益，在未来很长时间里，这会是中国外交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来源时间：2014/11/17 发布时间：201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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