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APEC峰会前再看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

作者：刘畅  来源：共识网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北京举行，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再度聚首，畅谈中美关系发展及地区与世界格局。自2012年2月习近平(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在华盛顿首次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到去年6月两国元首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达成共识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再到此次APEC领导人峰会前夕，两国各自的观察家们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争论愈发激烈。笔者最近参加了一期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的录制，主题是“中美能否在亚太和平共存”，邀请了来自中美两国的著名学者和分析家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亚太地区格局、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笔者对专家们的讨论印象深刻，并对这些问题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感想。

　　第一，我们一直要求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放弃其“双重标准”，以平等的视角看待中国，但同时我们是否也该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做好了平等地看待美国的准备?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中国要真正用一种大国的心态和眼光去审视自己同美国的关系，把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位置摆到与美国平等的地位，而非用一种“仰视”的自卑心态去看待自己与美国的关系。这绝非民族主义的滥觞，而是现实趋势的必然要求。强调平等地看待美国，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忘乎所以地以为我们很快就能同美国在任何事情上平起平坐，而是在同美国的关系中，要坚决合理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寻求与美国平等地构筑双边关系的新规则体系。我想这才是习主席提出这一理念的主要逻辑出发点之一。

　　此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显然已经超越了两国双边关系的范畴，其影响和意义已经逐渐外溢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其他国家，这一关系能否构建成功，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内各国的利益而言都有着深远影响。因此，除了平等地看待美国以外，我们还要问问自己，是否同样做好了平等地看待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周边邻国的准备。如果说之前强调的“平等”是不要用“仰视”的眼光看待自己与美国的关系的话，那么这里所强调的“平等”则是不要用一种“俯视”的眼光看待自己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历史上“朝贡体系”秩序(虽然当今学术界对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种体系仍有争论，但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的讨论)的影响，中国人似乎天然具有一种“天朝上国”的心态，在看待亚洲其他国家的时候，总会产生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种心理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作用下，会逐渐内化到中国的地区战略和周边外交政策当中，并由此招来了周边国家有关“中国渴望重建东亚朝贡秩序”的担忧。这种担忧具体在于，中国对昔日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有一种天然的向往，但其他国家在经历了条约体系的改造和接受了主权平等原则的洗礼后，不愿再回到朝贡体系秩序中去，其结果就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对现有的地区体系、秩序和制度所持的观点不同，因而它们在这些制度中所具有的身份、角色就不同，对自己以及对方的角色定位就不同，那么它们对制度的认同程度、对对方友好/敌对的身份建构也就存在不同，并进而导致中国同周边国家在建立战略互信、培育共同的地区意识和认同感方面可能会遇到很大障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困境和在固有的争端中的竞争关系有可能上升。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习主席在去年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才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为此，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制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总之，我们要以“命运共同体”而非“重建朝贡等级体系”的思维平等地看待亚洲其他国家，尊重它们合理的利益诉求，坚持外交途径解决争端，重塑中国在该地区的良好大国形象。

　　但是反过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亚洲现实的地缘政治图景往往是周边国家总在强调自己的弱者身份，以此来一方面博取国际社会对自己在同中国的争端中的同情，另一方面解释自己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合法性。正如这期《一虎一席谈》邀请到的担任马来西亚现政府特别顾问的胡逸山先生在节目中所强调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在面对这样一个大块头的时候，东南亚的小国们总会寻求联合起来避免吃亏。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之一就是亚洲其他国家组成一个反对自己的联合阵线，尤其是这样的阵线还同域外大国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这种“联合阵线”对中国最大的不利之一，在于它会以一种弱者身份绑架中国的外交和地区战略，使中国苦于不断地解释自己“和平发展”理念的合理性，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与周边国家走向对立的两端。

