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中美关系可以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李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面对中国日益走入国际舞台的中央，《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发出了“中国想要什么”的追问，这一追问是一个巨大的时代命题，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新的战略思维。

　　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构成了国际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中国已经崛起为国际舞台上主要的全球性大国，而且这一崛起进程仍在持续之中。中美关系因此加速进入一个战略互动的新时代。

　　自1949年以来，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几次阶段性变化。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两国20年的敌对关系，其间美国对中国奉行军事上的包围、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而中国对美国则实行军事斗争上的不妥协、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是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的高潮体现。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中美战略关系经历了惊世一跃，从战略敌对迅速演变为战略上的合作。这种战略合作关系的首要基础是中美两国在安全上都面临着苏联扩张主义的严峻威胁，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又增加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基础。一方面，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帮助其实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美国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产生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期许，认为中国在价值和制度上会向美国靠拢，从而成为推动整个苏联模式引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变化的样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联的崩溃使得中美丧失了安全合作的基础，同时中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得美国的“理想主义期许”走向幻灭。但与此同时，日益蓬勃发展的双边经济关系却使得两国都从中受益。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爆发之后，美国发现，它仍然需要在反恐、地区安全等很多方面借助中国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中美关系既在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等方面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又在经济和全球治理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利益。这一时期，中国主动选择“韬光养晦”战略，而美国也在“接触”和“遏制”的战略辩论中最终选择了前者。不少战略家认为中美非敌非友的判断就是这种战略模糊关系的体现。

　　如今，中美战略关系正在发生新的阶段性变化。美国开始高度重视中国的崛起，高调宣布其“重返亚太”，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强力介入亚太事务，其对华政策也日益严厉，希望通过施加战略压力，将中国的崛起进程控制在它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中国也被认为日益“自信”，在领土争端、区域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显得更加“强势”。美国的“战略转向”和中国的“奋发有为”成为这一战略竞争关系在政策层面的最集中体现。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诸多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双方日益认为对方是最主要的竞争者，双边关系形态不再模糊而是日益清晰。但在另一方面，双方的依赖关系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深化，相互仍在很多方面展开着卓有成效的合作。

　　目前，中美之间不仅没有进行大国战争的潜在欲望，而且双方都极力避免发生大规模和全方位的冲突和对抗，都有意愿在竞争中维持合作。新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没有表现为你死我活的安全威胁和领土扩张，而更多地是在国际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它具体体现为中美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国际地位、现实利益和荣誉尊严的竞争。

　　首先，在国际地位竞争上，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在全球诸多事务中的实际控制力，而中国希望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亚太区域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在现实利益争夺上，美国希望国际规则制定和现实国际活动，都能更多反映美国利益，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有了更大的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认真考虑。

　　最后，在荣誉尊严争夺上，美国基于对大国荣誉的渴求，希望成为世界的“灯塔”和“榜样”，并时时流露大国的傲慢，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屈辱历史的国家，则希望实现民族复兴，成为国际体系中受人尊敬的强国。

　　因此，归根到底，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呈现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中美在宏观战略层次上竞争主导权，二是双方又在微观技术层次上积极寻求合作和利益共赢，它们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质。与此相应的是，中美关系中的两大机制可以确保这种战略竞争关系不会滑向传统的战略敌对关系。

　　第一，“战争恐怖平衡”机制。二战以后美苏之间的“核恐怖平衡”直接避免了美苏之间爆发热战。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核恐怖平衡”机制转化为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战争恐怖平衡”。现代战争带来了极其高昂的成本，中美双方在一场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中都没有赢家。不仅如此，美国甚至需要避免盟友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美双方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大规模战争的破坏性后果，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

　　第二，“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了国际关系这一经典命题，但是当时他们的分析触角只涉及美欧关系。而今，这种“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已经在中美之间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区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人员往来等多个方面，从而在中美之间缔造了巨大的共同利益。

　　然而，要彻底建立一种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对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建立起有效的管控机制，以控制双方竞争的烈度，并且在竞争中拓展共赢的利益领域，进而防止双边关系滑入冲突和敌对的状态。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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