　　中国正在逐渐由一个地区机制和秩序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一个主动塑造地区规则体系的领导力量。在经济上，中国希望自己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能够成为自己所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典范，并以此带动同日本和韩国自贸区的建设，抵制美国以亚太经济合作代替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对自己在此间领导权的压制，此外还着重推进“一路一带”的全面建设;在安全上，中国一方面加强自身军力建设，并提出“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战术思想和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向美国和周边国家强调自己安全疆界的前沿所在，另一方面则在巩固和完善自己所倡导的以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为代表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亚洲地区安全架构的构建，并提出自己的“亚洲新安全观”，努力在理念和规则方面引导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重塑;在政治上，中国一方面坚持同美国在构建一个“可操作的”、“相互确保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上协调努力，另一方面提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对此不断进行多方位阐述和理念建构。总之，当前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不断地对亚洲地区秩序进行中国式改造，虽然这种改造更多地还是概念性的，尚未大规模地具化为切实的协议文本，但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规则性权力的能量，对亚洲新秩序的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我们盼望中美未来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但问题在于，“和平”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只是两国之间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美苏在冷战期间的关系也是“和平”的，但那种紧张的、危机频仍和矛盾不断的“冷和平”难道真的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之义吗?习主席早就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理念做出了经典诠释，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有学者指出，这三方面是一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只有首先实现不冲突、不对抗，才能继而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行为习惯，并最终实现合作共赢。但中美关系目前的迹象似乎让人有些担忧，严重的危机似乎迫在眉睫，在某种程度上，两国甚至连“不冲突、不对抗”的初级要求都未达到。

　　笔者认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表现出的是两国战略目标的趋异(strategic divergence)和战术行为的趋同(tactical convergence)。在战略目标上，中美两国存在明显不同。美国总体的全球战略是收缩性的，在亚太方面也不例外，它的根本目标是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维持现有的安全架构格局，而非大规模地变更和调整地区均势，也并不寻求对其所认为的主要对手国中国从内部和外部进行根本性的演变，而是要防止中国成为挑战自己在亚太领导地位的改变现状大国，影响、限制、塑造和规范中国的行为和选择。而中国的目标则在于，一方面，中国希望成长为地区大国，在亚洲赢得安全、信任、尊重和自身合法的领土与主权权益，它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推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同样也注重确保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的稳固与合法，还希望能有限抵制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对自己在安全上的威胁。

　　虽然两国在战略目标上趋异，但两国拥有两种相同的战略心理动机，即恐惧(fear)和理性(rationality)。一方面，中美相互畏惧，这种心理大致包含三个来源：(1)对对方实力的担忧，特别是对于中美这样力量级别的大国而言，当双方均具有能够严重威胁对方的生存与安全、甚至彻底毁灭对方的进攻性实力时，双方对对方这样的实力都会心存恐惧;(2)信息的缺乏与不对称也是产生恐惧心理的重要来源，也就是双方难以确定对方的动机和意图;(3)对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自己在战争中有可能蒙受的巨大损失，促使国家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而核战争的前景更是会给国家的心理投下巨大的恐怖阴影，因此，面对一个具有完全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对手，一个核大国在按下核按钮之前就不得不考虑由此而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另一方面，中美各自理性，它大概同样包含三层含义：(1)“趋利避害”的理性行为模式假设国家都是“理智”的(reasonable)，是心智健全的，从根本上不会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从而争取避免做出超出自己能够承受的代价范围的举动;(2)至少与合理地进行收益—成本计算同样重要的，是国家需要有自信和勇气做出决定，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的紧迫时间压力中，这种自信和勇气也是理性心理的重要环节;(3)理性心理除了对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作用之外，还会对对方产生效果，双方可以假设对方也同样是理性的行为体，也就是说，理性是双向的，而国家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理性正是在这种互动的关系中发挥了作用。

　　在“恐惧+理性”的战略心理动机基础上，中美虽然战略目标不尽相同，但似乎都在采取类似的战术措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以攻代守”，或曰“进攻性防御”(offensive defense)。中国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它正不断强化对A2AD战术的践行，如划定东海防识区、严格执行对进入防识区的外国飞行器的拦截、以及对钓鱼岛海域和南海一些岛屿频繁的巡航等;美国方面，它不断在次数和力度上强化对中国领海、领空的“抵近侦察”，并通过为盟国和伙伴提供训练和支援、为联合部队提供关键的授权性支援、将远征作战力量投放到战区内、构成新的常规威慑选项等方式来不断强化自己在亚太的军事前沿存在。总之，中美都在用相类似的战术手段来完成各自不同的战略任务，虽然从长远上来看，两国的战略目标可能会使它们在亚太安全体系中达到某种稳定和平衡，但短期内，双方“以攻为守”的战术行动却有可能激化矛盾和摩擦，给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带来更多不确定影响。

　　第三，要跳出上述“紧张—缓和”状态的循环逻辑，需要我们不仅要强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物质性权力，更要重视规则性权力的塑造。所谓物质性权力，通俗而言就是GDP总量多少、军队实力如何、有多少枚核弹、多少艘航母、在IMF中的特别提款权和在世行中的投票权都有大等，这种物质性权力的竞争导致的很重要的后果之一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加深，进而导致权力转移理论所津津乐道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关于主导权(霸权)的冲突和对抗。而“规则性权力”这一理念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相互认同的规则的稳定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两个国家能逐步实现角色趋同，即双方对于对方的角色和身份的定位不再是敌人和对手，而是朝着将对方视为朋友和伙伴的方向发展。

　　规则性权力的重要性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它有助于确定中美各自的行为模式，并有助于实现之前提到的中美平等。很多学者都洞察到了中美在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上的不同，即中国更习惯于首先提出一个宏观的整体性概念，在这种概念指导下先给双方关系定个基调，然后力求双方互动的结果能符合这样的基调;而美国更习惯于先谈具体的各种问题(如网络安全、人权、气候变化等)，之后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双边关系进行定位。学者们往往倾向于认同美国式的路径，认为这种方式较易进行衡量和比对，而中国的路径则很难把握具体问题。笔者以前也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逐渐认识到，中国路径的合理性在于它力求首先确立一种平等的规则体系，如果我们像美国那样首先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谈判，会有可能陷入美式规则的思维框架里，受到美国规则的束缚，这其实并不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另一方面，它还有助于对亚洲新秩序的塑造。很明显，一种基于两国共同认可的规则和约束基础上的中美战略互动模式，比不受规则束缚的、缺乏自我约束和克制的为所欲为的竞争性行为模式更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

　　规则性权力的塑造有赖于“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构建。建构主义大师亚历山大·温特指出，“集体身份”包括四种主要变量：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共同命运(common fate)、同质性(homogeneity)和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它们通过减弱“利己身份”来帮助构建“集体身份”。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之深自不必说，但值得注意的是，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导致合作，还要看到由分配问题衍生出来的冲突对国际合作的冲击，当潜在的合作方在如何分配可能产生的收益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合作未必会成为现实。更重要的是，如何促进两国在后三种因素上的协成则是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得以成功构建的关键所在：(1)就共同命运而言，两国需要在发现共同利益和抑制共同威胁两方面加深互动，培育双方共有的历史使命感和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感;(2)就同质性而言，中美两国应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并行发展相得益彰，实现“共同进化”(co-evolution);(3)就自我约束而言，除了由恐惧和理性的心理所衍生出来的谨慎与克制的态度以外，更重要的是双方“要达成一个交易，其核心是美国及其盟国要欢迎中国崛起为繁荣与成功的大国，中国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放心，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战略再保证”概念发明者、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滕伯格语)。总之“集体身份”的建构能够有利于两国实现角色感知的趋同，并由此促进“合作共赢”的实现，它能引导中美关系由“消极互信”(基于相互确保制衡或摧毁的互信)演进为“积极互信”(基于共同认准的合作规范)，实现两国间“新型大国关系”由“物质性权力导向型”升华为“规则性权力导向型”。

　　随着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新一轮改革进入深入攻坚阶段，以及奥巴马总统进入第二任期的后期，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和亚太秩序的塑造也都进入了关键时刻。笔者在《一虎一席谈》节目中发言时曾说道，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可能难以调和，双方的互信程度可能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很大提升，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发掘发展朋友关系的机遇，并不妨碍双方开发共同利益、管控危机与风险。此外，笔者的亲身经历还告诉我，发展健康、稳定、繁荣的中美关系不仅是两国政府的责任，更是两国广大人民的共同历史使命，当两国合计16、7亿的百姓都来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中美的未来、亚洲的未来乃至世界的未来会更好。

来源时间：2014/10/6   发布时间：2014/10/5

旧文章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